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作为一年的开始，是年中行事最多的月。在藤原基经的《年中行事御障子文》中，仅正月行事就列有48条项。现择其要者予以记述。
元旦四方拜
9世纪以后，元旦之时，天皇首先要礼拜四方诸神，即所谓的元旦四方拜。关于元旦四方拜的成立时间，学者们的意见不甚统一，主要有两种见解：一是嵯峨朝（810—823）说；一是宇多朝（887—897）说。关于元旦四方拜的仪式流程，《内里仪式》的记载如下：
鸡鸣，扫司设御座三所。一所此拜属星之座，座前烧香置华燃灯。一所此拜天地之座，座前置华烧香以上二座铺短叠，拜天地座别铺褥。一所此拜陵之座铺叠。天皇端笏北向称所属之星名字当年属星名禄存，字禄会，此北斗第三之星也，再拜，咒曰：
贼寇之中过度我身，毒魔之中过度我身，危厄之中过度我身，毒气之中过度我身，五兵口舌之中过度我身，五危六害巡中过度我身，百病除愈，所欲从心，急急如律。次北向再拜天，西北向再拜地，以次拜四方，次端笏遥向二陵两段再拜。讫扫司徹御座，书司却香华。
又，《西宫记》记载的元旦四方拜仪式如下：
追傩后，主殿寮供御汤。鸡鸣，扫部寮敷御座于清凉东庭，立御屏风四帖，设御座三所北面，一所拜属星，一所拜天地，一所拜陵，每座有香花。主殿女官供灯，书女官供作花香盛香花杯炉机等在图书，纷失后，用土器类。藏人奉御笏，候式，天皇服黄櫨，次第如式北向，称属星名再拜，次咒，次北向，再拜天，西向拜地，次拜四方，次拜二陵，两段再拜。
《内里仪式》与《西宫记》的内容相互补充，是了解元旦四方拜的重要史料。但是，二者的叙述也有出入之处，例如关于天皇拜地时的朝向，《内里仪式》是西北向，《西宫记》则是西向，显示出元旦四方拜的仪式细节也是因时而变的。根据《内里仪式》、《西宫记》的记载，在年除夕夜的追傩行事结束后，天皇用主殿寮供上的热水沐浴；鸡鸣（丑时）时分，扫部司（寮）的官人在清凉殿的东庭布置举行四方拜的仪式空间，即在用四扇屏风围成的空间中，设置拜属星、拜天地、拜陵3个御座，每个御座前烧香、置花，另外拜属星御座前点燃灯明；一切准备就绪后，至寅时，天皇身穿黄櫨染衣进入屏风之内，依次礼拜属星、天、地、四方、二陵（父母陵）。至于元旦四方拜行事为何定在寅时开始，成书于15世纪的《江次第钞》的解释是：
三代正朔不同。周以建子之月为正，今十一月也。商以建丑之月为正，今十二月也。夏以建寅之月为正，今正月也。本朝制从夏之时，故以建寅为岁首，以寅时为一日之始。盖正月者，一年之始。一日者，一月之始。寅者，一日之始。一刻者，一时之始。四方拜者，万机之始也。一年之行事起於四方拜，终於追傩，循环而不已。
即古代日本遵从中国夏朝之时，以元日寅时为一年的开始时刻，为此在寅刻举行象征“万机之始”的元旦四方拜。实际上，年中行事使用夏时不是古代日本的独自特点，而是从中国传入的。隋代的杜台卿在其所著的《玉烛宝典》中就写道：“夏、殷及周，正朔既别，凡是行事，多据夏时。”《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一书编纂于9世纪后半叶，是当时日本所传存的汉籍书籍目录，其中即有《玉烛宝典》。因此，毫无疑问《玉烛宝典》在9世纪时已传入日本。
如前所述，天皇的元旦四方拜由拜属星、拜天地四方、拜二陵3部分组成，每一部分的仪式都包含着中国文化的影响。属星信仰与中国的北斗七星信仰密切相关，《五行大义》所引的〈黄帝斗图〉对于人与北斗七星的关系作了如下阐述：
