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
大国就是中国，大师就是中国的学术巨人，具体是生活在晚清、民国、新中国这三个时代的学术大师。这一批天才之星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凋零陨落，现在已全部隐于历史之中，无缘让我们相见。虽说这是一个遗憾，但值得欣慰的是，他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除了精进的学问，还有光照千秋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前几天，我刚出版了《南渡北归》三部曲（六册）的修订本，讲述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流亡西南之地坚守自己的职责，弦歌不辍，一直到抗战胜利复原的故事。在那个大动荡的历史时代里，这一批知识分子和学术大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甘苦与共，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和民族复兴的机会。
教育界的希望
前几年社会上，特别是教育界风行过一个“钱学森之问”。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问”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学校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模式；二是创新创业型人才在社会上发挥作用脱颖而出的机制。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20位科学家获奖，其中有15个都是1951年之前大学毕业的。
据说2006年时任总理温家宝拿这个问题请教国内最有名的六所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他们的回答普遍是：要培养杰出人才，关键是教师；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高校大改革大发展起来之后，应该是大提高；做大高等教育，还要做强高等教育等等。但是这样的回答未能让钱学森和温家宝满意。
现在我要提问，与西方相比，中国的教育到底行不行？中华民族历史上有没有产生过好的大学、大师，还有好的学生？
不妨来回顾一下，不需要回到春秋战国，我们在几十年前就可以找到，并且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就是抗战时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日战争发生之后，国民政府就把北大、清华、南开等三所著名的学校转入长沙，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后来，随着日本鬼子沿扬子江一线继续西进，并攻克了武汉三镇，长沙临时大学师生又辗转千里，分三路到达昆明，成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就是这所大学，在昆明坚持办学八年多，在抗战的艰苦卓绝的环境里，西南联大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学生，比如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李政道，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1941年清华大学在昆明举行三十周年校庆的时候，美国多所大学联合发来的电报电文是：“中土三十载，西方一千年”。这表明了中国大学发展之快，让西方学者不得不承认建校才三十年的清华大学已经迈入了世界一流行列。
在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整个中国的教育界树立了标杆，培养了人才，成为办学的一种典范载入史册。但是，那个时候的其他大学也有相当的发展，人才辈出，成为抗战和民族复兴的主要力量。
同样出色的还有中央大学（现在南京大学）。当南京沦陷的前夜，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之前当过清华大学校长），率领全校师生往重庆撤退，撤退时所有的东西也都运往重庆。当时中央大学有一个农业学院，农场里养了一些牲畜，如荷兰猪、美国牛等。因为器材运起来都已经很困难，罗家伦就跟农场场长说，这些猪和牛该杀的杀，该卖的卖，处理掉，不能运往重庆。但是农场的那些职工和老师不同意，认为人在学校在，东西也一定要在，一头猪都不能少。于是几个老师赶着猪和牛，还有一些羊（把羊拴起来放在牛背上），开始从南京往西南撤退，往重庆走。他们走的时候，敌人的飞机就在天上轰炸，炸弹随着投了过来。罗家伦到重庆一年之后，这些赶猪赶牛的人经过寒风雨雪才到了重庆。罗家伦一见他们，就开始哭，最后就抱着牛哭。
命运的抉择
当然，也有不幸的一面，比如说胜利之后没多长时间，国共内战爆发，这一批历经抗日烽火幸存下来的学术大师不得不面临着一种新的、痛苦的选择，是跟蒋介石政府走，还是留下等待中共新政府的接收改编。最后结果是，各自怀揣着不同的理想，奔向不同的地方——这是大师们的命运之变，也是民族文化与承载文化的大师们悲剧的一个方面。
在这样一个改朝换代的大时代里，知识分子个体显得特别渺小，命运也就格外琢磨不定。
比如在1948年年底，当时有个很有名的科学家叫吴有训，此人做过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后来做了中央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当了中科院副院长。郭沫若敢随便骂陶孟和，却不敢骂吴有训，因为此人非常有性格，敢跟郭沫若对骂。就是这个吴有训，看到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就和当时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商量，从南京跑到上海去。当时国民政府正在“抢救”学人，名单里有他的大名，但他当时不太想去台湾，但也没有说不去，只是负责实施“抢救”的人找不到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方面开始广播找人：“吴有训你现在哪里？听到消息以后，马上到某某地方，那里有人接。”——其时的吴有训实际已经被共产党藏到了同济大学的房子里，不能出来了。后来南京被攻破，上海也被占领，国民党跑到了重庆、广州，但每天呼叫寻找吴有训的广播没有停下，一日两三次，让他听到广播后到广州来。后来国民党撤出广州，来到厦门，在厦门也一直广播，最后到台湾就没有消息了。这样的广播持续了大约有半年时间。
拿这个例子来说，尽管在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带领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建立了很高的威信，但是后来贪污、腐化、堕落，政府很快就垮了。但这个政府在没落时，却能够想到吴有训，想到科学家和教育家，还一直在广播里面寻找，是难能可贵的。这也同时说明了，后来国民党为什么能在台湾立足，为什么能把中华文化较好地保存下来，还能得到发展。
一般政党可能首先想到要保住军队，不管教育家或文人。但国民党在撤退时，除了撤退军队外，第二想到撤退的就是人才，抢北大、清华的教授。
当时，蒋介石特别注意人才的抢运。当北平被共军包围时，蒋派出的最后几架飞机，都是抢运国家教育学术界的一流人才，比如胡适、陈寅恪、梅贻琦等。陈寅恪最终没有去台湾，而去台湾的一批人大多被充实到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史语所等机构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再后来梅贻琦从美国辗转回到台湾，创办了台湾清华大学。
与这些大学相互交映的是恢复和创建了旧有的中研院、中央图书馆、国史馆等机构，把当年抢运到台湾的一些重要的图书、档案资料、外交文献充实到这些机构中。
蒋介石的心机
除了军队和人才，当年同时被撤往台湾的，就是故宫的青铜器、瓷器、绘画、古籍。在那么严酷的情况下，人都管不过来，还要弄一些青铜器，又有什么用？
后来我了解到，中国历史上是有传统的，即统治者都要取得一个合法的地位和说词，代替这个合法地位与说词的具体物质就是九鼎。“鼎”就是青铜造的那个东西，谁得到该物，谁就是正统或称正朔的统治者，是上天赋予神圣使命的光明正大的帝王；而没有该物，就不好解释自己的政权是天授正朔。
历史上的楚庄王曾问周天子九鼎的大小重量，这就是俗语“问鼎中原”的典故。包括后来秦始皇掌权之后，也对鼎看得很重，周代传下来的国之重宝“九鼎”遗失了，这成为秦始皇挂念在心的一块心病，总觉得自己这个天下坐不稳。为此，秦始皇出巡的时候专门派人在泗水打捞传说掉入此处的鼎，可惜没有打捞到，这个事令秦始皇遗憾了一生。
蒋介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调动多艘军舰、运输船搬运那些破铜烂铁到台湾的原因，除了保护现代意义上的文物，当然还是有保持他的政权正统性的考量。
假想1949年，蒋介石单单只带了200万兵和一堆大炮机枪到了台湾，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事实上不是这样，他把用于战场上的官兵、军队丢掉了，把枪支弹药丢掉了，把坦克也丢掉了，却牢牢地攥住了一堆破铜烂铁，且完好无损地搬到了台湾，然后在台北建立了故宫博物院，比如毛公鼎等国之重器都陈列在里边——这是列祖列宗、帝王之家一代代传下来的富有象征意义的宝贝，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具体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