引子
五一假期的那几天，我是在黄河北岸一个叫西吴庄的村里度过的。尽管节前对长假出行有许多设想，但现实的一切证明，那些都不过是一种设想而已———我的一个在省委工作、在西吴庄驻村的诗友，一个电话把我从出游无方中拉上了他那辆吉普，出郑州北行，向黄河北岸驶去。
西吴庄位于黄河北岸的原阳境内，紧傍着黄河的子堤，从郑州出发，要一小时左右才能到。虽然过了黄河桥，就是原阳县境，但村子蛰伏在平原腹地，车子下了通往新乡的大路，要向东行驶很久，才能到达那里，并见到纯粹的乡间田园风光。那里，才真正洗脱了城市的铅华，一切都变得缓慢、宁静下来。
因为天热，坐在车上昏昏欲睡，不知道拐了多少个田间小径，穿过了几个村子，终于，车子停在了村中的一个大院外。下车看看，一切都似曾相识的样子，童年时的一些生活记忆慢慢复苏，但这里又是陌生的，这座位于村子最南端的大院，因为没有种下一棵像样的大树，显得空旷寂寥。
我们的到来，使这里很快就热闹起来。同行的有两个小男孩，他们忽然从城市来到这个新奇的环境，兴奋异常，似乎什么都玩不够。其中一个拿了弹弓对着一切可以视为目标的物件发射———在城市的秩序里忽然解脱出来，人类天性中的破坏欲望开始泛滥起来。于是，清静的村子里，就开始不时响起梆梆的弹弓射中物体的爆响。另一个小家伙则对一只小鸡娃感兴趣。他把小鸡娃放在眼前的院地上，看它睁着天真好奇的眼睛左顾右盼———他们两个合在一起恰成和谐的一对。
放下行囊，简单洗了把脸，村支书和另外两位干部已经等着领我们参观他们的村庄了。而我也将在这里度过未来几天的日子，和他们同一步调地生活。
新农村
这个院落大约占地一亩，包括它的房屋占地面积。房屋位于院子的南端，院子中间有一条小路，两边种满了大蒜，眼下正是抽蒜薹的时间。那些蒜薹在宽大的绿色叶片中间探头探脑，它们的身体正在蒜苗的躯体内潜滋暗长，仿佛几米开外，就能听到它们抽动的声音。院子也是坐南朝北的，大门临着街道，这和一般坐北朝南的传统建筑布局不同。不过在西吴庄，虽然远离城市，村民们的房屋建筑布局却像城市一样，一排排十分整齐。就我们所住的地方而言，两排院舍的大门方向也是一座朝南，一座朝北，两两相对的，在两排院舍之间，形成了自然的街道。按说街道也是应该十分齐整的，但村民们的习惯是把一些建筑剩下的砖瓦，或者准备用来肥田的肥料，或者是一些庄稼秆，散乱地堆放在自家门前，街道因此看起来就有些杂乱了。新农村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把这些杂乱的摆设清理掉，还街道一个干净敞亮的面貌。至于怎样清理这些杂乱的摆设，那就需要动许多的脑筋。摆在眼前的问题就是，把它们清理到哪里去。粪肥堆积在田间地头，自然好，但不利于维护和管理，比如防盗。当然，西吴庄的民风是十分淳朴的。身边的人介绍，二十多年来，这里没有发生过盗抢或其他什么违法犯罪的案件，这使我们对这里的村民充满了深深的敬意，但这些和科学理性的设计是两码事。再比如砖瓦，堆放在田间地头明显不合理，一方面用之不便，另一方面占用耕地，与田园的风光也不协调呀。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站在我们住的大院的房顶上，我们开始讨论村民房舍的建筑布局改造问题。我们引证了外地民居的一些布局特点，那里的村民们是把整个的庭院分为前后两部分，中间用房舍隔开。前面的院子是脸面，养花种草，收拾得干净整洁；而在后院，则是堆放粪肥杂物、圈养牲畜的地方，后院自然有后门，以方便人畜的出入和粪肥杂物的运出运进。只是这样的布局所占的宅基用地面积是很大的，而且西吴庄的人们已经习惯了他们的房舍建筑布局。要改造的话，大规模的基础建设耗费人力物力不说，村民们的生活习惯首先就要面临改造。
但这些困难都不是可怕的，对于脚踏实地注重实干，又能持之以恒地工作的人来说，心中的理想早晚要实现。“创造自己的新生活，创造一个村庄、一方家乡的新面貌，还有什么实践能比这更激动人心、更振奋人心，因而也更伟大呢？”朋友的诗意泛上来，他的手在空气中有力地挥动，这使我对平时嘻嘻哈哈的他也有些敬重起来。
吴支书
我不太知道吴支书的年龄，因为我们毕竟在一起才几天，相互间还没有熟络到可以直言不讳地打听年龄的地步。在中国，探究领导人的年龄正在成为一种尴尬。虽然吴支书衣着有些不太讲究，甚至有些邋遢，棱骨分明的身上经常是一件深蓝色的T恤扎在一件灰色的板裤里，但也毕竟是一个村庄的领导人。不过听人们说吴支书在西吴庄已经做了二十多年村支书了，在他的任上，我们党的总书记换了一届又一届，二十多年不变的吴支书堪称元老。
元老自然有元老的气象。在他的任上，西吴庄二十多年来没有发生过盗抢等刑事案件，吴支书把这归结为这里的民风淳朴。他说这话的时候，无论从语气还是表情上都使我们感到了他对自己村庄的自豪和热爱。这样的支书是能孚众望的。走在西吴庄的街头，身边路过的村民给他打招呼，他也老远就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之间的谈话就是街坊邻居的聊家常。吴支书在与他们聊的时候，也不忘侧身给我们介绍村庄里的情况。他的黧黑的结满了皱纹的脸膛笑得很朴实，有些发暗的牙齿像黑夜里开出的一排花。我们发自内心地跟他开玩笑，说吴支书，我们当你的荣誉村民吧。他马上真诚地说，那好，我就先在村里给你们准备好房子。