一名贪狼，子生人所属。二名巨门，丑、亥生人所属。三名禄存，寅、戌生人所属。四名文曲，卯、酉生人所属。五名廉贞，辰、申生人所属。六名武曲，己、未生人所属。七名破军，午生人所属。
即不同时辰诞生的人与北斗七星中的各星相对应。《五行大义》传入日本的史料见于天平宝字元年（757）十一月孝谦天皇发布的敕令，在该敕令规定的阴阳生的必修科目中，《五行大义》是其中之一。此外，《五行大义》进一步阐述诵念属星的作用，即“七星之名，并是人年命之所属，恒思诵之，以求福也”。从元旦四方拜时天皇所念的咒文内容也可以看出，天皇拜属星的意图在于祈愿属星护佑国家不受贼寇、毒魔、厄运、兵戎、疾病等灾异侵扰，以求得统治的安定。而咒文的用语、文字则折射出中国道教的影响。
敬拜天地四方的理念源自中国的儒家思想。《礼记》曲礼下载：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徧。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徧。大夫祭五祀，岁徧。士祭其先。
这段文字论述天子、诸侯、大夫、士各自所行的祭祀依据身份的尊卑不同而不同，其中只有天子才可以祭祀天地、四方。在平安时代，元日之时，不仅天皇，庶人也可以拜四方，只是庶人的四方拜始于卯时，时间上比天皇晚一个时辰，并规定“庶人不拜天神”，而且庶人是向乾方位（西北）拜天，向坤方位（西南）拜地。由此可以看出，尽管是通过时间和方位的不同，区别天皇和庶人的四方拜，但是在体现天皇敬拜天地四方的唯一性上，与上述的中国儒家思想是相通的。不过，中国天子的祭天地、祭四方是依循时节，分别在都城的四郊（东郊、南郊、西郊、北郊）举行的。而日本的元旦四方拜行事则是集中于元日在宫中举行的。关于天皇的元旦四方拜仪式为何规定北向拜天、西北向拜地，藤原公任（966—1041）撰写的《北山抄》中有以下解释：
其阳起於子，阴起於未，至於戌。五行大义曰：土受气於亥，云云。以阳气所起为天，以阴气所起为地，尤可然乎。又皇天上帝在北，仍天子北向拜天。庶人不拜天地，又可异一人之仪，仍任寻常例，向乾坤拜之耳。
即北向拜天的理论依据源自“阳起於子”、“以阳气所起为天”以及“皇天上帝在北”；地的方位，依照寻常例应该是阴气所起的未（西南）方位，而采用天皇西北向拜地，是《五行大义》的注释为附会，意图在于区别天皇与庶人的不同。
敬拜二陵仪式则与中国的元日祭祖习俗相近。根据《四民月令》记载，汉代之时，中国有“正月之旦，是谓正日。躬率妻孥，洁祀祖祢”的习俗。众所周知，日本并没有中国式的宗庙制度，但亦存在“山陵如宗庙”的认识。7世纪末，天武天皇曾亲拜其母之陵或“祭皇祖御魂”。律令制国家成立后，不见天皇亲拜山陵（皇陵）的事例，不过，天皇遣使向山陵奉币，报告国家大事的事例屡屡可见。同时，儒家“孝”的理念在律令制国家统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宝二年（702），文武天皇诏令：“上自曾祖，下至玄孙，奕世孝顺者，举户给复，表旌门闾，以为义家焉”，通过免赋税等奖励手段提倡孝顺。而每当有人献上被视为祥瑞的白龟时，则“天子孝，则天龙降，地龟出”，或者“王者德泽洽则神龟来，孝道行则地龟出”等强调天皇“孝”与“德”的语句就会出现在天皇的诏敕中。由此可以推断，元旦四方拜的拜二陵与儒家的孝理念有着密切的关联。拜二陵仪式，天皇遥拜的是父母二陵，因此如果天皇的父母健在，则拜二陵仪式不举行。
天皇拜天地四方时，行再拜礼（2次拜）；拜二陵时，行两段再拜礼（4次拜）。对此，《北山抄》有如下记载：
