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的放权，让手下的人有了成长的空间，这避免了重蹈诸葛亮的覆辙。诸葛亮事事亲力亲为，却留下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尴尬局面。王艳辉说：“杨元庆这人学习能力挺强的，收购IBM算是柳传志为杨元庆挖的一个坑，他也在赌杨元庆能成长到什么地步。现在看来，杨元庆跳出这个坑了。”
联想控股人才济济，柳传志下面有杨元庆、郭为、朱立南、赵令欢和陈国栋等人，杨元庆下面又有马雪征（联想集团前高级副总裁兼CFO）、刘军、陈绍鹏、王晓岩等高管，这些人下面又有一大批中层管理者，形成阶梯式的人才厚度。“提到海尔大家就会想到张瑞敏，提到华为就是任正非。但提到联想你会想到很多人，柳传志这些年主动将这些人往外推，跟媒体打交道、参加活动，让外部认识他们。”联想控股的某老员工说。
另一联想控股员工说，外界都在关注柳传志的接班人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存在。“联想集团是杨元庆负责，但他在联想控股没有任何职位，因为联想集团的空间已经足够大了。朱立南是联想控股常务副总裁，仅次于柳传志。”
柳传志希望挑中的人有主人的意识和责任感。王艳辉说：“国内能像杨元庆这么拼命的我见得很少，他以前可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周工作7天，而且他能坚持10年、20年，别人能做得到吗？反正我做不到。”
柳传志说：“杨元庆是比较能吃苦的，他并不愿意到美国过日子。罗利，美国一个比较偏僻的城市，你叫人家在那过日子我觉得挺别扭的。一家老小都在中国，在家里还有他老婆给做饭，到美国多亏！但是，他是有事业心的人，能吃苦。”
柳传志复出后的结果比较顺当，好像2.26亿美元的亏损，只是一艘巨轮在航行中遇到的短暂风暴。依靠中国以及亚非拉市场的拉动，联想集团连续五个季度增长速度快于行业整体水平，据分析机构IDC（互联网数据中心）发布的2010年第二季度数据，联想集团的全球市场份额首度超过10%，达到10.2%。“联想集团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我们重新走上了高速发展的轨道。”2010年8月19日，手执20102011财报第一季度盈利8200万美元的成绩单，柳传志笑了。
联想集团高管对阿梅里奥的评价除了“操盘高手”之外，再就是“追求即期效益”见《三联生活周刊》封面报道《柳传志、杨元庆的形与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卖掉了联想移动——这个柳传志、杨元庆他们认为应该保留的、符合未来3G融合趋势的、企业战略性方向的产品。
“CEO希望把手机卖出去，因为是他负责，其他人不应该予以干涉。我有不同看法，但尊重CEO的意见，卖了就卖了。不过在我心里，一直认为这块业务将来还是有重要作用的。”柳传志说。在他的协调之下，联想控股旗下的弘毅投资以一亿美元的价格接手了联想移动。后来，联想集团需要手机业务，又以两亿美元的价格买回来了。
“如果是职业经理人的话，他就一定不会干。因为这种牵扯到关联交易的事本身很讨厌。”柳传志说。
这事也给了他深刻的教训，他对西方企业职业经理人机制的看法更加审慎了，打造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的期望越来越强烈，他希望他的接班人在精神上继承他的“血统”，将联想当成家。“没有主人的话，这种事谁都要躲，没有人愿意做。”
“另外，个人的声誉也很重要。我做这事的时候，公司董事会内部、员工内部，甚至包括媒体，没有人怀疑我的个人动机，因为我确实声誉还比较好。如果我以前在这种事上捣过鬼，今天再做这事就会很麻烦。”
做一个正直的人。
作家迟宇宙在其《联想局》一书中写道：“2003年9月5日，柳传志父亲柳谷书去世。9月15日上午，八宝山，柳谷书追悼会，200平方米的大厅水泄不通。一位参加了追悼会的年轻人说，那天没有去八宝山绝对是一种遗憾，因为失去了一个在柳传志最脆弱的时候了解和理解这个人内心的机会。”
在念悼词的时候，柳传志说，自己不可能全部学到父亲的才华风貌，但父亲做人的正直和清白却不敢忘。父亲一生做人清白，公私分明。“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工作性质不同，事业有大有小，但我们每个人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我们永远不敢忘记，我们是您的孩子！”