他其实也是一个很爱开玩笑的人，有时候玩笑里也夹杂着一两句荤话，这当然是对与他十分熟络了的人说的；他也爱好文艺，听说吹拉弹唱无所不会，这使我们觉得在意料之外而又在情理之中。因为吴支书早年是行伍出身，当过兵的人是见过外面的世界的，在集体里要学什么东西那是十分容易的事。当然，他也喝酒，不过我们住在村里的几天里，他倒很少陪我们喝酒，即便在一起喝酒，也喝得很拘谨。倒是有几次外出到乡里开会，回来的时候一脸酒意，话也就有些多起来，笑话里不时夹杂着荤话，但也仅此而已。至于他的文艺修养，那是在我们的驻村时光结束的时候，在他送我们到县城的路上才略有领教。那天的天气照样热，三十四五摄氏度的气温让人们中午不敢出门。天上的太阳也白花花的，直照得村庄一丝声响也没有，仿佛要从人间蒸发掉。在下午五点，天气凉爽些了的时候，吴支书才从乡里回来，显然是喝了酒，拉着我们一一告别后，又钻进汽车送我们到县城，车行驶在黄河大堤上，看着堤下满眼的正在灌浆的麦地，他禁不住高兴地唱了一句：“西吴庄好地方好呀好地方，在这里一辈子我也干不烦哪”———这显然是套了豫剧《朝阳沟》的戏文，却唱得十分走板。我也看着车窗外一望无垠的麦地，心中忽然有一幅景象：吴支书坐在丰收的场院，酒后胡乱吹拉着一些小曲，一些走板的歌声像是从他黧黑的脸膛上掉落下来的，是从他有些发蓝的牙齿间蹦落下来的；是他笑出来的，或者干脆就是别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他的村民哼唱出来的；又或者一切都不是，那些散乱的走了板的荒腔野调，是从那些已经变得金黄了的麦地里，从那些麦芒上发出来的———像曾经的麦花，像五黄六月的麦地里刮过的干燥的热风。
夜晚的凝望
房子是拐角形的，一溜南屋的东端，向北边的院子里拐出一间屋来，屋子的西墙上有两扇门，靠南的一扇通中间的厅，靠北的一扇通往南屋外的走廊，出了那门也就到院子里了。这间屋子对着院子的墙上开着一个硕大的窗子，透过窗子，院子里种的蒜薹、青菜、石榴树和三株妖冶的花都一览无余。石榴树现在还没开花，但满身披挂着油亮的绿叶，妖冶的花开得正好，只是一朵一朵地开，一朵谢了，另一朵再开，它们状如小碗的鲜艳的花朵，像泰国人妖妖冶的红唇，给周围的空气制造出一种诡异的氛围。再过些天，这些鲜艳的花就全开了，接下来，它们花下的球茎将会变硬，“如果此时拿一把刀子割开它们，会流出白色的浆液，如果用火熬制、结块，将是最初的麻醉品，可以控制人类的神经和精神了。”———在云南当过兵的诗友对此十分了然。
隔着窗子，我远远地望着这些院子里的生物，心中体味着它们寂寞的生长，进而闻到了屋子里的寂寞。暂住在这间屋子里，我的心像院子一样空荡。
在高高的院墙外，是更高的杨树，它们才生长了有四五年的光景，叶片鲜绿而又茂盛，像一个个元气十足的少年。白天，当人们都被太阳晒得躲在屋子里的时候，它们似乎并不太怕那些灼热的光线。它们与高空的风嬉戏着，哗哗啦啦的，像热烈的欢笑，又像是拍手的游戏。我有时登上居住的平房屋顶，平视它们，但目光总忍不住背过它们，转向身后的黄河滩地上辽阔的原野。那里的麦浪在风中起伏着，在田垄间，也照样是碧绿的杨树，它们正年轻，挺拔茁壮。这样，看够了这些年轻的生命，我便收了目光，从楼梯上下来，回到房间把自己摆平，目光散乱地出一会儿神。这样反复多次，太阳也就渐渐落下了天空，落进西边苍茫的黄河。
夜里，村子里迎来了真正的黑暗。这时候，空气凉爽下来，躺在床上，把里外的灯都熄灭以后，隔着大窗户，我长久地向外看着墙头上那些年轻的杨树。它们在朦胧的月光中，黑黝黝的，像一团团浓墨，氤氲在灰暗的如水的空气中。但它们又是醒着的，风继续和它们嬉闹，它们整团整团、整块整块地微微移动着，依稀有叶片哗哗的声音，像热烈的笑，像欢快的鼓掌，又像一阵轻轻的叹息。
我在这样的夜晚彻夜难眠。我瞪大了的眼睛后面是不肯退潮的脑海。这些杨树，是我从小看惯了的，俗称鬼拍手的那种。那时候在农村里，因为这名字而害怕夜晚的田野。但每到夜晚，又总忍不住想要到田野里看个究竟。真正到了田间地头，在黑暗中，被一条灰白的小路引领，即便来到一些坟头附近，心里在害怕之后反而踏实了许多。因为它们是实实在在的、伸手可触的，我可以用我的目光，用我的手、我的脚，用我身体的任何部位和它们接触。这使我感到踏实，我因此在害怕中也并不觉得毛骨悚然。但那些想象中的你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无中的灵异，才是真正让人悚然害怕的。人之于它们，不是实体对实体的触碰，而是陷入了一种场，一种可怕的、叫人毛骨悚然的场。这场就在看不见的身边，更确切地说，是在脑海里。
