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的中国处于深重的外忧内患之下，人民对中国的前途和个人命运感到迷茫，人们渴望找到一支力量，来坚定地带领人民抗日救亡，建设一个民主平等的新社会。
希望在哪里？适逢其时，访问考察者带回有关各根据地的客观真实报道，加之其他渠道，国民党对共产党污蔑丑化的不实之词不断被揭破，延安及“红色中国”的神秘面纱慢慢地被撩开了，一个与重庆及国统区截然不同的新社会展现在人们面前。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达成了共识：希望在陕北，希望在延安。“到延安去”成为当时一切向往革命的热血青年和有识之士的共同选择！他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从万里海外，像潮水般地奔赴延安，很快在全国形成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壮观景象。
处在民族革命高涨时期的青年，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和献身精神，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特别是身在海外，亲身经历受人歧视和屈辱的青年，更是满腔热情地要为抗战服务，报效祖国。据调查，抗战期间来延安学习工作和战斗的归侨青年约600 人。
奔赴延安的华侨以南洋华侨为最多。南洋各侨居地与延安万里之遥。一边是碧波连天，绿水环抱；一边是尘土飞扬，黄坡土窑。两地气候、生活条件、风俗习惯，相去甚远。但在抗战时期，生活工作在优越条件下的南洋中华儿女，毅然回国和抗日根据地军民生活在一起。迢迢征途万里，重重障碍阻隔，滚滚烽烟弥漫，都阻挡不了他们的脚步。马来亚华侨青年陈明回国探亲时，受到中共抗日救亡主张的感召，于1938年春返回侨居地，联络进步同学，告别双亲和女友，一起回国到延安。同年8 月，菲律宾华侨青年白刃、林有声等5 人从厦门集美中学来到西安，接着步行八九天到延安，进入抗大第五队学习。
在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中，还有翟默然、霍丁、杨宪吾等一批从国外留学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其中有一个名叫黄鼐的中国留学生很引人注目。他原名黄一寰，是与孙中山并称的中华民国元勋黄兴的儿子。他于1936 年东渡日本留学，参加左翼学生团体，其间曾被日方逮捕拘禁。后经营救回国。1938 年春到了延安，进抗大第四期学习。
当然，奔赴延安的青年和知识分子绝大多数还是来自国统区。这些人都怀有美好的社会理想，抗日救国，建立民主平等的新社会是他们共同的追求，而当时的延安是最接近他们理想的一方天地，最能为他们的抱负提供支撑的精神家园。于是，他们不顾关山重重，奔赴他们心中的圣地。母女相约，夫妻相约，姐妹相约，兄弟相约，亲友相约，师生相约，以至官长和部属相约，成群结队前往的情况也不少见。如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维世，于1937 年经周恩来介绍从国统区来延安抗大第三期学习，同她母1938 年5 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作报告。
亲任锐同队。浙江省上虞县女学生傅涯，年仅十八九岁，1937 年11 月携弟弟妹妹，辗转千余里来延安，一时传为佳话。1937 年10 月上海沦陷后，一批来自上海的爱国青年，以救亡团体的名义，告别故土，历时13 个月，徒步一万多里，终于来到延安。
著名作家魏巍曾说：“我曾三次在北上途中被敌人抓到并关押，但每次都设法逃出来，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是爬也一定要爬到延安去。”
一位名叫樊成的广东青年，从广东经西安赴延安，因长途跋涉，气候不适，一病不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执著地面向延安方向，双手抠进黄土，艰难地向前爬行，最后倒在通往延安的路上。
在投奔延安的有志青年中，有一部分原是国民党军政人员，有的还是国民党员、三青团员、青年党员或特工人员，他们怀着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义愤，毅然脱离国民党，奔向延安，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
抗战初期，文艺界的革命青年是宣传抗日、唤起民众的一支轻骑兵。他们在我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组织了许多“战地服务团”、“救亡演剧队”。仅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就组织了十几个“救亡演剧队”。他们中间不少人都先后到了延安，有整个演剧队一起去的，也有单独去的。他们中有大量文艺界名流，如电影、话剧演员吕班、田方、孙维世、蓝苹，摄影师徐肖冰，作曲家贺绿汀、郑律成，还有茌荪、裴东篱、欧阳山尊、莫耶、史若虚、汪洋、张平、颜一烟、林寒流、凌霞、严熹、范杏仙等等。
从西安到延安，蜿蜒起伏的七百多里山路，成为追求救国真理的人们用意志和鲜血铺就的一条信仰之路、理想之路。1938 年，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几位大夫，乘坐着满载医疗器械和药品的汽车在赴延安的途中，看到在崎岖的山路上一队队时隐时现赶赴延安的青年队伍时，队长爱德华先生不禁赞叹：“奇迹，奇迹，这简直是奇迹！这是20世纪中国的耶路撒冷！”
何其芳用文学的语言形象地描述了这种状况：“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
对广大爱国青年来说，“到延安去”，是一种豪迈的行动；做延安人，是一种无上的光荣；革命者到了延安，就像到了渴望已久的家。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在神州大地响彻着洪亮动人的旋律。人们是抱着满腔幸福的感觉，以游子还家的心态投奔延安的。仅在抗战爆发后的两年间，延安就接纳了三四万名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
奔赴延安，对那一代人来说，显然是一种具有政治倾向性的选择。他们怀着满腔热血，把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兴亡紧紧联系在一起，在黑暗中选择光明，在亡国面前选择抗战，在苟延的生活中选择献身，这一切给我们留下了无穷的回味和思考。
当年在延安生活和战斗过的人们，对那巍巍宝塔山，悠悠延河水，梦绕魂牵；对那火热的生活，革命的激情，刻骨铭心。今天，宝塔的光辉并未暗淡，延安仍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和平年代的人们踏上“红色之旅”，到那方热土，去追忆那难忘的年代，领略中国革命的真谛。光阴流逝，时代变迁，但人们对美好理想的憧憬不会改变，对闪光品质的追求不会改变，于是，延安精神的感召力跨越了时空，化作民族精神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长久地照亮了人们的心灵。
§§4 ★ 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
八路军出师抗日，不同于以前的国内革命战争，是与国民党军队结成同盟，对付强大的民族敌人，出师后究竟怎么办，以什么方针对日作战，急需确定。是全盘听从国民党指挥，还是独立自主？是集中兵力打运动战，还是分散打游击战？是以作战为主，还是以建立根据地为主？这些在只有一腔热血的抗日将士中都是比较模糊的。这些问题看起来是纯战争问题，与我们今天的生活丝毫没关系。其实不然，首先，它不纯是军事问题，其次对我们今天仍有许多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