1944年4月29日，柳传志出生于上海，美国《商业周刊》说他“衔着红色银勺子出生”。他的父亲柳谷书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中国银行的董事，与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其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多个部门工作；1961年任黑龙江省银行国外部经理；1965年8月调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工作，任法律处副处长；1975年9月任江苏外运公司副经理；1978年8月任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法律事务部副部长。1984年，63岁的柳谷书创办了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简称CPA），之后创办柳沈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
柳谷书是中国知识产权的先驱之一，其创办的CPA是国务院批准的最早的三家知识产权代理机构之一。柳传志在致父亲的悼词里说：“您圆满地处理了迪士尼的案子，圆满地处理了维他奶的案子。一个又一个案子的成功，让外国人对香港中国专利代理公司的品牌开始有了信心，对中国专利法的实施开始有了信心，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真诚有了信心。”
63岁的柳谷书高龄创业，最初的启动资金是80万元贷款，为了省下6毛钱的电车费，他下雨天徒步上班。王正发1988年时任CPA总经理，他回忆中的柳谷书生活低调、淡泊，当时CPA已经颇具规模，也花了不少钱给员工买房子，但是柳谷书夫妻仍居住于华润大厦C座50平方米的房子里。王正发劝柳谷书搬到更大一点的公寓，而柳坚决不同意，说“房宽不如心宽”。后来，王正发见柳谷书屋内挂了一副有人送他的、在面积上与他的斗室不甚相称的大对联，上面写着“仰俯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见《柳谷书四年祭》，作者王正发，刊登于《中国企业家》2007年第17期。
1961年，柳传志高中毕业，他想当飞行员，经历了层层选拔之后，成为学校唯一的入选者。但在那个讲究出身、政治成分的年代，柳的舅舅是“右派分子”，这意味着家族的污点。柳传志因为这一“污点”被刷了下来。柳谷书告诉他：“不论你将来做多么了不起的事，还是做多么平凡的事，只要是一个正直的人，就是我的好儿子。”见《联想风云》，作者凌志军。
柳谷书以身体力行教诲自己的儿子，而他的教诲也成了儿子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正直的清誉让柳传志安然渡过惊涛骇浪，也为他做事带来很多便利。无论是2000年联想集团的分拆重组，还是联想移动的左手换右手，以及引入泛海控股，都有柳传志的人格作保。“引进泛海本身没有任何阻力，泛海的老总卢志强和我在1994年就认识了，有十六七年交情，因为长期在一块儿，为人作风都太熟悉了。”柳传志说。
1984年，为了创办公司的事，柳传志和王树和（联想首任总经理）特意买了一包三块七毛钱的、带锡纸的香山牌香烟，上门游说张祖祥。之前，金燕静办信通公司，融资300万元，找张祖祥过去当副总经理，被张拒绝了。信通后来走私事发，金燕静锒铛入狱。但这一次找上门来的柳传志只有20万元资金，张祖祥却答应了：“我觉得柳传志非常靠得住，对人诚恳。”
联想创业之初，开总经理室成员会议，制定了三条天条。第一条是，不吃回扣。柳传志说，有的外商要给我们一些好处，我们可以吃糖衣，但是炮弹我们要打出去，不能吃里扒外。第二条，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许在桌子下做小动作。另外，有人来找总经理或副总谈事情，总经理或副总要了解，这人是否和总经理室的任何一人谈过，他的意见是什么，避免下面有人钻空子。第三条，子女不能到公司任职。
联想的天条让张祖祥深刻地意识到“柳传志是一个不搞小动作的、正直的、能够团结一大群人来为联想的发展做事情的人”。
违法的事情不能做，这是柳传志的底线。联想创业初期，曾有高干子弟通过父辈关系，找批条，弄到计算机配件，打算和联想合作，贩卖这些配件。柳传志拒绝了：“这会带来长远的麻烦。”
1991年左右，联想已经有一定规模了。一些年轻人见联想生意好，又是国有企业，因此建议柳传志另创公司转移业务。“如果我真的这么做了，可能我的个人财富比今天多得多，但我的心永远不会舒服。我相信，这甚至对打算做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人也是个打击：任何人都信不得。”
20世纪90年代初期，海南房地产很热，外界传说利润如何之高，有人就鼓动柳传志：“老柳，咱们去干干！”柳传志说不行，一是越界的事不能做，当时搞房地产柳本人也知道一些内幕，主要靠关系。二是联想的主业是计算机，没有那么大精力和资金去做其他的。“如果当时不是一心一意只做计算机，别说后来在国内领先，打到国外去，恐怕在国内生存也难说。”张祖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