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由于意识形态长期影响，许多故事带有传奇甚至神话色彩。其中一个流传最广的神话，就是康有为编著《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维新运动的发生准备了理论，甚至还因编著这两部著作，在万木草堂开班轮训维新干部。这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等著作的回忆。这些回忆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也带有一般回忆作品没有办法克服的想象局限。
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抨击清代正统学派——乾嘉诸老的汉学——所依据的儒家经典并不可靠，以釜底抽薪的手法否定正统学说的权威。他祖述廖平的学说又有新的发展，以为西汉并无所谓古文经学，东汉以来的所谓古文经学，皆是刘歆为了王莽“新朝”改制而伪造的，与儒家之祖孔子并无干涉，故名之曰“新学伪经”。
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通过对今文经学经典的研究，断定《春秋》为孔子改制创作之书，正面阐发被古文经学所淹没的孔子托古改制的微言大义。他指出，孔子以前的历史，是茫然无稽的，孔子创立儒教和当时诸子百家一样，都试图通过托古的方式重建自己理想中的社会。他说：“六经中之尧舜文武，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所谓尽君道，尽臣道，事君治民，止孝止慈，以为轨则，不必其为尧舜文武之事实也”；“六经中先王之行事，皆孔子托之以明其改作之义。”这就轻而易举地将孔子的偶像作为自己变法维新的王牌。
根据可信记载，《新学伪经考》初刊于1891年，《孔子改制考》开始写作在1892年，至1898年方才刊行。这两部著作确实是康有为安身立命的基础，是康有为之所以成为“康圣人”的关键。但是，我们只需注意1891年前后几年是大清王朝“同治中兴”最为鼎盛的时代，除了郑观应等个别思想家对清廷主导的发展模式略有批判，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年轻读书人，都在享受着一个盛世，何来维新的意识？
康有为生于1858年，1876年十九岁结婚成家未成业。也就在这一年，他开始追随岭南名师朱次琦研读传统学术，其目标就是准备参加几年后的乡试。乡试是那时全国性的大考，类似于现代中国全国统考时的高考。是中国读书人的盛大节日，有人欢喜有人愁。
朱次琦是岭南名师，学问很大，但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高考指导老师”，康有为在追随朱次琦的几年间，学问有很大长进，西学、新学、佛学、掌故、辞章，今文古文，小学史学等，都有广泛涉猎，庞大而不精深，夸张而不踏实，新颖且时常蕴含着一点叛逆意识。用这种思想与学术去参加官方主办的科举考试，其结果可想而知。
1882年，二十五岁的康有为前往北京参加顺天乡试，铩羽而归，名落孙山。康有为究竟怎样总结这次失败，我们已经不太清楚了，但我们知道，康有为利用北上、南下机会，开了眼界，看到了开放后的上海、南京等口岸，知道西方人的社会管理与发展之道与中国有很大不同，几年来追随朱次琦形成的现实关怀情结没有因科举失败而减弱，相反却更加热心于政治，热心于与政治有着密切关联的历史。
康有为没有从这次经历中找到科举考试失败的根源，反而因这个特殊经历扩大了对现实的关爱和入世情怀。恰当此时，一个偶然机遇又使康有为遇到来自北京的翰林院编修张鼎华，这些最善于夸夸其谈的翰林们不仅给康有为带来一个全新的知识界情形，加深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且激活了康有为原本具有的政治细胞，深念民生艰难痛苦，因而更愿意像传统儒者那样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己任，期望在正途之外偏锋取胜。
