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
各位来宾、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1周年，暨在台建校56周年，同时纪念清华故校长梅贻琦先生逝世50周年。
我演讲的题目是：梅贻琦的儒家思想与治校精神。此为我近年来研究的一个专题，牵涉的范围很广，篇幅较长，今天因时间关系不能全部讲述，现只简要叙述几点，与大家共勉。
梅贻琦的家庭背景与留学经历
要谈这个主题，就不得不对梅贻琦的成长历程作一简单介绍，只有了解了他的家庭和成长的时代背景，才能解释他的思想与精神。
梅贻琦1889年12月29日出生于天津市，此时还是清朝，用中国通行的历法来说是清光绪十五年腊月初八。当时的天津属于直隶管辖，近代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曾国藩、李鸿章曾先后任过直隶总督。梅贻琦出生时，离辛亥革命和清朝的垮台还有22年。此时，近代中国思想、教育史上著名的人物蔡元培21岁，梁启超16岁，张伯苓13岁，蒋梦麟3岁，胡适要比梅贻琦晚2年才出生。而两个相关的政治人物蒋介石比梅贻琦大2岁，毛泽东比梅贻琦小4岁。明晰了这样一个人物谱系，便大体知道梅贻琦所处的时代和历史背景。
就天津梅氏一家而言，其祖籍是江苏武进，远祖曾为明朝重臣，后迁徙天津卫，为津门望族，肩负守护天津卫的重责。梅先生出生时，家境虽有衰落但也非一般人家可比。梅贻琦兄妹五人，他居长，比其小11岁的梅贻宝在晚年回忆往事的时候说：诸兄姐每人有一位奶妈，只是到了他出生时，梅家每况愈下，但总是还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仍不是一般平民百生可比的。
古时做官，大多数要通过考试获得了功名才能晋升到高级士宦阶层，梅家当然不能例外，至少自明代起就以诗书立家成业，对其子女均以诗书为第一要求，梅贻琦的父伯梅忱曾中过乡试。对于这一段历史，梅先生在自传中曾说：“家境虽非甚宽裕，但对于吾兄弟五人之教育必尽力成全，琦姊妹亦五人，最小者亦能毕业于师范及南开大学。”曾做过燕京大学校长的老五梅贻宝说：“家境虽清苦，人口虽众多，父亲却咬定牙，叫每个儿子受教育，后来天津办了女子学校，他叫两个未出嫁的女儿亦上学校。”
梅贻琦15岁时进入天津南开学堂，成为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的学生。南开学堂是由近代教育家严修的一个私塾发展而来的，当时的课程除了四书五经，已有数理等课程，张伯苓开始教数理，后来成为南开学堂的校长，梅贻琦与张伯苓的弟弟、后来做过清华学校教务长的张彭春等为南开第一期学生。
1908年，梅贻琦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被保送到保定直隶高等学堂继续攻读。也就在这一年，美国决定把1900年参入“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分得的赔款的“多余”部分“退还”清政府，作为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经费。清政府外务部于1909年6月在北京史家胡同组建了游美学务处，并于8月开始招收“直接留美生”。在保定刚读一年的梅贻琦决定投考，在630名考生中，以第6名的成绩（总分834分，平均75.11分）入选首批庚款留美生，这一年梅贻琦21岁。
后来清政府又分别于1910、1911年招考了二批留美生派遣美国就读。这三批学生日后成为清华校史上的“史前生”。
这里说一个插曲，即1910年，第二批庚款留学生考试中有幸考中，曾放洋美国，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并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文学院长、校长，著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胡适，把自己考试中的经历，以及榜上的名次作了这样几个片断的回忆：
那一年（庚戌，一九一0）是考试留美赔款官费的第二年。听说，考试取了备取的还有留在清华学校的希望。我决定关起门来预备去应考试……
留美考试分两场，第一场考国文英文，及格者才许考第二场的各种科学。国文试题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我想这个题目不容易发挥，又因我平日喜欢看杂书，就做了一篇乱谈考据的短文，开卷就说：“矩之作也，不可考矣。规之作也，其在周之末世乎？”
下文我说《周髀算经》作圆之法足证其时尚不知道用规作圆；又孔子说「不逾矩」，而不并举规矩，至墨子、孟子始以规矩并用，足证规之晚出。这完全是一时异想天开的考据，不料那时看卷子的先生也有考据癖，大赏识这篇短文，批了一百分。英文考了六十分，头场平均八十分，取了第十名。第二场考的各种科学，如西洋史，如动物学，如物理学，都是我临时抱佛脚预备起来的，所以考的很不得意。幸亏头场的分数占了大便宜，所以第二场我还考了个第五十五名。取送出洋的共七十名，我很挨近榜尾了。
