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1898年的政治变革揭开了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序幕，光绪帝虽然没有明白作出这样的政治宣示，但其行动已经表明中国就是要向日本学习，就是要走明治维新的路，就是要构建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只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计划被推迟被耽搁，直至二十世纪初年新政再启，君主立宪重回中国人的视野，也由此涌现出一批职业政治家，他们在后来的政治变动尤其是从立宪向共和的转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南通张謇就是其影响最大者。
体制内抗争
所谓立宪，其实就是用宪法去约束政府权力，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至于君主立宪，就是在君主统治下，用宪法去约束政府，用议会去保障人民权利不受侵害。在那时比较成功的例子，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的榜样也就是日本。
张謇对日本君主立宪的关注已经很长时间了。当日俄战争开打后，张謇就敏锐意识到日本胜俄国败，胜败的关键不在国土不在人口不在兵力而在体制，日本的立宪体制使其致力于实业教育三十年，因此有足够的力量与中国、俄国抗衡。
日本稍后的胜利证实了张謇的预见，体制内的驻外使节如孙宝琦、胡惟德、张德彝及一些督抚朝臣纷纷转变立场，以为只有立宪可以防止中国重蹈俄国覆辙。
在家天下时代，一切对于朝廷有利的事情，朝廷都会欣然接受，都会去做。稍事讨论和考察，清廷就于1906年秋天郑重宣布预备立宪，争取用九年时间将中国带入日本那样的立宪国家。
清廷同意立宪并不意味着立即实行，所谓九年准备其实就是一个郑重其事的态度。清廷希望在确定了方向之后稳步进行，先进行官制改革，再参照东西洋各国重订法律，之后再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经过这些稳扎稳打的筹备后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对于清廷的稳重方案，焦急的立宪党人当然有点不太愿意接受，他们急切期待用立宪摆脱危机，富国强兵。在清廷预备立宪御旨颁布不久，张謇与汤寿潜、郑孝胥等立宪党人反复计议，联络江浙闽粤等地近三百名立宪党人在上海创办“预备立宪公会”，出版报刊，宣传宪政；编纂商法和公司法，以保护商人利益，促进工商业健康发展；开办法政讲习所，培养立宪人才。经过这些筹备后，预备立宪公会联络其他政治团体，尝试着举行请愿运动，希望促动清廷加快立宪步伐，早点将中国带上立宪轨道。
张謇和预备立宪公会的领导人确实具有相当能量，他们很快联络全国各地相关团体十多个一起向朝廷施压。面对如此压力，清廷也作出一些善意回应，一再重申立宪方向不变，并同意在中央创设资政院，在各省创设咨议局。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的事情。
各省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为立宪党人的活动提供了合法平台，张謇等人利用这个平台做了大量工作，也就短短几年时间，立宪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各省督抚在咨议局的咨询、问责中，渐渐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开始有点“官不聊生”的感觉。
其实，从立宪党人的立场说，咨议局并不是一个完全议会，只是一个议政机构，并不具有立法资格。各省议员在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后，感到这种准议会性质不利于宪政推行，因此他们格外期待朝廷能够速开国会组织责任政府。这就是国会请愿运动的来历。
张謇等人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是一种体制内抗争，在认同体制的前提下建议改革，建议加速。这些建议虽然有违于朝廷“有计划政治”，但其心可嘉，在经过几番折腾奋争后，朝廷还是在第三次请愿发生时作出提前召集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的承诺，决定在1913年召集正式国会，在此之前先将官制厘定，并预行组织内阁。
善意忠告
清廷对九年预备立宪的调整是没有问题的，不存在不真诚，只是在人们接受了这个调整，静等按部就班厘定官制，特别是预行组织内阁时，却出了大问题。
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13位阁员中竟然有9人为皇室或皇族，这无异于军机处的亲贵内阁、皇族内阁立即引起立宪党人普遍反对，张謇也在第一时间敏感意识到清廷的这个举措不仅违反了祖制，而且处理不好，势必导致人心皆失，国家解体，一场巨大的政治动荡似乎不可避免。
君主立宪是张謇那一代中国人苦苦探究十多年的结果，也是那一代中国人认为最合乎中国的路，君主专制既然已成历史，民主立宪又不想要，只有君主立宪这条路。现在君主立宪弄成这个样子，满洲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疯狂程度，这不能不使张謇这批老立宪党人感到格外愤怒。