但是今夜，我发觉我并没有因为我生活在城市多年而比小时候改变多少。我仍然保持着对树木、对夜晚、对黑暗中的田间地头的神秘而又渴望的感觉，我并不在内心里害怕什么，只是想接近它们，看个究竟。于是，我轻轻下床，穿好了鞋，拉开西墙上靠北的那扇屋门，径直走到院里，在院里仰头看了会儿墙外的黑黝黝的杨树，又大口呼吸了几口夜晚如水一样清新的空气，然后转身上到房顶，对着月下苍茫的田野伫望了很久。当我觉得我把田野里的一切都用眼睛和耳朵深深吸入了脑海，用鼻子深深吸入了肺腑以后，才带着满足的心情悄悄地下楼，回到房间里，继续我躺在床上对窗外的凝望。
村狗
在西吴庄，我们空前密集地看到了狗。在街道上，在各家的门前，三三两两，或黑或黄，数量几乎和人的数量相等，不同于城市的是，这里的狗一个个身体健硕，它们的腰身基本滚圆，显示出日子的安闲和殷实。这使我觉得，城市的狗其实十分可怜，它们在主人面前大都长不大，一副可怜巴巴、摇尾乞怜的样子，它们是凭娇小的媚姿取悦空虚的主人的一群，主人对它们的爱心，十分无私，他们会把最好的东西给它们吃，给它们做得体的衣服，在主人的眼里，这些狗已不再是狗，而是宠物，狗们的欢乐，能带给主人们欢乐；狗们得了病，主人们会变得十分忧戚。可是，这些在城市里的狗身上的现象，在西吴庄的狗身上都看不到，它们不是整天恋着主人的一群，它们不会摇尾乞怜。关键是，它们中没有一只是巴儿狗，也没有那种奇异的在城市里卖得很贵的外国纯种血统狗，它们大都是土头土脑的笨狗罢了。它们样子憨憨的，脑子里似乎不想太多的东西，整日在街上或者家门前悠闲地漫步，一只老母鸡从它们身边跑过，它们看都懒得看一眼。它们也很少打架，偶尔有一大一小两只在街角玩耍，有一嘴没一嘴地相互撩拨一下。西吴庄大多数的狗见人是不叫不咬的，它们的尾巴永远翘着，露出不雅的臀部，这似乎可以证明来自城市里的品种狗的虚伪的文明，它们很会把尾巴放下来，遮住后面，但明白的人知道，这类品种狗正具有狼性的特征，“下垂是狼，上竖是狗”，纪晓岚讽和珅的话，却也道出了狼与狗的区别。西吴庄的狗不会像狼一样把尾巴下垂着，它们终日头脑简单地把尾巴高高竖起，正因为如此，它们也才成为真正不具人类的某种阴险特性的狗。
西吴庄的狗们也有叫的时候。那是到了夜晚来临，当人们一个个钻进被窝，整个村庄突然安静下来，人们会发现白天里村庄杂沓的声音忽然让位于狗的吠声，一只、两只，一片、两片，整个村庄的狗声遥相呼应，把夜晚的村庄吠得有声有色。或许初来的人会奇怪自己怎么忽然堕入了狗的世界，但很快就会明白这是狗们在夜里隔墙聊天，东家长西家短地说些什么，以打发无聊的时光，或者干脆就是互相用吠声证明着各自的存在，证明着村庄的存在。它们的叫声与夜晚的村庄密不可分。
我曾经萌生了带一只狗回去养的念头，但立即觉出了这种念头的罪恶。人类的自以为是常常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罪恶的。他们对自己的周边犯下了罪恶，却常常浑然不觉。我是在那天晚上，在这个念头刚刚产生的瞬间把它掐灭在黑暗中的。我为此羞惭了许久，直到午夜狗们的抗议沉寂下来。不久，一两嗓鸡声宣布了黎明的到来。早晨起来，当我洗心革面，走出院门的时候，正与一条黑色的笨狗迎面撞上。我们彼此默默地对视了许久，我从它眼里既看不出敌意，也看不出惧意。它的眼里没有任何表情，只迎着我深长的目光，仿佛怕这目光无处着落，尴尬地落到地上似的。
中年男人
我们的每顿饭菜，都由一个沉默的中年男人来做。住下的几天里，这个天天与我们的吃饭大事密切相关的男人，没有和我们说过一句话，我们也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每顿饭前，无论早晨、中午，或是晚上，他都由他所住的村北头赶到我们所住的村南院子里，进了屋门，自顾自到厨房里操作。厨房里响起了抽油烟机强大的声音，我们不知道里面正在发生着什么，也不去关心。
大约四十分钟，开饭了，他一声不吭把备好的菜端到桌子上。我们中只有一位做教师的家庭主妇去帮助他端端盘子，拿些碗筷，但两人都各干各的，也并不搭腔。一切收拾停当，又由主妇来招呼大家就座。无法设想如果同行者中没有这个主妇，我们的一日三餐将怎样开始。
当我们吃饭的时候，一边呷着酒，一边谈论些曾经的生活中的见闻。厨师总是一声不吭，他既不到桌上吃饭，也不离开，而是坐在一边的沙发上默默地看电视，听我们谈话，如果没有人招呼他再做个菜什么的，他是绝不会动一动身的。这情景一直要等到我们把饭吃完，结束了话题，离开了桌子，他才走过来，收拾桌上的残局。我们看不出他的脸上有任何抱怨，他的脸上也从来没有任何表情。他收拾好了桌子，就开始打扫卫生。他会拿着拖把，把房门前的走廊拖干净，就像他每天早晨来到院子里必先做的那样。
他其实长得身材匀称，高高的个子，头发有些败顶，剩下的有些发灰的长发斜圈着绕过前额，做盘旋状，这在现在五十岁上下的中年男人那里被称作地方支援中央。他的面颊也黑，颧骨凸出，凹陷的两颊因此也更增加了他的沉默感。有时候，我们简直要怀疑他是个哑巴，但分明不是。熟悉他的人介绍说，他从前曾经在人民大会堂做厨子。可是为什么要回来呢？不得而知。那么我们每天的饭食是由一位曾经给中央领导主膳的御厨做的了，这使我们内心不免有一刹那的飘忽。