其实，这次考试胡适并没有达到各学校通常划定的及格网线，平均分数仅得59分。既然要凑足七十人，招收的方式自然就是矬子里拔将军，这就决定了招考方顾不得投考者是打虎的武松，还是武松的兄长——那个卖烧饼的武大郎了。但无论如何，像历史上所有真正的招考一样，在发榜之前，考生们的心情总是怀揣一只小兔，恍恍然，砰砰然，坐立不安。尤其像自我感觉并不好的胡适就更是如此。
胡适继续回忆道：
那一天，有人来说，发榜了。我坐了人力车去看榜，到史家胡同时，天已黑了。我拿了车上的灯，从榜尾倒看上去（因为我自信我考得很不好），看完了一张榜，没有我的名字，我很失望。看过头上，才知道那一张是备取的榜。
胡适的聪明此时便显露无疑，人家看榜是从上往下看，他却来个反其道而行之，倒着看。当时自我感觉或实际情况考得比他差的大有人在，恐怕不见得都有自知之明和如此做法。当得知刚才所看的并不是“正榜”时，胡适如同从跌落的深坑又突然望见了暗夜中跳跃的鬼火，惶恐中揣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抬起衣袖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继续观看。
胡适继续说道：
我再拿灯照读那“正取”的榜，仍是倒读上去。看到我的名字！仔细一看，却是“胡达”，不是“胡适”。我再看上去，相隔很近，便是我的名字了。我抽了一口气，放下灯，仍坐原车回去了，心里却想着，那个胡达不知道是谁，几乎害我空高兴一场！至此，胡适悬着的一颗心才算砰然落地。
后来方知，那个胡达便是胡明复。胡适回忆说：“后来我和他和（胡）宪生都到康南耳大学，中国同学见了我们的姓名，总以为胡达胡适是兄弟，却不知道宪生和他是堂兄弟，我和他却全无亲属关系。”
下面再看看梅贻琦的表现：
1909年10月，梅贻琦一行由游美学务处会办唐国安率领自上海搭乘中国号邮轮启程赴美。后来，同他一起赴美的同届同学徐君陶曾有这样一段回忆：
宣统元年，清华初次招考留美公费生，在北京举行，投考者有七百多人，经过几经考试，一次一次地淘汰，末了剩下47个人，梅先生和我便是这47个中的两个。我记得在我看榜的时候，看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也在那儿看榜，我当时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来在船上看见了，经彼此介绍，原来就是现在的梅贻琦先生。梅先生不喜说话，但谈话时却和蔼可亲，人称之为Gentlemanoffewwords。现在相隔三十多年了，他的性情还是这样沉默，态度依旧这样从容。
从这段回忆中，可以看出梅贻琦与胡适在性格和处理日常事务上的不同。尽管不同，他们二人却成为好朋友，在未来的路途上相互扶协，共同走过了可歌可泣的人生路程。这一点，可以称为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真实写照吧。
就梅贻琦的人生来说，参加游美考试并有幸录取，这是人生中一个重大转折点，他日后与清华长达54年的“血缘”关系，就从这里开始。
梅贻琦抵达美国后，进入东部伍斯特理工学院攻读电机工程专业，1914年夏毕业并获学士学位，也就在这段求学时期，梅贻琦皈依了基督教，成为一名基督徒终生不渝。
梅贻琦于1915年春回国，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服务半年，既尽乡土之谊和一个基督徒的义务后，于这年9月应母校清华校长周诒春先生之请，莅校执教数学、物理、英语等课程，从教员到讲师、教授、教务长，直到1931年任校长，在这个校任上虽屡经内忧外患的坎坷和磨难，但直到1962年去世才与清华诀别，所以世人称之为「清华永远的校长」。
梅贻琦在一封告校友书中这样写道：“琦自1909年（宣统元年）应母校第一次留美考试，被派赴美，自此即与清华发生关系，即受清华之多方培植。32年来，从未间断，以谓‘生斯长斯，吾爱吾庐’之喻，琦于清华，正复如此。”这个话，从心理到事实都是恰如其分的。
知道了梅贻琦的家庭背景与成长历程，就可以想象他的旧学根柢之深厚，对于自幼聪明，记忆力极强又善于背诵的梅贻琦来说，过去所学的经史子集自然烂熟于心。据一位同事回忆：“他有一次对我们说，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典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这个话不是梅贻琦的自负，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从他留下的文字纪录即可看到。而梅氏在青年时代又适时地接受了现代西方文明教育，西方的科学理念与教育方法自然融入了他的血液之中，如此一个中西碰撞与融汇，就形成了踏入教育界之后的梅贻琦独特的教育理念与实践方法，这便是他的儒家思想与西方科学的治校精神的体现。这一切，从他的《大学一解》与他多次集会演讲中可以看到。
古之学者与新民的使命
