昼夜战斗，战士们疲惫到了极点。时值隆冬，气温在零下二十几度，大部分战士穿的还是破单衣。为了御寒，有些战士找一块破毡，中间掏一个洞，从头上套下，腰间用绳子一扎，就算是棉衣了。没有鞋穿，只得用破衣、破毡把脚包起来。许多战士的手脚都冻裂了。更为困难的是没有粮食吃。春节这一天，每人只分得拳头大的一块从敌人那里夺来的死马肉。
西路军在饥寒交迫之中，与敌血战到2月中旬，击退敌大规模的进攻达八九次，总计毙伤敌近万人，但仍未达到击溃敌人的目的。面对不利局面，西路军打算待天气稍暖后，东出大通、西宁一带，待机再图发展。红军的这一行动意图被敌人察觉，2月14日，马元海电告马步芳：“倪家营子红军避不应战，已无西上新疆能力，发现有东进模样。”马步芳以红军行将东下，急电报告蒋介石。蒋于15日复电：“据情报，（红军）确有此企图，望分令防范。”马步芳即于当日电令马元海、马彪、马朴、韩起功：“协力四面急攻，不得任其东返。”从2月15日起，马元海拼凑一切力量，向红军阵地发起更为疯狂的进攻，大炮掩护，集团冲锋，梯队重叠，步步推进。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亲临前线指挥，鼓舞指战员浴血奋战。
仗越打越艰苦，弹药、人员有耗无补，伤员无医药治疗，部队无粮食给养，水也喝不上，甚至连冰块几乎吃光了。为摆脱困境，西路军遂连夜转移到威狄堡一带。但那里地形不利，堡寨太多，易受敌人封锁，又连夜返回倪家营子。西路军情况十分危急。2月24日，西路军向中央军委告急：“敌骑日夜接近，步骑炮集中日夜交战，西路军不战胜此敌，必有极大牺牲。西进不可能，东进也不可能，请求速派援兵增援。”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582～583页。26日，军委主席团急电西路军：“固守五十天，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284页。西路军在倪家营子已无法再固守下去，军政委员会决定再次突围。2月27日，西路军突围后，向三道柳沟一带转移。
就在西路军濒临危急之时，党中央想了许多办法援救西路军。2月27日，中央及军委决定以原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同红二十八军、红三十二军并骑兵第一团，组成援西军，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准备援救西路军。同时，继续与国民党谈判，要求划分防区，阻止“二马”进攻。3月5日，援西军从陕西淳化、三原地区出发西援。但这时，远在千里之外的西路军，已经战斗到弹尽粮绝、精疲力竭的地步了。
恶战三道柳沟，全军濒临绝境。3月初，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后，占据了西南25公里外的三道柳沟。红军立足未稳，敌人就赶来了。敌人以集团冲击，向红三十军八十八师防守的南柳沟扑来，八十八师在师长熊厚发的带领下，以一当十，与敌殊死搏斗，激战一天，八十八师的前沿阵地完全被鲜血染红。倒下去的每一个红军战士身旁，都横着几具甚至几十具敌人的尸体。师长熊厚发，这位红四方面军的虎将，在指挥作战中左臂负了重伤。连日作战，局势对红军十分不利。
3月9日晚，马元海用数团兵力强占了南柳沟、西柳沟的中间地带。西路军集中兵力出击，激战一夜，未能将敌击退，红三十军、红九军被敌隔开。10日，西路军领导报告中央军委：“现已无粮……附近地区均无粮缺水……三百米内亦用电台联系。”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608页。坚持到11日夜，西路军余部不得不再次突围，准备经梨园口进祁连山。
兵败梨园口，退入祁连山。梨园口是通往祁连山的必经道口，道口两旁山峦起伏，向西即通往祁连山腹地。3月12日晨，经过一夜急行军的西路军刚刚到梨园口，敌数旅骑兵就跟踪而至。担任后卫的红九军和妇女独立团二营，为掩护总部和红三十军进山，掩占了山口南侧的一些山头和塄坎，顽强阻击来敌。这时西路军虽然还保持着两个军的番号，实际上每团只剩下两三百人，而且很多同志是带伤作战。
特别是红九军，古浪一战实力损失大半，又经连日奋战，兵力已不足千人，更为困难的是子弹奇缺，许多指战员光着膀子，举着大刀与敌兵肉搏。尽管这样，红九军还是把敌人大部吸引过来，自觉地牺牲局部，保存整体。在这场血战中，红九军损失两个团，军政委陈海松、二十五师政委杨朝礼、军政治部宣传部长黄思彦、七十三团团长孙汉言及八十一团团长、政委，均英勇牺牲。妇女独立团二营全部损失。