他的沉默无形中给他增加了一种神秘的力量。我们曾经听说，大约是去年，因为住在这里的驻村干部忘带了钥匙，打不开这个院子的门，做厨师的他就觉得自己有必要履行一下为驻村干部服务的职责。于是他就从院子的东墙翻进去开门，结果是摔断了肋骨。我们听了他的这个故事，都特别留意他的行动，但也没看出他有什么行动不便，大约是事情去得较远，他已经痊愈了吧。
他就是本村人，是支书老吴的一条船什么来着。因为吴支书的不凡，我们因此也视他为不凡，但他的不凡更是从他的沉默中表现出来的。我们不知道他的沉默，他对周围世界的漠不关心，或者一切见闻都被牢牢地封在他那张沉默的嘴巴里，是不是在人民大会堂做御厨时形成的高级修养。但很明显，他对他的身份地位和本职工作是有着清醒的近乎超现实的认识的。他沉默甚至冷漠，他的角色的修养倒衬得我们这些人未免有些随便了。
我在心里翻阅着一张河南地图。西吴庄位于黄河以北的原阳县，这个县距离临近的长垣县不过几十公里。而长垣，那是一个出厨师的地方，因为那里的许多厨师都曾经或正在中央机关做着御厨。
顺便补充一下，他的饭做得也并不特别有超凡之处，滋味远不如他的沉默留给我们的回味长。
草绳的副业
我小的时候，老家的山岭上开有许多工厂，比如卫生瓷厂、耐火砖厂，那时候去上面玩，看到最多的，除了陶瓷碎片、耐火砖外，就是用来包装它们的草绳了。这种发黄的粗糙的绳子，一圈圈包缠着陶瓷制品和耐火砖，免使它们相互碰撞而磕损边角。那时候知道这种绳子叫草绳，却不知道它们的来历，也不追究它们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
我离开家乡三十年了，草绳像沉入地下的古迹一样，埋藏在我的记忆深层。但在西吴庄，我的关于草绳的记忆被唤醒，我对这种黄色的手感粗糙的绳子有了更多的了解。
这些绳子被一圈圈盘起来，盘成直径约四十厘米、高约三十厘米的圆柱形绳捆，堆放在我们住的宅院大门外。它们不仅占满了村路两边的空地，还占据了部分的村路。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村民们正在村路上把几捆草绳放开，用编绳的机器把它们编成更粗的草绳。这个过程像极了在木架上搓麻绳。几股草绳在二十米开外的一端被机器拧成一股，这边的一端则是分散的，固定在一块木板上。机器转动，草绳被拧在一起时产生收缩的力量，拉动着分散的这一端向前走。有村民坐在分散的这一端的木板上跟着向前移动，那情形仿佛拍电影平稳地移动镜头机位似的。
向旁边的村民们打听他们生产草绳的事。他们介绍，这些草绳是用收割后的水稻秸秆编的。西吴庄是著名的原阳大米的主产地，收割后的水稻秸秆都被用来加工成草绳，卖给外地的钢厂，用来包装钢材。村民们编草绳的历史已经很长远了，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更早的时候，原阳种大米是由当地来自南方的军垦人员从南方带来稻种，在当时还是黄河滩地的盐碱滩上尝试种植的。可以料想他们当年为把黄河滩上的盐碱地改造成水田耗费了多少辛劳，而军垦农场一经把自己种植成功的水稻推广给附近的村民，当地的生产结构也就立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也带来了80年代后村民们用稻草编草绳的这项副业。当然，村民们多是利用农闲时间经营这种副业的。因为有这种副业可以做，90年代后形成的从农村到城市的打工热潮中，西吴庄人到外地打工的很少，他们的家乡提供了那么丰富的资源，他们有干不完的活。
这真是叫人刮目相看。原来草绳是用稻草编的。料不到稻草还可以有这样叫人振奋的经济用途。利用这些稻草编草绳，不但多了一项增收的副业，而且很好地处理了田间废料，农民们不必再发愁怎样处理这些稻草，不必一味靠在田野里烧荒了事，环境的污染因此可以得到缓解，这真是变废为宝、一举多得。我问村民，既然有这么好的处理庄稼秸秆的方法，为什么不把小麦的秸秆也用来编草绳呢？回答是小麦的秸秆脆，不如水稻的秸秆柔韧。原来如此，看来水稻作为南方的农作物，的确是带着南方的个性，像那里的人一样。我的心里冒出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的话：“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那是这位南方女子对爱情的执着。想到这里，心中忽然就疼了一下，赶紧把话题转开，思绪也转到了其他方面去。
就生产历史讲，西吴庄及其周围的村庄用稻草编草绳已成一项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副业。不过这种副业也带着小农经济的特性，即小规模的分散生产。虽然他们不愁销路，一年里不时有代销商主动登门收购，但分散的经营使村民们在供不应求的市场面前处于劣势。比如他们生产的草绳直径大约四十厘米的一捆，十捆加起来才两元，抛开原料不说，仅劳动力价格就低得令人难以接受。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些分散的生产集中起来，形成规模效益呢？那样，既有利于向市场争取更多的劳动力回报，又容易形成品牌，在市场上形成影响，而且，集中生产，也解决了场地分散、难于管理的问题，对改善农村环境，保障生产的安全，都有好处。