或云，天地四方之神，皆用再拜者，是每陵再拜，总谓两段再拜也。（中略）本朝之风四度拜神，谓之两段再拜。本是再拜也。而为异三宝及庶人，四度拜之，仍称两段也。天地四方，依唐土风，只用再拜。阴阳家诸祭如之，二陵任本朝例，各两段再拜也。
也就是说，敬拜天地四方的再拜礼是受唐代礼仪的影响。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元旦四方拜仪式中的中国元素。
元日朝贺礼仪
元日的辰刻，天皇在大极殿接受群臣的贺拜。在文献史料上，古代日本的元日朝贺最早见于大化二年（646）。7世纪的元日朝贺礼仪的仪式，由于史料记载的简略，无法复原整体全貌。天武八年（679），天武天皇发布诏令：
凡当正月之节，诸王诸臣及百寮者，除兄姊以上亲及己氏长以外莫拜焉。其诸王者，虽母非王姓者莫拜。凡诸臣亦莫拜卑母。虽非正月节，复准此。若有犯者，随事罪之。
规定诸王及百官只能向天皇以及至亲或氏族的长者行正月拜贺之礼。这一规定被日后的律令制继承。律令制国家成立以后，元日朝贺礼仪成为国家礼仪中的最重要礼仪之一，具体的仪式也在不断地完善。《续日本纪》大宝元年（701）正月乙亥朔条载：
天皇御大极殿受朝。其仪，於正门树乌形幢，左日像、青龙、朱雀幡，右月像、玄武、白虎幡。蕃夷使者，陈列左右。文物之仪，於是备矣。
乌形幢是画有金乌像的幢旗。日像、月像、青龙、朱雀、玄武、白虎幡则是分别画有日、月、青龙、朱雀、玄武和白虎像的幡旗。毋庸多言，这些旌旗上的画像是中国阴阳五行思想的体现。“蕃夷使者，陈列左右”的记述，显示出元日朝贺礼仪也是律令制国家表现以日本为中心的对外理念的舞台之一。在《续日本纪》等正史中，新罗国、渤海国的使节参列元日朝贺礼仪的记事屡屡可见。
和铜三年（710）的元日朝贺礼仪上，出现隼人、虾夷人等少数族，他们向朝廷朝贡方物，表示对天皇的臣服。其时，中央朝廷在宫门外的道路的左右两旁，整列着骑兵队，向隼人、虾夷人显示律令制国家的威势。天平四年（732）开始，在元日朝贺礼仪上，天皇身着冕服接受群臣朝贺，天皇的冕服与中国的传统样式相同，折射出中国礼制的影响。通过遣唐使的派遣，日本朝廷能够比较及时地获知有关唐代礼仪的第一手信息，由此元日朝贺礼仪逐渐吸收唐礼因素。例如延历十八年（799）的元日朝贺礼仪，因为渤海国使节参列，仪式上的拜礼由4次拜改为再拜，并停止了拍手礼。又，弘仁九年（818），嵯峨天皇发布诏令：“朝会之礼及常所服者，又卑逢贵而跪等，不论男女，改依唐法”，由此可以推测，元日朝贺礼仪之礼也依照唐朝之仪有所改动。《内里仪式》、《仪式》等仪式书中，详细地记述了元日朝贺礼仪的仪式步骤，现略要如下：
a元日的前一日，装饰大极殿，布置举行元日朝贺仪的礼仪空间，包括设座、设位、树乌形幢等幢幡旗，等等。
b元日，卯时三刻以前，仪仗队阵列；有司各执威仪物列立；大臣以下官人入朝集堂等候。
c辰刻，天皇乘舆入大极殿的后房。稍后，皇后也入后房。
d皇太子就座。
e群臣依次参入，就位。
d天皇身着冕服就高御座。其后，皇后身着礼服就座。
f皇太子跪奏新年贺辞。
g天皇唤侍从于御座前，敕答新年辞令。侍从奉诏宣制。皇太子称唯、拜舞（拜谢之礼）。
h王公、百官、“蕃客”拜贺，奏贺者、奏瑞者立奏贺辞。
i天皇敕答新年贺辞。奏贺者奉诏宣制。百官称唯、拜舞；武官站立，振旗称“万岁”。
j天皇离座，退出，进入后房。皇后随之。
k群官依次退出。
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与唐朝的元正朝贺礼仪相比，上述的日本元日朝贺仪式可以说是唐礼的简约缩小版。朝贺礼仪之后，天皇要赐宴群臣，举行宴会（节会）。“凡元日朝贺毕，赐宴次侍从以上。”即使元日朝贺礼仪不举行，元日的宴会也必定举行。