梅贻琦认为，古今中外，一切教育，包括大学教育，均需从“修己”开始，作为哲学思想，在西方可溯源于古希腊之人生哲学的“一己之修明”，在中国，则可溯源于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古之学者为己”和儒家代表作之一《大学》八目中的前五目，即：格、致、诚、正、修。但儒家的“为己”与西方的“一己之修明”又有所不同，儒家所说的“为己”、“正身”、“修身、诚意”，反对“舍己以从人”等等，远非指大学教育的目的，而仅是指“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等等，亦即《大学》八目中的后三目：齐家、治国、平天下。
梅贻琦认为，《大学》之作问世后，大学教育的“最后目的”、“最大精神”便益加显著了，他在《大学一解》中这样说道：
《大学》一书开章明义之数语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若论其目，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明明德，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属新民。《学记》曰：“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返，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二语，可以为明明德之注脚，化民成俗，近悦远怀三语可以为新民之注脚。孟子于《尽心章》，亦言修其身而天下平。荀子论“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亦不出明明德之范围，而其泛论群居生活之重要，群居生活之不能不有规律，亦无非阐发新民二字之真谛而已。总之，儒家思想之包罗虽广，其于人生哲学与教育理想之重视明明德与新民二大步骤，则始终如一也。
“明明德”即“修其身”，而孔子说的“明明德于天下”等语，也即在此基础上使天下之人皆能修其身。孔颖达释“明明德”为“谓身有明德而更彰显之”，正指明了这一点。“明明德”主要是指“修身”，它就包括“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等内容。那么，对于古代的大学教育与现代大学教育的源流与区别在那里呢？梅贻琦认为：
今日之大学教育，骤视之，若与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则可知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义之范围，所患者，在体认尚有未尽而实践尚有不力耳。大学课程之设备，即属于教务范围之种种，下自基本学术之传授，上至专门科目之研究，固格物致知之功夫而明明德之一部分也。课程以外之学校生活，即属于训导范围之种种，以及师长持身、治学、接物、待人之一切言行举措，苟于青年不无几分裨益，此种裨益亦必于格致诚正之心理生活见之。至若各种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学程之设置，学生课外之团体活动，以及师长以公民之资格对一般社会所有之努力，或为一种知识之准备，或为一种实地工作之预习，或为一种风声之树立，青年一旦学成离校，而于社会有些须贡献，要亦不能不资此数者为一部分之挹注。此又大学教育新民之效也。
通识教育与专门知识之差异
在强调新民的问题上，梅贻琦特别强调了通才教育与专门教育的关系：梅贻琦说：
大学有新民之道，则大学生者负新民工作之实际责任者也。此种实际之责任，因事先必有充分之准备，相当之实验或见习，而大学四年，即所以为此准备与实习而设，亦自无烦赘说。然此种准备与实习果尽合乎情理乎？则显然又为别一问题。明行功夫即为新民功夫之最根本之准备，而此则已大有不能尽如人意者在。上文已具论之矣。然准备之缺乏犹不止此。今人言教育者，动称通与专之二原则，故一则曰大学生应有通识，又应有专识；再则曰大学卒业之人应为一通才，亦应为一专家，故在大学期间之准备，应为通专并重。此论固甚是，然有不尽妥者，亦有未易行者。此论亦固可以略救近时过于重视专科之弊，然犹未能充量发挥大学应有之功能。
对此，梅贻琦说出了通与专在他心中的分量与排序：
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于新民之效。夫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固为事实，然不能谓全部人生寄寓于事业也。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此通专并重未为恰当之说也。
最后，梅贻琦强调：
大学四年而已，以四年之短期间，而既须有通识之准备，又须有专识之准备，而二者之间又不能有所轩轾，即在上智，亦力有未逮，况中资以下乎？并重之说所以不易行者此也。偏重专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并重之说又窒碍难行，则通重于专之原则尚矣。