但是，我这么想显然是滞后了。在这里驻村的干部们早已替西吴庄想好了这条路。他们已经和村委会的成员们商议过，准备利用村外小洲庄被砖墙圈起来的一处废场院做场地，来集中生产草绳。他们给未来走向市场的草绳起了个合乎实际的名字———黄金绳，甚至要成立西吴庄自己的有限公司。到那时，我的上述或许简单的想法都会实现，而且，说不定还会出现更多的我想不到的新农村建设的新面貌呢。
西吴庄的草绳副业让我联想到很多关于农村的事。比如麦秸秆，在开封和省里其他一些地方，已经被用来编织秸秆画，成为在国际上受到欢迎的富于民族特色的工艺品。但是，做秸秆画又能消耗多少麦秸秆呢？更多的麦秸秆用来做什么呢？可以造纸，但污染问题需要解决。可以简单地烧荒，把它们解决在田间地头，可是大气污染、火灾隐患等问题又该怎样解决呢？可以用来沤沼气，那是一种集环保、节能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工程，从中学时代就从课本上了解到了。可是，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就我现在的了解，这项工程在农村还远没有普及，一些地方的驻村干部是把普及沼气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来做的，那也自然要成为他们的工作成绩。沼气至今不能被推广普及，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呢？想来想去，想不出个所以然。以上这些，还仅是麦秸秆的问题。如果在西吴庄之外的其他地方，那些种植玉米、高粱等高秆植物的农村又该如何解决他们的农作物废料问题呢？或许做饲料，或许发展其他的加工工艺，总之应该各有各的路子吧。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问题有多少？这些除非身体力行到一线工作实践中去，才能发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单靠脑子里的抽象思考，靠脱离现场、脱离实际的纸上谈兵，都只能是一种空论而已。想到这里，再一次环视身边的村民和他们编草绳的劳动场景，竟然觉得处在他们中间的自己是那么轻飘。
生与死，一个哲学话题
在通往小洲庄的路上，我和吴支书并肩而行，望着眼前广阔的麦田，我们谈到了生与死。
生与死，是一个容易变成哲学的话题，但我们的谈话仅限于社会学范畴。
我们先从西吴庄以及行政属下的自然村小洲庄的人均耕地谈起。吴支书告诉我，这里的人均耕地是两亩左右。这使我对着眼前广阔的麦田略感吃了一惊。因为就在一个月前的巩义之行中，对着浅山间见缝插针的小平地上的麦田，我问当地的一位村支书同样的问题，他的回答也是人均不到二亩，这与地处广大的平原的西吴庄相差并不多。但既而我就把自己说服了，之所以两地人均耕地相近，是因为西吴庄地处平原，人口密度比之地处山区的巩义那个村要大得多。
西吴庄七十多户人家，全村四百多口人。黄河北岸的这片湿地养活着他们，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产、繁衍，一些人老去了，一些人出生了。老去的人，他们生前的耕地要被政府收回；出生的人，到了一定年龄就要分给人均的耕地。耕地与人口，就是这样像风水一样地轮流转着。人与自然，好比巨人的两只脚，轮番前行，巨人的路没有尽头，社会的发展永不停歇。
因为土地存在着再分配的问题，那么男丁对于一个家庭乃至于一个家族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女孩子早晚要嫁人，嫁人以后是只能为夫家添人添地的。如果一个家庭男丁太少，几十年后他们所经营的土地也将少得可怜。而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无异于失去了天。
这就是今日农村重男轻女观念的一个重要根源，不仅是香火问题，不仅是繁衍家族后代问题，也不仅是老有所养问题，更是近在眼前的现实的经济问题。我对吴支书讲，可见计划生育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在农村，它尤其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涉及内在的思想观念和外在的社会保障。任何一项做不配套、做不到位，计划生育就不可能变为人们的真正的自觉，而一直要停留在靠政策宣传和强制执行的低层面上。说这些的时候，我心里清楚，作为具有二十多年乡村基层管理经验的吴支书其实比我更明白这些道理。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吴支书就在笑，他代表西吴庄数百口的村民在笑，他代表中国八亿多农民在笑。他的笑，他们的笑，是那样的谦逊和朴素。