9世纪后半叶以后，元日朝贺礼仪常常以各种理由停止举行，逐渐地元日朝贺礼仪被小朝拜所替代。小朝拜，顾名思义是小规模、小范围的元日朝拜礼仪。与在大极殿举行的百官元日朝贺不同，小朝拜是在清凉殿举行的，其时，只有王卿以下、六位以上之中的被允许升殿的殿上人向天皇拜贺。如若元日朝贺礼仪不举行，则举行小朝拜；如若元日朝贺礼仪举行，则小朝拜既可以举行也可以不举行。延喜五年（905），醍醐天皇以小朝拜是“私礼”，“王者无私”为由，敕令停止小朝拜之仪。然而延喜十九年（919），时任右大臣的藤原忠平固请醍醐天皇，恢复了小朝拜之仪。天元五年（982），圆融天皇也曾想以“私礼”为由，停止小朝拜，但是遭到了公卿们的反对。在摄关时代，小朝拜成为元日举行的恒例礼仪。
正月七日节
有关正月七日节的记事，始见于《日本书纪》推古二十年（612）正月丁亥（七日）条，推古女王“置酒宴群臣”。由于《日本书纪》中的正月七日之宴的记事集中在天武纪、持统纪，因此一般认为，正月七日节是在天武·持统时期确立的。
前已叙述，律令制国家成立以后，正月七日被定为国家的法定节日。初期的正月七日节的行事主要由叙位、赐宴、赐禄和音乐奏舞等组成。正月七日节的行事也是体现律令制国家对外关系理念的重要场所，外国使节参加正月七日节会的记事屡屡可见。例如，庆云三年（706）正月七日，文武朝廷飨宴新罗国使节，并对使节“叙位、赐禄”。天平十二年（740）正月七日，圣武朝廷授位给渤海国使节，且赐宴、赐物；天平宝字四年（760），在孝谦太上天皇、淳仁天皇参加的正月七日节会上，淳仁天皇对渤海国使节授位，并赐渤海国王及使节方物；尤其是延历十八年（799）的正月七日，平安宫的丰乐院尚未建成，桓武天皇在大极殿举行盛大的节会：
大极殿前龙尾道上构作借殿，葺以彩帛。天皇临御，蕃客仰望，以为壮丽。命五位已上宴乐。渤海国使大昌泰等预焉。赉祿有差。
从渤海使节“仰望”桓武天皇，“以为壮丽”的描述推测，桓武朝廷意图通过盛大的节会向渤海使节显示王威。此外，根据《仪式》记载的外国使节参加正月七日节会的仪式，外国使节首先身着本国的服装参加节会的叙位仪式，其后，使节更换服装，穿着天皇赐予的日本朝服，出席宴会。
8世纪中叶后，青马开始出现在正月七日节会上。为参加天平宝字二年（758）正月七日节会，著名歌人大伴家持预先作歌一首：水鸟鸭羽色青马，今观者长寿。延历九年（790）正月，因桓武天皇母亲的葬礼尚未举行，七日“停御览青马”。由此可见，当时，观览青马已经成为正月七日节会的一项行事。正月七日节会上，观览青马仪式时所用的马匹数是21匹。关于正月七日观览青马仪式的理念由来，诸多仪式书都认为是源自中国的。例如，《师光年中行事》解释如下：
礼记云：迎春於东郊，以青马七疋。注云：七小阳之数也。时改正月，小阳也。青春也。马为阳，故用七疋也。
《年中行事秘抄》的解释为：
帝皇世纪云：高辛氏之子，以正月七日恒登岗，命青衣人令列青马七疋，调青阳之气，马者主阳，青者主春，岗者万 物之始，人主之居，七者七耀之清征，阳气之温始也。
对于为何使用21匹青马，《江次第钞》引用〈宽平御记〉：
礼记云：以青马七疋。而用二十一疋者，三七之数也。三阳数、七日数之由。
据此可知，正月七日节会增加观览青马行事的意图在于强调迎春之阳。《日本文德天皇实录》仁寿二年（852）正月甲戌（七日）条载：
（文德天皇）幸丰乐院，以览青马，助阳气也，赐宴群臣如常。