愤怒归愤怒，张謇还是没有与清廷翻脸，传统的君臣观念影响着他，他只能忍气吞声地有话悄悄向皇上说。张謇为此联系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等人联名致信摄政王，旁征博引耐心劝告摄政王仿照咸同年间成例，重用汉大臣之有学问有阅历的人，无论如何不能以国家为赌注，放任皇族和那些高干子弟胡作非为，垄断权力，丧失人心。
为探虚实，张謇还协同友人先至武汉拜访湖广总督瑞澂。再至彰德，拜访二十多年未曾见面的袁世凯，详细交换对时局的看法。紧接着，张謇一行入京，与载泽、载洵、载涛、徐世昌、唐绍仪等政要频繁接触，并获摄政王接见。也就是在这次接见中，张謇向摄政王提出了“最后的忠告”，以为当时的外交有三大危险，内政有三大要事。
外交上的三大危险一是中俄伊犁条约；二是宣统五年英日同盟条约期满；三是美巴拿马运河告成，必有变故。至于内政三事，一是外省灾患叠见，民生困苦，朝廷须知民隐及咨议局事；二是商业困难，朝廷须设法振作，金融机关须活；三是中美人民联合。
张謇对摄政王的忠告故意回避了最敏感的体制改革，尤其是皇族内阁、铁路国有等问题，但他在随后与王室成员的交谈中明白阐释自己的看法。对四川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张謇表示同情，建议载泽尽快与盛宣怀商量，调整方略，无论如何也要将那些集资修路的川民从这个政策的损失中剥离出来。他们是政策的受害者，不应该让他们承担政策的损失。用中央财政将川民的集资款退回，然后集中力量追查川汉铁路公司及那些官绅的责任。
在京期间，张謇或许没有机会就皇族内阁发表看法，等他8月回到南方后，很快发表了一个《请新内阁发表政见书》，张謇在不反对皇族内阁前提下提出三点建议，一是速发内阁新政见以刷新中外耳目；二是实行阁部会议加强中央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三是建议国务大臣恢复幕府制度，选择优秀人才进入幕府议政。
别了，皇上
很显然，张謇这样的立宪党人对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的反对，还是比较温和及有节制的。他似乎倾向于相信，大清王朝面对这样的政治危机应该能够化解，秩序应该能够得到恢复，毕竟这是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经历过那么多大风大浪，怎么可能在这点风浪中翻船呢？因此，即便武汉因成都保路风潮弄得一片恐慌，张謇还是在10月初到那里主持一个纺纱厂的开业仪式。
10月10日晚八时，忙碌多天的张謇登上“襄阳丸”顺流东下，突然间他看到武昌草湖门一带着起了大火，他想起昨天曾有革命党人被查获被处死，他估计这些大火或许是这些闹事者余党报复。船行二十里外犹见火光，张謇怎么也想不到他目睹了那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那些大火就是湖北新军愤怒的火焰，他们不是为昨日被杀者复仇，而是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开端。
作为立宪党领袖，张謇对革命本能厌恶。两天后（12日）抵达南京，张謇第一件事就是劝说江宁将军铁良出兵援鄂平息动乱，并请铁良代奏朝廷立即实行立宪，改组内阁，平息国人的愤怒。
张謇真诚希望社会稳定，不喜欢革命，不喜欢动荡。他在此后几天分别拜会两江总督张人俊、江苏巡抚程德全进行劝说，在得到程德全认可后，与雷奋等人代程德全及山东巡抚孙宝琦起草了一份奏折，请求朝廷立即改组内阁宣布立宪，标本兼治，剿抚并用，并建议对酿乱首祸盛宣怀严加惩处以谢天下，筹组责任内阁代皇上负起责任。
革命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几天，湖北独立、湖南独立、山西独立、陕西独立、江西独立、云南独立，很快这股独立风潮像传染病一样传到江浙，传到上海，张謇和那些立宪党人坐立不安，无可奈何。他的立宪同志李平书出任光复后的沪军都督府民政长，他的亲信沈恩孚、黄炎培也到光复后的江苏都督府任职。平稳光复，和平过渡，使张謇对革命的恐惧极大减轻，他的思想也就在这个时候发生转向。
张謇渐渐意识到，革命既然已成为大势，那么谁也没有办法阻止，立宪与革命虽说有很大差异，但在目前形势下，立宪党人有责任与革命党保持合作，稳定社会，控制局面。11月8日，张謇致信江宁将军铁良和两江总督张人俊，劝他们在动荡时期好自为之，千万不要让满汉战士兵戎相见，应该引导大家在共和主义理念指引下友好相处。这大约是张謇转向共和的最早证据。
和平光复势不可挡，自武昌首义至今（11月8日）不过32天，独立省份就有14个。这14个独立省份当然并不意味都与朝廷严整对立，但清廷的政治危机至此已暴露无遗。先前十几年的立宪奋斗终于因清廷内部自私、不妥协而彻底葬送，那么转向共和转向革命，也就成了张謇这批立宪党人的必然选择。
11月23日，张謇在上海会同汤寿潜、熊希龄、赵凤昌等老立宪党人联名致电张家口商会转内外蒙古赞成共和。接着，张謇又与伍廷芳、唐文治联名致电摄政王，再进忠言，以为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君主立宪已成过去，为皇上为王爷计，此时若幡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理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以报皇室。
别了，皇上。这是中国人也是张謇一个痛苦而又不能不作出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