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中国大学教育在整体质量上，过去二十年呈下降趋势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这不是因为中国当代大学教育用了六十多年时间依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也不是因为大学扩招大幅度稀释大学水准。拿今天的大学毕业生去与十年前、二十年前大学生去比较当然不太公平，但同样都是大学生，同样的都是学士、硕士或博士，时代变迁在他们身上的体现不是知识更丰富、学养更深厚，而是相反。大学生知识面从来没有现在这样狭窄，大学生自治能力从来也没有现在这样弱。如果说中国高等教育全面失败，教育管理者肯定不服气不承认，但是如果询问一个事实，教育主管者比如教育部官员、中国最重要领导者、各省市，甚至各市县领导，还有多少人的子女在国内就读，有多少人不是将子女送到海外送到美国？当然，在常态体制下，学生出国留学开拓眼界追求新知都很正常，但像现在这样“一边倒”，家境稍好一点的都不愿让子女在国内接受大学教育，这意味着高等教育尤其是本科教育失去了吸引力。说得稍微客气点，中国高等教育经过最近二十年变迁，近乎完败。
重构学术共同体
大学教育原本就不是中国本土特产，本来就是从东西洋各国引进的。满打满算，如果从1898年创办京师大学堂算起，中国大学的历史不过一百一十年，除去前面几年耽搁，除去文革十年耽搁，中国大学的历史至今不过百年。这一百年，如果再仔细区分，有晚清最后十年草创期，有“民国前半程”的积累，有“民国大陆后半程”的辉煌，属于今天大陆大学的历史只有六十年。六十年中前半段自1952年盲目学苏联，基本上毁掉了1949年之前中国大学费尽艰辛建构的西方高等教育体系。又经过十四年发展，到了文革，高等教育几乎被全部摧毁，大学停办。直至文革后半段，方才部分恢复大学教育，由基层推荐，形成人类教育史上从未有过，估计今后也不会有的“工农兵大学生”。1977年，邓小平扭转乾坤，同意恢复大学正常招生，中国的高等教育终于迎来了一个常态发展期。自1977年至1990年代初期，应该公平地说，这是六十年大学教育最好的一段时间。笔者躬逢其时，那时的大学校园鸟语花香，琅琅读书声，树阴下、池塘边，即便是对恋人，也无不以读书为其交谈内容，人们普遍有一种知识饥渴感，普遍觉得既然上了大学，就不要辜负时代，大学生惟一的正当职业就是读书，就是充实自己。那时的大学生对读书之外的事情非常淡漠，没有功利，没有投机，没有想过什么终南捷径。
1990年代初期之后中国高等教育完全变味。或许是因为那场政治风波的缘故，1990年代最初几年的大学成为政治整肃的重点区域，新生入学集训长达半年甚至一年，政治学习、政治训练从1980年代逐渐淡化到全面恢复，大学生入党，党团组织、政治组织日趋强化，以致发展到今天，据说许多大学中非教学的党政、辅助人员竟然占到教职员工一半甚至还要多。政治正确成为高于一切的东西，真正潜心研究学问、认真教书不一定被重视，更不会得到什么政治上、经济上的好处。相反，那些将政治挂在嘴上，拿政治作为一门升迁、发财工具的老师和学生，却大都意气风发，如鱼得水。政治将大学风气彻底败坏，教授们不再安心于学术。在常态高等教育环境下，苦读几十年的大学教授不会为了蝇头小利、一官半职放弃自己的学问，他们真正能够安身立命的，真正支撑自己生命的，就是自己的专业，就是自己的知识和学问。
然而，在政治正确高于一切的过去二十年，大学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小社会，一个袖珍型的官场，如果只在大学当个教授，如果在大学里没有一官半职，不要说不好意思见人，更重要的是在各种资源配置上明显吃亏。于是，过去二十年，大学里怪事屡见不鲜，几十名教授为了竞聘一个处级行政岗位费尽心机，近乎所有的教授都想着弄个行政职务。
大学政治化是把双刃剑。真正的政治忠诚、体制忠诚，并不能凭借政治上享有特别优惠去培养，大学政治化将教授们、大小教职员工弄成两面人，极其严重地恶化了大学环境，教授们和教职员工的争权夺利，言传身教，是无形的榜样，过去十几年毕业的大学生一般来说都较先前的大学生会来事，知道怎样拉关系，怎样走门子。由此，中国高等教育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逆淘汰”，那些真正潜心于学问与教学的可能就是默默无闻，稀松平常，那些钻营、逢迎、溜须拍马的，差不多都如沐春风，如鱼得水。中国教育近乎彻底失败，主要是说教育者根本不再将教育本身当作一件正当事业。功夫在诗外，大家都一门心思琢磨着教育之外的事情。
大学不是中国的特产，大学纯粹是外来的东西，大学一定要和政治脱钩，一定要重新建构一个知识共同体，重建一个知识社会。一切党团组织、非教学人员、非必要的行政辅助人员都应该离开大学，让大学恢复到其本来面目和功能，大学不能成为官场，不是培养官僚的机构。大学校园依然应该是鸟语花香、书声琅琅、谈情说爱、交流学问的场所，惟一不愿谈不屑谈的就是政治。