这一正史史料佐证了上述诸仪式书对于观览青马的注释。10世纪以后，正月七日节会上所使用的马匹由青马变成了白马。天历元年（947），正月七日节会也被称为“白马宴”或“白马节会”。关于改用白马的缘故，《年中行事秘抄》有如下释解：
十节云：马性以白为本。天有白龙，地有白马，是日见白马，即年中邪气远去不来。
又，《江次第抄》记述：
今案，用白马见十节记。故今贡苇毛马也。又，青白相色也，极白者青故也。
也就是说，白马节会上使用的马不一定是白马，也有可能是苇毛马，或者青白相色的马。之所以改用“白马”，是为了希望一年中不受“邪气”侵扰。《十节记》一书已散佚，关于此书是中国人所撰，还是日本人所撰，中日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在古代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向神祇奉献神马祈雨或者止雨的习俗。《延喜式》临时祭式规定：祈愿雨降时，奉献黑马；祈愿雨止时，奉献白马。在阴阳五行思想中，日晴是阳气的表现。因此在助阳气的理念上，祈晴的白马与前述的青马并无差异。可以说，正月七日节的观览青马或白马仪式，既是吸收中国文化的体现，同时似乎也存在日本固有文化的因素。
根据《内里式》等仪式书，正日七日节会的仪式流程大致是：七日这天，天皇乘舆至丰乐院，内侍将应叙位者名单交给大臣，兵部省进行“御弓奏”，即献上造兵司为正月七日制作的弓和种种箭矢；然后，进行叙位式，接受叙位者起立，并拜舞；其后，举行观马仪，左右马寮官人牵引青马（白马）进入庭中，天皇观览；观马仪结束后，赐宴群臣。平安时期，举行正月七日节会的场所，9世纪前半叶多在丰乐院的丰乐殿举行，但是此后逐渐地在紫宸殿举行的事例增多，最终正月七日节会成为紫宸殿举行的仪式。
正月七日，还要举行供若菜行事。所谓的若菜，是指春天刚刚冒芽的蔬菜。《年中行事秘抄》列举了正月七日供若菜行事所用的材料，即荠、蘩蒌、芹、菁、御形、须须代、佛座7种菜。供若菜成为宫中行事，大约是在10世纪以后。关于举行供若菜行事的意义，《年中行事秘抄》中有以下引文：
金谷云：正月七日，以七种菜作羹食之。令人无万病。十节云：采七种作羹尝味何？是除邪气之术也。
供若菜行事也是源自中国的岁时行事。《荆楚岁时记》记载：
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
关于人日的解释，《玉烛宝典》引用了魏·董勋的“问礼俗”之说，即“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但是《玉烛宝典》的撰者杜台卿认为，“未之闻也，似臆语耳，经传无依据”。由此可知在隋代以前，人日之说被视为“臆说”，没有被纳入儒家的经传之中。但是唐代时，正月七日的人日行事盛行，并且进入了皇帝的宫中。唐·李峤曾作诗《人日重宴大明宫恩赐彩缕人应制》一首：
凤城景色已含韶，人日风光倍觉饶。
桂吐半轮迎此夜，蓂开七叶应今朝。
鱼倩水冻行犹涩，莺喜春熙弄欲娇。
愧奉登高摇彩翰，欣承御气上丹霄。
颂扬唐皇帝在大明宫举行的人日宴会。《年中行事秘抄》则引用了关于人日的另一种传承：
荆云，吕氏俗例云：其初七日，楚人取南北二山之土，以作人像一头，令向正南，建立庭中，集宴其侧，却阴起阳。即以人北为冬气拒阴气之祸，以人南为春气招阳气之祐，故名云人日也。
结合前述有关青马的诸说可以看出，日本的正月七日节会在吸收中国的正月七日行事时，比较侧重阴阳五行理念以及避邪因素。
正月十六日踏歌
所谓的踏歌是指脚踏地，合拍歌舞的行事。关于踏歌行事的伊始，《年中行事秘抄》十六日节会事条载：