以上是梅贻琦非常重要的治学思想与治校精神，梅氏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伟大在何处，除了大家已经知道并广为流传的“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光辉理论，这一个“通”与“专”、“新民”与“扰民”的指导方针，则显示了梅贻琦以人为本，以人的生活本身为主体的教育理念。人毕竟是在繁纷的社会中活着，而活着的意义、快乐与否，确实不只局限于所谓的“事业”大小，或有成无成，所谓“事业”只能是一个组成部分，比“事业”大的是天，是地，是宇宙，是人的心灵。在古代庄子的哲学中，宇宙观是人生观的认识论基础，而政治观只是人生观的特例。庄子哲学最核心的内容是人生观，其最深刻、最有价值的内涵就是教人如何在人世间自由而又自尊地做一辈子人。梅贻琦的这一教育思想尽管多来自于儒家，但也颇具庄子遗风。
即以单纯的学术或事业追求而言，不具备通才的基础和知识结构，过于专一，也很难成为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和大科学家。这一点，只要看看历代有大成就的人物便可见出。
现在我拿与新竹国立清华关系相当密切的物理学家吴健雄来加以说明此一观点，从梅贻琦日记可以看到，当年在新竹创建原子研究所，也就是清华大学前身的时候，在美国的袁家骝与吴健雄夫妇最为积极，后来多次来台讲学，鼓励后进，堪称楷模。
吴健雄原是上海中国公学的学生，胡适曾在这个学校做过教师和校长。刚开始的时候，胡适并不认识吴健雄，虽然他知道中国公学有一个资质极其优异的学生叫吴健雄。有一次考试，吴健雄就坐在前排，考试是三个钟头，吴健雄两个钟头就第一个交了卷。胡适很快看完卷子，送到教务室去，正巧中国公学的两位名师杨鸿烈、马君武都在场。胡适就说，他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学生对清朝三百年思想史懂得那么透彻，于是给了她一百分。杨鸿烈、马君武二人也同时说，班上有一个女生总是考一百分。于是三人各自把这个学生的名字写下来，拿出来一看，结果三人写的都是吴健雄。
吴健雄和胡适的这段师生经历，不但吴认为对她影响深远，而且胡适也曾在公开场合说过，这是他平生最得意、最自豪的事情。胡适勉励吴健雄：“凡治学问，功力之外还需要天才。龟兔之喻，是勉励中人以下之语，也是警惕天才之语。有兔子的天才，加上龟兔的功力，定可以无敌于一世。仅有功力，可无大过，而未必有大成功。你是很聪明的人，千万尊重自爱，将来成就未可限量。这还不是我要对你说的话，我要对你说的是希望你能利用你的海外往留期间，多注意此邦文物，多读文史的书，多读其它科学，使胸襟阔达，使见解高明，做一个博学的人。凡一流的科学家，都是极渊博的人，取精而用弘，由博而反约，故能大有成功。”
可以说，吴健雄的博学与通才，以及胡适的治学思想，就是梅贻琦教育方针的体现，如果说这些人物与梅贻琦是英雄所见略同，也是合适的。
梅贻琦的这个“通”与“专”的区别以及其它的教育理念，基本上被新竹清华保持下来并得以发扬光大，如果说二十世纪上半叶梅贻琦主持的西南联大走出了杨振宁、李政道二位诺奖获得者，那么上世纪后半叶在台湾新竹复建的清华大学能产生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不是偶然的，这个人才辈出，硕果绵延不绝的局机，恰能反映梅贻琦思想与教育、治校理念的延续性、正确性与大可作为的历史证验。
反观1949年之后大陆的教育方针和指导思想，恰恰与梅贻琦的这个通才与专识，“新民”与“扰民”的学说背道而驰。因为清华大学与是美帝国主义退还的庚款建成，教授又多留学美国，具有亲美倾向，与红色中国的政治基调不合。1952年，北京的清华大学被当局肢解，文理二科全部并于北大等别的院校，只剩一个工科，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专科学校，而这样一个学校日后的凋敝与衰落有目共睹。除了产生了一大批官僚和制造了一大批军火，在学术上基本没有建树。尽管上世纪90年代之后北京清华又开始搞了理文科，但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元气。北京清华在政治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下的瞎折腾，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教育的一个反面教材，足以为日后教育家与求学者戒。
爱，是教育的根本
梅贻琦认为，现代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应把培育学生的知（知识）、情（情趣）、志（志趣）作为三个基本环节，而过去大学教育存在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大多侧重于知的一面，而忽略了情与志的一面。梅贻琦列举中国古人的教育方法，谓：