或许有人说，过去二十年，正是因为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加强了党团工作，正是通过对教授、学生入党、提职、提干等方面工作，方才使过去二十年大学校园没有发生大规模学潮。
是的，过去二十年确实没有1980年代中期那样的学潮。但是必须注意的，非政治化背景下的学潮，表明大学师生对国家前途的关爱，政治化背景下没有学潮表现出的是大学师生对国家难题发展困境的冷漠。
政治的归政治，学术的归学术，大学应该成为整个社会最干净的一块地方，应该是引领社会的楷模。对于大学师生来说，大学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场所，是个知识共同体，是个最纯洁的知识场所。大学教育不改革则已，大学教育要改革，就应该从大学非政治化开始。全世界大学管理没有这样泛政治化、泛功利化。大学要培养的是君子，不是善于钻营的政客。
自主、创新及多样性
大学非政治化并不是说一味鼓励大学师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再关心国家前途和人类未来。大学非政治化显然不是这个意思。大学非政治化的真意是教育的归教育，政治的归政治。大学师生都有权力关心政治、介入政治，但是不能以大学校园为活动舞台，只能以自己的名义在校外进行。不论是名教授，还是一般师生，校外政治活动都应该文责自负，不代表学校。大学只是一个纯粹的教育机构，只是一个师生共聚的读书场所。
按照世界各国大学通例，中国的大学应该坦然废除一些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课程，因为这些课程对于大学生可以说并没有好处，许多学生学了这些意识形态色彩过浓的课程，等走出校门，走出国门，接受另一种形态的教育时，不是显得顽固守旧，就是精神崩溃，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变动太大，缺少一以贯之的东西。六十多年没有一个政治概念始终如一，没有一个概念能够放之四海。与其用短期的政治话语训练青年，不如让他们像港澳台来大陆求学的学生一样，免除这些课程的负担。
即便中国在政治上不能很快走上民主化，大学也不应该继续承担政治教育的功能，大学应该回归其本来位置，应该以人类文明传承为惟一功能。至于政治，还是应该交给大学之外的机构去承担，比如党校、团校、行政管理学院等，无论如何，大学应该非政治化，大学应该是不受任何政治权力干预的纯粹知识机构。
其实，人类历史上的大学都是这样办的。中国在1949年之前的大学也是如此处理的，比如北大，比如西南联大，他们之所以在那种困难时期取得非凡成就，原因当然不止一端，但其非政治化的制度设计应该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大学非政治化，其实就是要大学自主自治。国立大学当然应该有国家拨款，省立大学当然应该由省财政拨款，但是拨款是一回事，对大学事务包括人事、教学等方面的干预又是另外一回事。拨款只是表明这个学校是由国家或省级政府出钱办的，并不意味着国家或省级行政单位有权干预大学事务。大学一定是自主的自治的，只有自主自治，才能使大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共同体，而不是政客养成所。
大学自主自治必须解决大学领导来源问题，现在的大学校长由教育部或者上级机关任命是最没有道理的。大学校长一定要由本校的教授们投票产生，他们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海选，也可以在自己学校的教授里寻找。如果上级机关或教育部不放心，可以让大学教授会在选举时至少应该选出三个，以方便上级机关或主管部门三选一。大学校长来源合法性如果不能解决，校长的权力来源如果继续来自上级或教育部，大学自主自治就是一句空话。
校长选出来了，就应该享有不受怀疑的充分权力。大学不再政治化了，不再受到政治影响了，就能将大学办成一个纯粹的知识共同体了，人们在那里除了讨论学问，不会再将精力和心思用在人际关系和勾心斗角上了。
大学校长的权力应该是至上的惟一的，能够制约校长或者说能够给校长建议咨询的是各种各样的教授委员会。这在1949年前各个大学都有尝试，有相当成熟的一套制度。
大学自治就要允许大学教学的多样性多元化。要允许各种各样的资本投向学校，允许外国资本外国教会重回中国办大学，要相信不论在哪一种性质的大学里，只要做到了非政治化，禁止政治对校园的渗透和干预，任何一种资本都不会改变教育本身的性质。1949年前的中国大学，教会大学并没有成为颠覆中国政府的基地，燕京大学反而在日本人统治时期成为民族抵抗的前沿。更重要的是，教会大学、外国资本创办的大学会为中国大学教育带来不一样的风格、模式，多样化、多元性，是大学教育创新的前提，单一的国有大学、统一的教材，甚至还有统一的教学风格只能使这个国家越来越教条，无法创新，无法走出一条新路。