天武天皇三年正月，拜朝大极殿。诏男女无别，闇夜有踏歌事。
据此，踏歌的起源似乎可以追溯到天武朝。但是在《日本书纪》中，有关踏歌的记载，最早见于持统纪。即：
a持统七年（693）正月丙午（十六日）条
是日，汉人等奏踏歌。
b持统八年（694）正月辛丑（十七日）条
汉人奏请踏歌。五位以上射。
c持统八年（694）正月癸卯（十九日）条
唐人奏踏歌。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记事中，奏踏歌的是汉人、唐人，即大陆系的移民。这说明踏歌并不是日本列岛的固有行事，而是从大陆传来的外来行事。
在中国，汉晋时期就已盛行踏歌。《西京杂记》戚夫人侍儿言宫中乐事中有如下记载：
十月十五日，共入灵女庙，以豕黍乐神，吹笛击筑，歌上灵之曲，既而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凰来。
“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凰来”一句即是踏歌的描述。虽然该逸文不是有关正月踏歌的记事，但是从在庙中踏歌这一点来看，踏歌具有与神祇交流的性格。唐代以后，正月十五日观灯节吸收了踏歌因素。根据《朝野佥载》卷三的记载，先天二年（713）的正月十五日、十六日，唐长安城，夜不闭城门，“於京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玉，簇之如花树。宫女千数，衣罗绮，曳锦绣，辉珠翠，施香粉。（中略）妙简长安，万年少女妇千余人，衣服、花钗·媚子亦称是，於灯轮下踏歌。三日三夜，欢乐之极，未始有之”。显然，踏歌只是观灯节中的一项行事。
与唐朝不同，在平安时代的年中行事中，正月踏歌是独立的节会。律令制规定正月十六日是国家性节日之一。8世纪初时，正月十六日节会多采用飨宴形式，即天皇赐宴百官，宴会上奏诸方乐。但是，进入天平年间（729—749），踏歌开始成为正月十六日节会的重要行事。《续日本纪》天平二年（730）正月辛丑（十六日）条载：
天皇御大安殿，宴五位已上。晚头，移幸皇后宫。百官主典已上陪从，蹈歌且奏且行，引入宫里，以赐酒食。
当时的皇后光明子并不居住在平城宫内，而是在自己的娘家——藤原不比等宅邸。因此，依据史料的记述推测，陪从圣武天皇的百官们是从宫中至京中一路边踏歌边行的。又，《续日本纪》天平十四年（742）正月壬戌（十六日）条记载：
天皇御大安殿，宴群臣。酒酣奏五节田舞。讫，更令少年童女踏歌，又赐宴天下有位人并诸司史生。於是，六位以下人等鼓琴歌曰：新年始迩，何久志社，供奉良米，万代摩提丹。宴讫赐禄有差。又赐家人大宫百姓廿人爵一级。入都内者，无问男女并赉物。
五节舞和田舞是祝愿农耕丰收的舞乐。根据“少年童女踏歌”的记事，这一时期的踏歌是没有男女之别，共同歌舞的行事。但是，天平神护二年（766）正月，称德朝廷宣布禁断京中畿内的踏歌事。延历十六年（797）七月，桓武天皇发布敕令：“男女有别，至于会集，混殽无别，宜加禁制”，实施禁止男女会集的政策。翌年（798），因为酒醉后乱行，导致男女无别、上下失序、斗殴、违法败俗等事件的增多，桓武朝廷宣布禁止京中畿内夜祭歌舞事。《延喜式》弹正台式更是规定“凡京都踏歌，一切禁断”。由此，普通民众逐渐被远离踏歌行事，也就是说，踏歌渐渐地成为贵族社会的专有行事。
延历年间（782—806）以前，正月十六日节会上的群臣既是观踏歌者，也是踏歌者。《内里式》十六日踏歌式的行间小注中，有如下记录：