古之善教人者，《论语》谓之善诱，《学记》谓之善喻。孟子有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此善诱之或善喻之效也。今大学中之教学方法，即仅就知识教育言之，不逮尚远，此体认不足实践不力之一端也。
又说：
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
梅贻琦所说的“从游而学”源自春秋，以孔子及其弟子为典型；至宋明演变为书院的教学形式；在科举被废时，传统书院也一并被新式学校所取代。这种教学形式的特点是教研结合、教学相长、倡导自学、求实创新，梅氏特别强调了它通过师生交流、塑造学生健全人格的作用。由于梅贻琦接触了现代西方科学和教育方法，特别是他本人受过基督教的洗礼，在他的心灵深处又把这种古代思想道德赋予了新的含义，即教育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就是爱。
这一点，梅贻琦一生奉行不渝，并且以自身的言行为教育界和整个社会树立了榜样。如著名教育家傅任敢在《值得我们学习》中专门谈到了梅贻琦之“爱”。傅氏说：
我要说到梅校长的爱，做领袖的人有两种，一种使人慑服，一种使人悦服。毫无疑问的，教育工作者应该使人悦服，而不在乎使人慑服。因为教育的出发点是爱。梅校长的品性中具有这一点，他爱学校，所以把他一生献给了学校；他爱国家，所以在抗日时把他的女儿打发到远征军去；他爱同事，所以待人一视同仁，从无疾言厉色；他尤其爱青年，所以在每次的学潮中，他都以自己的力量掩护着青年的安全……我们只要想想，有多少人曾经爱护青年其名，出卖青年其实，或者爱护其名，放纵其实，我们便不能不深深地感到，我们要有根基深厚的爱，教育才有着落。
斯言是也。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们，梅贻琦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五十年了，今天，我们在新竹清华校园再次聚会，以纪念这位伟大学人和教育家。
前面已经说过，清华大学的前身只是一个没有什么名气和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梅贻琦就任清华校长之后，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便开创了清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梅贻琦先生是清华的象征，清华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也是他文化理想的实践地，正因为有了梅贻琦先生的努力，清华才迎来了群星灿烂的历史时期，成为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并跻身全国一流乃至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八年抗战中，梅贻琦先生兼任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主持校务工作，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坚持弦歌不辍、斯文绵延不绝，创造了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又一个奇迹。晚年的梅贻琦先生在台湾创建新竹清华，奠定了这所大学的基础，使后来者在这个坚实基础上于极短的时间内成为远东乃至世界一流的学校，再度创造了令世人震惊的辉煌。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先生，就是从这块土地上、这个园子里走出的杰出代表，李先生为清华大学、为全球华人争得了世界性名誉，为全人类的进步作出了贡献。现在，我在学校网站和媒体上看到，国立清华大学的几位教授相继在世界一流的《科学》杂志发表学术论文，把世界科学界的目光吸引到台湾来，吸引到美丽的新竹清华园里来。这是否是下一个诺贝尔奖章的召唤，我不敢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国立清华大学已经迈上了更加成熟、理性，在传统基础上大踏步前进的黄金时代。
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与大时代里，让我们回首清华走过的101年风雨历程，回望梅贻琦在台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岁月，回望清华在台建校56年的艰辛与劳苦，痛苦与欢乐。我们看到，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权力如何更替，清华作为教育界的一面旗帜一直高高飘扬，而作为清华“终身校长”的梅贻琦先生精神不死，灵魂不灭，他在天上，以慈祥的面容和心中的大爱注视着我们并为清华的进步鼓与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