容忍教会大学、外国资本的大学在中国自由办学，不仅是政治上的坦诚与自信，而且也一定会给中国大学带来很不一样的效果。1949年之前的中国大学，相当多的大学在相当科目上实行全英语教学，由外国专家用外语直接教书。过去几十年，由于我们实行封闭的教学环境，不要说用全英语教学，甚至许多原本就是外国教材，也一定先实行“汉化”，译成中文使用。这显然不利于中国高等教育世界化，不利于中国教育走上世界，成为世界顶级大学。如果中国在教育资源配置上放开手脚，相信中国高等教育重现辉煌并不是一个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的事情。民国时期的大学也就三十八年时间，战乱频仍，依然涌现出一批世界一流好大学，就足以证明中国人有能力办好高等教育，关键是思路、方法要对头。
大学教育的多样性，就是大学各自性格的体现，教育部只能负责基本政策的制定，和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绝对不应去管大学教材。应该要求大学教授而不仅仅是鼓励大学教授自己编写最具个人特色的教材。大学教授如果不能有自己的独特教材和讲授，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用教育部统编教材去宣讲，实际上是最不负责任最没有水平的事情。
放开大学管理的手脚，让大学成为各自独立的教育机构，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绝对可期，中国绝对有能力将大学办成世界一流，中国领导人和那些富二代、官二代，一定会重拾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信心。
自治、质疑与创新
大学的产品是学生，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学生在大学不仅要学到知识，还要学会做人，现在的大学在这方面做得太不到位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学的辅导员制度、团委制度以及官办的学生会制度，甚至还有学校的后勤管理制度等，严重窒息了学生的自治能力，不论是来自城市的学生，还是来自农村的学生，几年大学生活，反而成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文弱书生，这显然与现代教育宗旨不相吻合，是大学的“保姆化”教育方式惹的祸。
近代以来的中国教育家都注意教育产品的培养，都注意到教育的产品一定要全部合格，而合格的第一条标准就是要将学生培养成充满活力的个人，不应该使他成为一个曲背近视的人。
要想将学生培养成有能力改良社会的人，就要给他们创造机会，大学几年，一定要想尽办法将学生的事情交给学生自己去处理。大学不要继续“保姆式”地管住学生的吃喝拉撒，要将学生的后勤完全市场化，与学校分离，学校不要再去费力不讨好地管理学生后勤，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照顾自己，让大学的学生会成为真正的学生组织，让学生在大学几年养成会竞争会选举，会为社会公益、社会进步贡献心智、力气的有用之人。大学应该尽可能多地创造实践的机会，而不是大包大揽一切代办。
大学生自治，就是要培养大学生对公共事务的关怀精神，培养关怀的能力。现在来自城市的大学生，绝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家长在过去十几年对孩子的期待就是好好读书，一鸣惊人，出人头地。十几年的紧张学习使许多学生对公共事务不太关心，学生自治就是要引导学生知道怎样去关怀这个社会，培养学生对人类的大爱。
学生自治不是他治，现在的学校团委肯定应该退出校园，其他的政党组织、政治组织也不应干预学生的自治，不能诱导学生介入政治色彩的活动，不论这种活动使用怎样诱人的理由，因为大学生说到底还是心智并没有发育完成的未成年人，他们的责任就是读书，就是养成社会生活的能力，而不是介入现实政治。个别学生心智早熟，对政治有兴趣，当然可以以个人名义进行活动，但绝对不能允许在大学校园里发展政治组织，组织政治活动。在校外的政治活动应该责任自负，责任自立，学校有劝诫提醒的责任，也有拯救的义务，但大学生因个人原因而介入政治，还是应该由自己来承担主要责任。
现在的大学在知识教育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改正，就是教育的本质是提高学生质疑的能力，而不是一味告诉学生标准答案。质疑是创新的前提，没有质疑，以为相信前人相信结论，这样的学生在未来的工作中很难有大的出息。
总而言之，新的大学文化要求大学就是知识传授、研讨的场所，教授是校园中最受尊敬的一群人，学生是学校里最纯粹最具活力的一群年轻人。至于其他附加给中国大学的责任，都应该逐一“减负”。政府管理得少了，干预得少了，大学校长、教授们方才有时间有精力用于教育，大学方才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