生既如此，死又如何？生存在土地上几十年的人，一旦死去，能够摆脱与土地的关系吗？我看着身边广阔的麦田，发现一个问题———在这片广阔的麦田上，居然看不到一座凸起的坟头。麦田是那样的辽阔，又是那样的平坦，平坦得几乎有些空洞。一些画面在我的眼前闪现：一座坟，一棵树，甚至一片小树林，相傍着点缀在平坦的田野上；一堵墙，一句标语———“要想富，先种树”，或“富不富，就看树”，或“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标语忽然都走下墙来，走到了田间地头，变成了傍坟而生的大树或树林，铺开的树冠像田野上空飘浮的朵朵绿云……我收住幻想，但空洞的视野又被许多古旧的文字占满，从汉魏六朝的文字里走出来一队古人，“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甚至陶潜也出来应景：“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但是，墓在哪里，黄泉在哪里，赖以托体的山阿又在哪里？眼前是火，是焚尸炉，是焚化一切诗意和幻想、烘干所有人间水分的火。这火阻断了人向土地回归的路，死者永不能再呼吸泥土的潮湿，活在地上的人们不再对地下做任何幻想。归路既无，家园幻灭，人心不再有希望，也不再有敬畏，人心空旷得像眼前空洞的麦田，没有大树再来为灵魂提供庇护和阴凉，世界迅速荒漠化。
我的幻想被吴支书提供的一条信息打断。他告诉我，最近，当地政府通过了一项政令，农民死后不再强制火葬，可以改归土葬。原因是当死者被火化后，其家人还是要给他举行诸多仪式，包括骨灰的安置问题，前前后后都要花钱，等于是二次丧葬，构成巨大的浪费。这信息使我从幻想中彻底清醒过来。我忽然感到一种轻松和悲怆，那些被政策强制多年、几近泯灭的传统心理，竟有回归的可能，但回归起来又是那样的难，毕竟几十年了，人心已走出很远。在彻底回归之前，我们要重建的，是对土地的亲切感、依托感，是对地下世界的感性认知和认可，这是一种倒退还是矫正呢？一种“近乡情怯”的感觉隐隐袭来。
我没有细问这项政令的具体通过时间和发布情况。但我相信在广大的农村，土葬作为一种传统，其实一直存在于政令之外，如今既有政令的通过，那不过是对现实的一种承认罢了。我要和吴支书探讨的，是土葬究竟能节约多少耕地的问题。要知道，这是当初推行火葬时的一条很具说服力的理由。我举历史上的一些现象说明，一般来讲，平民起一座坟，占地大约不会超过十平方米，而一座坟上种一棵树，长大后对周围环境的改造绝不是十平方米。一座坟在地面上能存留多久呢？大约不会超过三代，三代以后，祖坟在曾孙辈那里就成湮没的荒坟了，它会被后来者平掉，重新种植庄稼，这是土地的自然循环利用，远比现在水泥硬化的公墓要合理得多。而现在，火葬的一个衍生物是公墓的大量批地建设，其规模正步房地产大规模性疯狂圈地的后尘，而且由于是群体的记忆，它的公共性也强化着它在土地上的地位，其建筑用的水泥、石材所造成的经济耗费不必多说，仅就其存在的时间来讲，是远远要长过一座座孤立的土坟的。多少年后，在死者的小区和生者的小区共同挤压下，人们生存的空间到底还有多少？这么想来，土葬和火葬，以及由此衍生的土坟和公墓，哪一个对环境的保护更有力，哪一个对土地资源的保护和循环利用更合理、更长久呢？
说到这里，我很想再举新闻上报道的现实中的一些实例来做证。就在五一放假前，一条图片新闻在报纸和中央电视台上被报道出来，说的是某地因为建公墓，把一座山的一半辟出来，用水泥硬化。山上的植被被破坏了，画面上的山体左边一半是绿，右边一半是白，多么触目惊心。但这条新闻的报道重点，似乎不在于把半个山体用来修公墓，而是说建在了某个村庄的出村口，村民们进出村庄，必经过这一大片灰白的墓地，心理上极不舒服。看到这新闻，不免想，假如这公墓修建的地方不在村民进出村庄的要道上，而是其他不影响人们眼前生活的地方呢？媒体是不是就可以不必再考虑许多，而任自然的土地和山体就这样被整片整片地硬化、植被破坏，而公墓就像硬化肌体的癌细胞一样在健康辽阔的国土上扩散蔓延呢？
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是人类共同面临的终极问题。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人们基于不同的文化心理都给予了不同的答案。在西方基督世界，人是上帝造就的，死后还要去天国面见上帝；产自印度的佛教从古印度早期婆罗门教中继承了火祭，他们崇尚灵魂在浴火中得到涅槃；而对于以土地为生的农业文明的中国人来讲，祖先是来自泥土的，这有我们的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为证。既然来自泥土，死后也仍要回归土地，因此土葬，成为我们民族的一种深厚的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早在习惯于火葬的佛教传来之前就已根深蒂固。因此要讲哲学，对于中国的农民来讲，土地就是他们的哲学。