延历以往，踏歌讫，缝殿寮赐榛揩衣，群臣着榛揩衣踏歌。讫，共跪庭中，赐酒一杯、绵十屯。即夕，令近臣丝引。至于大同年中，此节停废。弘仁年中更中兴，但丝引、榛揩、群臣踏歌并停止。
即宫人的踏歌表演结束后，群臣身着天皇所赐的榛揩衣踏歌。根据《日本后纪》，延历十八年（799）正月十六日，桓武天皇“御大极殿，宴群臣并渤海客，奏乐，赐蕃客以上蓁揩衣，并列庭踏歌”，佐证了《内里式》的记载。大同年间（806—810），平城天皇停止了踏歌节会。但是弘仁年间（810—824）嵯峨天皇又恢复了正月十六日节，不过节会上的群臣只是宫人踏歌的观众，而自身不再是踏歌者。
9世纪末，宫中的踏歌行事分为男踏歌和女踏歌，分别于正月十四日和十六日举行。根据《西宫记》，男踏歌和女踏歌的仪式分别简要如下：
男踏歌：
a天皇幸清凉殿。王卿依召参上。内藏寮赐王卿酒肴。
b歌人起调子进入清凉殿的东庭，踏歌周旋3次，列立在天皇的面前，言吹、奏祝词；然后，奏此殿曲，就座。
c王卿以下，下殿劝杯，行酒三四巡后，歌人吹调子，唱竹河曲，起座，列立。歌曲唱后，舞人舞进，内侍赐绵，舞人退出。赐禄于弹和琴者，奏我家曲，弹和琴者退出。天皇向舞人、弹琴人等赐禄。舞人一行前往位于京中的各所踏歌，拂晓时返回，赐禄。
女踏歌：
a天皇幸紫宸殿。王卿以下参入。供御膳，赐臣下馔；供御酒，赐给臣下。
b吉野国栖人奏风俗乐，雅乐寮的乐人奏立乐，内教坊的舞妓入场，踏舞、唱歌，然后退出。
c群臣拜舞。
关于男踏歌行事中的言吹、祝词的意义，《年中行事秘抄》引用仁和五年（889）正月十四日的〈踏歌记〉之文：
议者多称，踏歌者，新年之祝词，累代之遗美也。哥颂以延宝祚，言吹以祈丰年。岂啻纵乐游於管弦，惜时节於风景而已哉，宜依承和事实，以作每岁长规。
据此推知，正月十四日踏歌行事的言吹、祝词意在祈愿国家安定、农作丰收。从这点来看，男踏歌行事与前述的五节舞、田舞有相通之处。
踏歌乐曲的词章多是颂扬太平盛世，祝愿皇权永长。例如，延历十三年（794）十一月，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开始了平安时代。在翌年（795）的正月十六日节会上，朝廷举行了盛大的踏歌，宫女们边歌边舞，唱美新京，祈愿平安，颂歌皇权万年春，其歌词全文如下：
山城显乐旧来传 帝宅新成最可怜
郊野道平千里望 山河擅美四周连 新年乐 平安乐土 万年春
冲襟乃眷八方中 不日爰开亿载宫
壮丽裁规传不朽 平安作号验无穷 新年乐 平安乐土 万年春
新年正月北辰来 滿宇昭光几处开
丽质佳人伴春色 分行连袂舞皇垓 新年乐 平安乐土 万年春
卑高咏泽洽欢情 中外含和满颂声
今日新京太平乐 年年长奉我皇庭 新年乐 平安乐土 万年春
又如，《朝野群载》所记的踏歌〈万春乐〉章曲内容是：
我皇延祚亿千龄 万春乐 元正庆序年光丽 万春乐 延历休期帝化昌万春乐
百辟陪筵华幄内 天人感呼 千般作乐紫宸场 万春乐
我皇延祚亿千龄 万春乐 人霑湛露归依德 万春乐 日暖春天仰载阳万春乐
愿以佳辰掌乐事 天人感呼 千千亿岁奉明王 万春乐
从歌词的内容也可以看出踏歌行事的祈愿性质。
正月射礼
日本的正月射礼形成于7世纪，是在日本固有的元日射戏习俗基础上，吸收了中国礼制的理念及仪式的礼仪。在令制规定中，正月射礼亦被称为大射，于正月中旬举行，其时亲王以下、初位官人以上者都要弓射。庆云三年（706）正月，文武朝廷宣布了“大射禄法”，依照官位及射中箭靶的位置，对参加者赐禄。进入平安时代以后，举行大射的日期逐渐由正月中旬固定至正月十七日。《内里仪式》、《内里式》、《仪式》规定的正月十七日射礼的仪式简要如下：