基于这样的认识，康有为在随后几年复读时依然不愿按部就班研读科举考试复习资料，依然扩大阅读，潜心研究政治史、制度史，闭门读书，胡思乱想，揉和经史，杂以佛理，参合中西学术新理，营造属于自己的学术体系，据说开始写作《实理公法全书》、《康子内外篇》、《教学通议》等。
康有为的这些思考从思想史的层面说当然有意义，但是在残酷的现实层面似乎就不一样了。1888年，已过而立之年且有两个孩子的康有为再度前往北京参加科举考试，尽管他的学问不错，阅读广，知识丰富，但是在分数面前毫无办法，康有为又一次铩羽而归，不在录取名单内。
科举考试接连失败当然不是说这些失败者学问差，基础差。相反，在很多时候是这些考生学问好，有思想有见解，这样的例子很多，张謇、严复等都是明证。张謇一次次失败，并不说明他没思想没学问没文采；严复连连名落孙山，最后还是接受清廷赏赐的“赐同进士出身”，更不能说严复没水平。康有为、张謇、严复等，都是同一个问题，都是他们太善于思考，太善于与标准答案不一样，因而他们也就难以鲤鱼跳龙门，金榜题名。
再度失败的康有为当然也相信失败不是因为自己不行，而是因为自己太行，所以他在失败后并没有心灰意冷，更没有自怨自艾。由此他作了两项准备，一是剑走偏锋，于失手当年向朝廷提交一份上皇帝书，很显然是希望通过小皇帝亲政这个时间刻度寻求机会；第二个计划，就是准备长期复习，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像后来的张謇那样，一定能够“暮登天子堂”，成为人上人。
前一项准备是康有为政治经历中的大事，这在后来的康有为研究中也被大肆渲染，甚至被说成是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其实仔细阅读康有为上皇帝第一书的文本，很容易发现康有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点建议，就其本质不过是传统中国策士的套话，就其水平根本没有办法与贾谊、王安石等人同类作品比，不论是思想深度还是文采，康有为都显得有点不着调，并不理解大清王朝过去几十年发展的意义，更不清楚问题之所在。
至于第二项计划，是那个时代读书人无法回避的问题，科举考试是那时惟一的正途，别说是老年进士不稀奇，即便是范进那样的老年举人也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问题是，既要长期准备，耐心复习，又要养活自己，还有自己的家庭和儿女，于是许多准备长期备考的人，总会选择一个职业，在职复习，或者边工作边复习。更多的时候，他们就利用自己的学问专长开办一个讲习班，教学相长，这也就是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梁启超后来同场考试的根本原因。
康有为第二次科举考试失败在1888年。考试结束后，康有为没有急于返回故乡，除了准备上皇帝书外，康有为似乎也在京城寻找过机会。但是机会太难找了，康有为拖到1889年夏秋之际终于启程返乡。第二年春，康有为居家迁往广州，入住其曾祖康式鹏的老屋“云衢书屋”。
由于康有为以布衣身份上书皇帝，或许也因为康有为总能在寻常事物上说出个不一样，因此可以相信，移居广州的康有为已经小有名气，一个偶然机会，引起学海堂学生陈千秋的注意。
学海堂是政学一体封疆大吏阮元创办的著名学府，陈千秋又是学海堂学业有成的高才生，几年前就著有《广经传释词》，对乾嘉学术大师王引之《经传释词》提出批评和商榷，其学术根底显然不错。
我们现在不知道陈千秋是怎样知道康有为的，也不知究竟是谁居间介绍的，我们能知道的，是陈千秋在那年春天前往康府登门拜访，一席长谈使陈千秋佩服得五体投地，尽弃其学而学焉，立即回到学海堂办了退学手续，转拜康有为为师。更重要的是，陈千秋还深刻影响了他的同学好友梁启超，梁启超也随之退出学海堂，成为康有为的第二个弟子。
陈千秋的学问功底在乾嘉汉学，梁启超此前用功所在也是词章训诂，现在康有为引证中西学术，乃至陆王心学、儒佛道各家各派思想资源作狮子吼，实乃大海潮音，振聋发聩，恍然大悟。按照梁启超记述，是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他们不知道康有为说的对不对，但知康有为说的与他们在学海堂学的不一样。这是他们放弃学海堂官学生身份转投康有为门下的原因。