我的关于哲学的漫想仅仅在心里翻腾着，没有说出口。在我与吴支书并肩而行的那一小段路上，看着眼前广阔而平坦的麦田，我们共同的话题是生与死，我们谈论的范畴在社会学内，而不涉及哲学。因为我们的哲学是不同的，我的哲学建立在别人的书本和别人的体系上，被空投到了西吴庄；而吴支书的哲学和他的乡亲们一样，踩在他们脚下的土地上，他们的哲学就是他们脚下的土地，是土地上生长的麦子，是我们眼前碧绿的麦浪，是一个月后金黄的收成。
夏家大院
一个寡妇，辛苦抚养了四个儿子。后来儿子们长大了，个个都很有出息，于是回到故乡，建了一座大宅院。他们的事迹和大宅院从此被家乡人广为称道。
时光流逝了不知多少年，寡妇的生命消失在时间的洪流里，四个儿子也都在外干事了，他们的后代也没有再回来，剩下他们的大宅院，新中国成立后被人民政府征收，现作为一处文物建筑，立在原阳县城一条破败的街道边。
这就是夏家大院，经过了多少年，仍然被原阳县当地人向外人称道的一处宅子。当我们与西吴庄的吴支书及另一位朋友驱车来到原阳县城的时候，他们临时向我们提起了这个地方。我们在品尝了县城一家有名的烩面馆里的烩面后，来到了尘土翻飞的夏家大院门前。
果然名不虚传，大院高高的房子和门楼，与周围低矮的建筑比起来，堪称巍峨。房子是青瓦起脊的传统建筑，瓦楞上雕着花。瓦当因为房子太高，离得远，看不大清楚。大院的门楼并未开在临街一溜长房的正中间，而是偏在左手一隅，而且门楼窄窄的，越发显得高。门楼的这种开法，似乎折射着这家富裕起来的人的隐曲心态，一方面要高堂大宅光显门庭，一方面又懂得含蓄和避让，不过分张扬。这种露中有藏，张弛有度，或许是中原，或者中国人普遍的谨慎性格的折射吧。
我们从改做了门市兼门卫室的门楼下穿过，几个中年男女坐在昏暗的光线里。他们介绍说这里归县文化馆管理。不知他们是否就是文化馆的工作人员。
转过门楼，从一扇偏门里就进入了老宅的大院，是四合式的，穿堂三进，这种布局有点像南方风格，但不同的是，天井感觉要窄小得多，或许是因为四周高屋建瓴的反衬吧。庭院里种的树木是北方的槐树，陈年黑皮，树冠已经很高。往周边屋里看，则极不讲究，里面摆设的不似南方精巧的桌椅条几，墙上也没有什么字画，倒是分别塑了四个高大的泥像，大约是历史上一些有名的人物。不知当年的主人是怎样摆设他们精心建筑的这所大宅院的厅堂的，单从破败后外人在他们屋子里塑造的这些顶天立地的泥像，就可见当地人的精神世界。他们所崇拜的高官显位，占据了精神的整个空间———没有给生活的情趣留下丝毫的余地。
三进院落，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作为过渡的两进院落中的厅堂，也没有作为影壁的古木家具，照旧是当门塑一个高大的泥像了事。
看着这样一所古旧的大宅院，心中为它的内容感到尴尬，同时也感到压抑。同行中人多表示失望，有的敷衍着对一些泥像的身份做些辨认，有的则什么都不看，干脆站在通往门楼的角门处等候离开。我则对第一进院落四周廊下挂着的二三十幅漫画感起了兴趣。这些漫画没有落款，作者因此不详，但画都用毛笔完成，看笔法，十分纯熟，想来应该是县文化馆的一位馆员吧，而且分析其年龄，大约也应该在中年以上，或者四五十岁的模样。他的画反映的内容，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涉及计生、科普、国企改革、社会风尚等，那个时代的人们大都关心社会，看社会的眼光也充满了善意和希望，因此幽默起来也显得轻松浅显。从这几十幅画，可以想见当年这里社会文化生活的丰富和热闹，只是社会变迁，人们的精神空间受到空前的挤压，一些基层文化工作远不如当年红火热闹了。眼前这些画显然已被闲置了很多年，挂在廊下无人理会，如今看起来倒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至于文化馆现在的具体工作状态是怎么一回事，这位漫画作者现在的具体情况如何，都不是我们这趟短暂的走马观花所能了解的。
博浪沙
博浪沙在原阳县城外的哪一个方位，看来永远要成为一个谜了。
那是张良刺秦的地方。张良，韩国贵族后裔。当秦王嬴政灭了六国，统一天下后，散落民间的六国贵族几乎都对他怀着刻骨的仇恨，张良是其中之一。彼时他正年轻，血气方刚，雇了勇士，在嬴政巡游的路上伏击，准备击杀这位灭国仇人。他们伏击的地点就在今天原阳县境内的博浪沙。这个地名的由来大约因为靠近黄河、荒草连天的缘故，充满了苍茫辽阔的历史韵味。当年勇士抛出的大铁锥没有击中秦王，却击中了秦王乘坐的马车。战国时期刺客很多，但失手似乎也很普遍。荆轲就在嬴政面前失了手，还丢了命。张良雇用的这位刺客虽然也失了手，却是借助博浪沙茂密的蒿草得以脱身，不知所终。接下来在覆盖全国的大搜捕中，张良隐姓埋名刻苦攻读，终于把自己修炼成为刘邦手下足智多谋的开国三杰之首。