a射礼举行的前十日，兵部省简定亲王以下、五位以上能射者二十人。如不足，可从六位以下官人中选取。被选定的人员选定后，集中在兵部省南门弓庭进行练习。
b十七日，天皇幸丰乐殿。皇太子及群臣相继入座。
c兵库寮击钲，射者入场。木工寮悬靶。
d弓射开始。兵部省的官人唱名，射者就射位射之。中靶者受禄。射者弓射的先后顺序是：亲王以下、五位以上者、诸卫府、天皇临时敕令指名的五位以上者、近卫·兵卫的后参者、带刀舍人。如果外国使节参加，则外国使节在五位以上者之后，用本国的弓矢射。
e弓射全部结束后，皇太子及群臣退出。天皇乘舆回宫。
比较令制规定可以看出，实际弓射的已不是令制规定的全体官人，而只是由20位五位以上的能射者作为代表。但是，各代天皇重视射礼的程度并没有减弱。大同年间（806—810），平城天皇以扰民、疫病等原因，先后停止了正月七日、十六日以及三月三日、五月五日节会，可是却没有废止射礼，只是将射礼的举行时间从正月推延至九月，理由是：正月诸节日的杂事繁多，乃是无暇之月，而九月时节凉爽，宜举行射礼。唐朝盛行九月九日行射礼，因此平城天皇选择九月举行射礼，或许是受唐朝射礼的影响。嵯峨天皇即位后，又恢复了正月十七日举行射礼。其后的淳和天皇更是直言射礼的重要性，即“射礼者囯家大事，不可□而阙”。
然而，自9世纪中叶以后，天皇不亲临射礼的情况开始逐渐增多。例如文德天皇在位8年间（850—858），不亲临正月十七日射礼的事例就有6例。又如，清和天皇在位18年间（858—876），几乎每年都举行正月十七日的射礼，但是清和天皇亲临射礼的事例只有5例，而且贞观七年（865）以后的射礼都在天皇所居住的内里的南面正门——建礼门前举行。与之相应，《西宫记》所记的十七日射礼仪式，出现了建礼门仪和丰乐院仪两部分，大要如下：
建礼门仪
a诸卫阵列，兵部省槌鼓。
b天皇御。王卿、六位以上官人就座。
c亲王、五位以上的射者依次弓射。其后，诸卫府射者弓射。
d天皇归还。
丰乐院仪
a天皇幸丰乐院。王卿以下、六位以上官人参入就座。
b兵库寮击钲鼓，射手入。木工寮悬靶。
c公卿、五位以上的射手依次弓射。供御膳。
d击退鼓。群臣再拜。天皇归还。
虽然《西宫记》并记了建礼门仪和丰乐院仪，但实际上从贞观七年（865）以后，建礼门前举行正月十七日射礼的事例占压倒性多数。至10世纪中叶以后，不仅丰乐院举行射礼的事例，而且天皇亲临射礼的事例也几乎不见。此外，与前述的《内里仪式》等仪式书所记的正月十七日射礼相比，《西宫记》的射礼仪式中，有关外国使节弓射的内容没有了，从侧面反映出渤海国灭亡之后的日本外交礼仪的衰退。
9世纪以后，接续正月十七日的射礼，十八日举行赌射（亦称赌弓）行事。正月十八日的赌射初见于天长元年（824），“赌射，右近卫、右兵卫并胜之”。依据《西宫记》、《北山抄》等仪式书，赌射行事的仪式约要如下：
a天皇出御。王卿参入、就座。
b左右近卫大将依次向天皇上奏射手奏。
c木工寮悬靶。筹刺（统计中靶数者）就座。
d近卫府、兵卫府的射手（近卫府各10人，兵卫府7人）参入弓射。
e每二人同时弓射，胜方获得赌物（赏物），负方被罚酒。如此竞赛性弓射最多可以进行10轮。全部结束后，胜方欢呼，奏胜负舞。
f天皇归还。公卿退出。
与正月十七日射礼相比，十八日赌射的射手以近卫府、兵卫府的卫府官人为中心，亲王、公卿不射。正月十八日赌射的场所，初与正月十七日射礼相同，在丰乐院举行，后移至内里的射场。赌射是表现天皇与其近侍集团，即亲王、公卿、卫府官人之间的礼秩序的礼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