红九军失利后，总部立即调红三十军二六四、二六三团迅速占领阵地阻击敌人。结果二六四团兵力全部拼光，二六三团也损失大部。当晚，总部指挥余部边战边退，撤到康隆寺一带。此时部队连伤员在内，已不满3000人。与敌浴血奋战近5个月的西路军即告失败。
石窝会议，兵分三路。就在梨园口激战之时，中央军委致电西路军：“你们现在已处于特殊情况之下……必须立即采取特种方法，达到保存一部分力量之目的。因此，我们向你们提出下列事项和方法，请你们考虑决定一种：率现存之三团人员向外蒙冲击；率现存之三团人员打游击战争。”13日，西路军余部在祁连山中的马场滩、牛毛山、康隆寺一带，与尾追之敌激战，然后又连夜撤退，于3月14日进入康隆寺以南20公里的石窝山一带。在这里，部队还未喘过气来，敌骑兵又追上来。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军二六五团，在应战中全团覆没，二六七团也遭受很大损失。西路军供给部长郑义斋、八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张卿云等壮烈牺牲。
这时，撤到石窝山的幸存者只有2000余人。总部认为已战到最后，要设法保存一部分基干。夕阳时分，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头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行动方针。会议作出三项决定：（1）将现有人员编为三个支队，就地分散游击；（2）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3）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八人组成。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612页电文。
新编成的三个支队是：王树声率红九军余部为一个支队，约五六百人；张荣率特务团一部及彩病号、妇女团余部及总部千人为一个支队；李先念率红三十军余部及总部机关人员共1000余人为一个支队，西路军工委会随此支队行动。
在夜幕掩护下，三个支队分头出发了。为了使主力部队甩掉敌人，顺利走出祁连山，除了王树声、张荣各自率领的游击队，临时还组织了毕占云、方震、辛元林、尹子林、耿万福、陈宜贵等领导的几支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在祁连山中分散活动，迷惑、牵制敌人。许多被打散的战士，也各自结伴，从不同的方向突围。他们吸引了敌人的主力，使西路军工委会率领的西行支队得以顺利西进。
在敌人的追击、“围剿”中，大部分游击队被敌打散，红五军参谋长李屏仁、西路军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长曾日三、地方工作部长吴永康和一大批同志壮烈牺牲。在祁连山中养伤的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被搜山的敌马忠义部发现，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原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在酒泉南山大草滩被俘，押解西宁后英勇不屈，被敌残杀。只有少部分人在当地群众掩护下，历尽艰辛，东返陕甘根据地。
陈昌浩和徐向前在警卫人员的护送下东返。不久为缩小目标，警卫人员就地分散游击，徐、陈单独行动。他们行至山丹大马营时，又分开行动。徐向前几经艰难跋涉，找到了援西军总部，回到延安。陈昌浩在抗战爆发后，也由汉口老家回到延安。
爬冰踩雪，余部进疆。由李先念、李卓然率领的西行支队，经过三天急行军，摆脱了敌人，深入祁连山腹地。那里冰天雪地，渺无人烟，许多同志被冻饿夺去了生命。在重重困难面前，红军战士依然没有动摇对革命的信念。3月23日，支队行至青海巡堡以北的分水岭时，终于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中央当即电示：要保存力量，团结一致，设法进新疆。西行支队翻过乌兰达坂，进入疏勒河的考克塞时，蒙古族牧民诺尔布藏木等卖给红军两三百只羊，诺尔布藏木还当向导，引红军出山。
4月16日，李先念率领的支队，终于从安西东南大公岔山口走出祁连山，到达肃北石包城。此时，全支队还有850余人。在这里，西路军工委致电援西军转军委：“我们今日到石包城，距安西两站半路，距敦煌四站。”“为争取先机，我们遂改向安西前进，到安西后稍作休整，即向星星峡进。”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622～623页。