博浪沙因为张良当年此举而名扬天下，流传后世。我们是在赶赴原阳县城用午餐前到博浪沙去的。一路上我们怀想着秦汉风云变幻的历史，觉得车外浩荡的麦田仿佛当年勇士隐身的茂密的草丛一般。
在一座桥上下车。天上的太阳散发着炫目的强光，往四周看，公路两边是大片的麦田，不远处有连片的建筑，无法判断是县城还是某一片村镇。当时懒，没有向同行的人打听，以至于目前的方位是在县城的哪一边，成为一个谜。现在时过境迁，也就成为一本永远的糊涂账了。
我们被桥下的一条河吸引。河是一条臭水沟，上面漂浮的秽物和河水散发出来的腥臭气熏人。在前方百米开外的河身上，倒有一座圆拱石桥，颇有点江南风味，这使我们感到新奇。如果不是河两边的麦浪提醒我们这是在黄河以北的中原，我们真有置身江南的一刹那的错觉。
就在那座石拱桥前边不远的麦田里，有一座碑亭，旁边是一座较高的仿古建筑，余下散乱布置的，是几间起脊的普通民房。那就是博浪沙了。确切地说，是博浪沙的石碑存放的地方。这通石碑是清代遗留下来的，原来立在原阳县城墙上，后来因为发展的需要，县城的城墙被拆，立在县城上的石碑遂无存身之地。是一个景仰中国文化的日本人帮了中国人的忙，当他心怀博浪沙的盛名到此一游时，现实和心中的想象之间的反差令他大失所望。他捐出十万美元，委托当地人把博浪沙的石碑改迁到一处环境较好的地方，修建屋宇纪念他心目中的英雄张良和博浪沙击秦这一历史事件。这就要说到日本人的某些可敬之处，他们对唐以前的中华文明是心悦诚服的，也并不一味势利，当看到现实与他们心中的想象有反差时，他们不是气馁，而是捐资改善不称人意的现实，这种精神十分值得现在的中国人学习。但是，日本人捐的十万美元，对现实有什么改变呢？除了在县城的外面辟了这块地，修建了一座碑亭，建了一座屋宇外，别的就不知怎么用去了。而眼前的这些成绩，哪里就能耗去十万美元呢？我们去碑前看了看，碑是好碑，但那是清代的遗物；那座新建的屋宇呢？怎么看都像半拉子工程，里面倒也塑了张良像，但其他一切配套的东西都没有，似乎我们中国人在高大的屋宇内所能做的就只是塑像了，我们的想象力是如此贫乏。究竟是什么损害了我们民族的灵魂？
我们在所谓的“博浪沙”停了不长时间，重点看过那些曝露在阳光下的田野中的数十通新刻的远近名人题词的石碑后，就驱车而去。在去往县城的路上，我们都感叹“看景不如听景”这一名言的真理性，叹息这次看景对我们心中因听景而产生的美好幻觉造成的破坏。
湿地
我们出了小洲庄，沿着那条小河的北岸向东走。一路上，不时有野鸡、灰鹭、白鹭在前方不远处的河岸或河中心的水草丛中拍翅飞起。它们在空旷的小河上空缓慢地滑翔，最后飞进两岸茂密的树林中。
这一带是黄河北岸的湿地。向南走不远，就是黄河的子堤和母堤了。现在才刚刚进入五月，阳光虽然强烈，但走在河堤上的树荫下，倒觉得飒然吹过的风的凉爽。走了一段路，就看到左前方一大片茂密的树林，走进去，树林中间却是一带波光粼粼的湖，面积三四十亩。湖岸蜿蜒，湖面由南向北，时宽时窄，水十分清澈，有二三野鸭停在远处的水面上。空气中氤氲着一股浓烈的甜香。抬头看，四周全是高高低低的洋槐树，槐花已经有些老，但仍然开得洁白，千串万串，挂满了槐树的枝头。它们几乎要压过了槐叶的绿色，把周围这一片树林改变成雪的世界。我们就举手随意地在头顶上捋槐花吃，味道清甜可口，这在城里人是难得的口福。但在村里人，他们见惯了这些风景，也吃惯了这些槐花，一点也不觉得稀奇。
在湖面的左岸，是一条长长的大堤，堤上林木丰茂。走过去，仍是槐花弥漫的雪的世界。我们走在槐树下，透过槐花向头顶看，湛蓝的天空显得悠远，蓝与白，再加绿的点缀，我们的心好像被浸在甘洌的清水里。只有远近草丛里不时腾起的野鸡野鸭，把我们的目光从天上拉到地上。
在我们行走的大堤的左侧，就是宽大平坦的麦田了。田垄上长满了各种野菜。碱风棵是我才认识不久的，在采摘它之前，我已经在饭桌上享受到它朴素的美味了。此时，同行者中仍然有人弯腰在远处的地头采摘着它们。喜欢看风景的我们则顺着大堤在槐树林里前行。到了大堤尽头，是一条窄窄的乡间柏油路。上路往左拐不远，柏油路右侧，是一片更大的柳树林。这些柳树多属野柳，年数或许不少了，并不十分粗壮，却一棵棵歪歪斜斜地向高处长，姿态野逸。我们走进林子，远远近近的树梢上，就有无数白鹭、灰鹭此起彼伏。仔细看，树杈上建着许多它们的巢。
我们在林子深处待了很久。鹭鸟们在头顶的树梢上飞起又落下，当它们落在一枝细柳上的时候，柳枝就在繁密的枝叶丛中起伏摇荡。我们羡慕这些居高临下的轻灵的生命，羡慕它们生存的悠游。它们在这一片深林里自由自在地嬉戏和生活，数量不知有几百上千只，它们的社会相比于人类社会来说，要诗意得多。
看着那些或灰或白、或飞或立的鹭鸟，我忽然想起了宋徽宗笔下的仙鹤。那也是成群成群地或飞或站，腿一样地细长，脖子一样地弯曲。但它们是高贵之鸟，它们飞来飞去，总在帝王之家。而眼前这些鹭鸟，它们飞来飞去的地方，只有两个字：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