学海堂高才生的转投具有巨大的广告效应，很快又有一批学生前来追随，康有为于1891年租借邱氏书屋作为讲堂，据说这就是万木草堂的最初地点。
现在的万木草堂旧址位于广州中山四路长兴里，原为广东大户邱姓书屋，创建于1804年即清嘉庆九年，是邱姓弟子到省城参加考试的临时居处，估计应该是邱姓人家集资修筑或某大户捐助。这所建筑为三间三进，两天井、硬山顶式的祠堂式，砖木结构，绿灰瓦，青砖墙，典雅古朴，具有明显的清代岭南建筑风格。
万木草堂开张，是康有为教育事业的起步。之后他在广东的影响力持续扩大，前来追随的弟子越来越多，已有的邱氏书屋渐渐有点容纳不下。第二年，万木草堂转至卫边街邝氏祠堂。到了第三年，即1893年冬方才与广府学宫文昌殿后面仰高祠达成十年租赁协议，准备长期办学。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编撰确实在万木草堂，但是要说康有为此时就有了维新思想，就是要用万木草堂培养维新变法的人才，这就是神话，就是不可能，是用康有为后来的思想回望。这个说法在过去一百年多年流传甚广，最具正义感，最具正当性。然实在说来，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将康有为思想无限提升，是康门弟子干的事，当然也得到了康有为默许。只是这个故事经不起学术检验，因为它违背了历史，超越了时代。
康有为自幼年时代确实具有常人难以理解的宏伟理想，确实要做一番大事业，但是无论如何都必须承认，在1890年的时候，大清王朝经过三十多年洋务新政，已经全面提升了综合国力，经济总量不仅恢复到中国历史上鼎盛时代的规模，而且在当时世界格局中重新占有重要一席。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提升，是凭借行政主导的威权体制，这是那时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无法具备的优势。这种体制对于社会力量动员，对于国家各项资源的配置无疑最为便捷。这也是当时中国人最为自豪，也是最为津津乐道的东西。当此时，康有为怎能产生什么变法思想，怎能想到什么维新呢？
从历史视角进行观察，康有为在1890年时不可能想不到变法维新。不过，康有为确实在那一年租下了邱氏书屋，确实在这所老屋中开始培养弟子，也确实在这里开始营造他的学术体系，那么怎样理解这些事情呢？
如果我们真切体会传统中国社会情形，知道传统中国读书人一般成长道路，我们就知道康有为这一次租赁房屋广招弟子并不是，或者说并不单纯是为了维新变法，更没有培养什么变法骨干的意思。那时传统中国社会读书人一般都有过教学相长经历，是“大龄复读生”为了尽量减轻家庭经济压力，或者是为了扩大实践基础，或者是丰富自己读书生活的一个办法。用今天的语言去描述，就是自己还在复习，还在准备着下一场科举考试，顺带着招收几个学生，收一点束脩，补充一下生活，至少也可以有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愉悦。这是那个时代许多执著在科举道路上追求的读书人必由之路，不必赋予太多意义，不必超过历史可能承载的内容去解读。
康有为利用万木草堂开办了一个或几个讲习班，招收了不止一届弟子，梁启超、陈千秋等都是长兴里万木草堂第一代弟子，这些弟子在后来确实有相当成就。那是时代使然，是他们的老师康有为后来的政治经历和影响决定的，并不单纯是因为万木草堂的教育经历。
如果一定要说万木草堂的性质，或许其弟子门生在后来的维新运动都因老师各种关系有过出色表现，因而一般研究者比较容易夸大其维新思想的倾向。这大约有用后来的历史规范前史想象前史。真实的历史应该是，万木草堂只是一个具有新思想倾向的补习班，老师比较灵活地引导这些弟子进行复习迎考，他们的目的还是科举考试。否则我们就不容易明白为什么到了1895年，康有为仍会信心满满和弟子梁启超、梁小山等人一起入京会试。也就是这一次北京之行，康有为金榜题名另找出路，万木草堂由此也就成了过去，进入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