4月22日，西行支队进至距安西县城140公里的蘑菇台。此处万佛峡主持道士郭元亨老人，慷慨支援红军近千斤小麦，以及黄米、面粉、胡麻油、硝盐、牛、羊、骡、马等，这真是雪中送炭。24日，支队进至安西城南十二三公里的十工村，得悉城内仅有敌军一个排驻守，工委会决定攻打安西城，并且做好了夜间攻城的准备。谁知敌情发生了变化，盘踞肃州的敌马步康旅，为堵截西去红军，派刘呈德率两个步兵营和旅直属手枪连，已于4月22日晚进驻安西城。对此，西行支队一无所知。
4月24傍晚，西行支队向安西城运动。战斗一打响，就遭敌人猛烈的炮击，这才发觉敌增援部队已据守安西城。红军部队立即撤出战斗，向城西的五营村、王家屯庄转移。25日，敌人赶到王家屯庄攻打，红军指战员们依托围墙，靠大刀、手榴弹坚守了一整天，二六八团政治处主任钟立彬壮烈牺牲。天黑后，红军突出重围，涉过疏勒河，急行45公里，于26日拂晓到达由甘入新的要隘——白墩子。不久，敌又追来，支队节节抵抗，且战且走，傍晚进至红柳园。在这里，红军与敌展开最后一场血战，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参谋长刘雄武、总部译电组长陈茂生等100余名指战员血染沙丘。
从红柳园到星星峡，是无边的戈壁沙漠。不时狂风骤起，飞沙走石，使人难辨方向，方圆百里又无水源。在这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九死一生的西路军指战员，经过昼夜的艰难行进，终于走出了大戈壁，抵达甘新交界的星星峡。至此，西路军的这个支队，历尽千辛万苦，保存了420余人的骨干力量。
1937年5月1日，党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带着满载被服食品的几十辆卡车到星星峡，迎接和慰问西路军将士。同志们见到党中央派来的亲人，欢喜雀跃，激动异常，但想起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又无不悲痛泪流。
在党的关怀下，西路军保存下来的这批骨干，整编为“新兵营”，在迪化（今乌鲁木齐）休整和学习军事技术。同年12月底，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等领导同志回到延安。两年后，“新兵营”全体人员也分批回到延安。
西路军2万多名将士，面对十万之众的顽敌，以英勇无畏、不屈不挠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艰苦鏖战五个月之久，用血肉之躯，坚决地执行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为策应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为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极其巨大的牺牲。据统计，西路军牺牲在战场上的有7000余人；被俘的有9200余人，其中5000余人被敌残害；流落在甘肃、青海、宁夏和历尽艰辛回到鄂豫皖、四川老家的有4000余人；经党中央和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当地群众营救，回到陕甘宁边区的有4700余人。
有一位伟人曾经说过：“每当人类为新生活开辟通道时，其代价总是牺牲自己最优秀的儿女。”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西路军的广大指战员，或在战场上拼杀，或在铁窗下苦斗，或身受苦役，或流落民间，或突围西进，或只身东返，无不保持着一种昂扬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革命气节。他们那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业绩，将在中国革命史上永远闪烁熠熠光辉。
这是《悲壮的征程》一书的“概述”，载该书上册。《悲壮的征程》由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分上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