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满楼
庚子年初夏，在大局已乱的情况下，慈禧太后电令贬至广东的李鸿章迅速赴京，以转圜当时局势。在广州登船准备北上之际，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有何办法可以让国家少受损失，李鸿章叹道：“不能预料！唯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李鸿章当年已77岁，老病缠身，时日无多。到上海后，由于北京局势并未好转，李鸿章暂停脚步，在上海等候局势的发展。事实上，李鸿章的儿子和他的幕僚们也建议他暂时不要北上，因为当时北京这么混乱，李鸿章去了也办不成什么事情，弄不好在混乱中被杀也不是没有可能。因此，清廷于8月7日任命他为议和全权大臣后，李鸿章仍暂留上海，直到9月中旬，北京的大局已定后，李鸿章才乘坐轮船前往天津。
李鸿章在上海时期，表面上看来并无动静，但暗地里却与清廷的各驻外使节电报不断，并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参战列强的底线。国难当前，李鸿章再次拿出他办洋务中所擅用的“各个击破，以夷制夷”手法，要和列强们过过招了。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里，将李鸿章的方法称之为“水鸟政策”——所谓“水上不动、水下快划”是也。
对于李鸿章这样老资格的谈判对手，列强们还是颇为忌惮的。由此，在联军占领北京后，他们并不急于与清廷议和，而是试图先在内部达成一致意见，以防止被李鸿章所离间。不过，俄国的表现最为积极。8月25日，俄国通过驻外使节通知列强政府：鉴于清廷已经撤离了北京，俄方将驻华公使馆的所有外交人员送到天津，届时俄军将执行护送任务并同时撤离。俄国的撤兵之举，无非是以此表示对清廷重返北京的一种支持，借此博得清政府的好感；更重要的是，俄国这种急于示好的姿态，目的还在于诱迫清廷签订一项有关东北的协定，以实现它长期控制东三省的野心。
对俄国的此项提议，英、德、奥、意等国对于俄国的建议大都嗤之以鼻，英国则率先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拒绝了俄方的提议，而自认为是最大“受害国”的德国对俄国的提议更是大为光火，其讥讽俄国试图把自己扮演成“追求中国宠爱的情人”，特地在有意无意间揭露俄国人的真实阴谋。
和谈迟迟不能开始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列强对清廷的谈判人选，也就是李鸿章的全权大臣资格问题。为此，各国外交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众所周知，李鸿章曾于1896年签订过“中俄密约”，因此俄国人很欢迎李鸿章作为清廷的谈判大臣。俄国的表态很快引起了其他列强的警惕和反感，特别是德国人，更是坚决反对以李鸿章为谈判对象，他们甚至企图将李鸿章逮捕起来作为“人质”。日本也不愿意与李鸿章展开和谈，因为他们深知李鸿章是“亲俄派”，只会对俄国有利而对自己不利。英国对李鸿章的谈判资格问题左右为难，它既不愿意看到李鸿章倒向俄国一边，但由于担心这个问题拖得太久会导致清廷的垮台，最后反损害了自己的在华利益。美国和英国一样，他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商业利益，因此主张接受李鸿章为谈判对象。
最后，经过清廷和列强的多次交涉及列强之间的反复沟通后，列强终于接受了清廷派出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为议和大臣的建议，双方开始展开谈判。另外，清廷还令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遥为参预，据说这是李鸿章的提议——因为在上一次《马关条约》中，李鸿章一人前往谈判，回国后饱受诟病，因此这次他多拉了几个人进来垫背，以共同承担责任。
1900年10月10日，李鸿章抵达北京。谈判最初，公使团最关心也是清廷争论最激烈的是“惩办祸首”的问题。在10月28日的会议上，各国公使向清廷提出要求，除了处决那些对围攻使馆负有责任的王公大臣之外，其他各省犯有杀害外国人罪行的官员也应处以死刑，其中他们特别强调了董福祥和毓贤这两个人的责任。
在“惩凶”的问题上，德国人表现最为激烈。9月17日，德国向其他列强发出照会，要求以“清廷交出祸首”作为“进行外交谈判的一个先决条件”。英国也主张严厉惩办祸首，并试图扩大惩罚范围。对此，俄、美、日等国不以为然，他们主张从轻处理，不宜扩大打击面，以使得和谈能够顺利进行。
在英、德等国的压力下，清廷只得发布“上谕”，把庚子国变的责任推给了各王公大臣，说他们“昏谬无知，嚣张跋扈，深信邪术，挟制朝廷，于剿办团匪之谕，抗不遵行，反纵信拳匪，妄行攻战，以致邪焰大张”，由此“聚数万匪徒于肘腑之下，势不可遏，复主令卤莽将卒，围攻使馆，竟至数月之间”。随后，清廷宣布将载漪、载勋、载澜，载濂、载滢、溥静、英年、刚毅、赵舒翘等九人革去爵职或差事，并交有关衙门议处。但是，这道避重就轻的“上谕”显然和英、德等国的要求相去甚远，特别是德国，他们绝不会就此罢休。
当时一个极为隐晦但又很明白的问题是，对庚子年事件负有主要责任的慈禧太后是否需要惩办？德国是一度想惩办慈禧太后的，正如《庚子国变记》中说的，当时的联军统帅瓦德西对李鸿章说的：“今罪人方居中用事，吾当自引兵往取之”，想必不是空穴来风，虚言恫吓。
但其他列强在经过反复考虑后，认为惩办慈禧太后既不现实也无可能，因为一旦惩办慈禧太后，极有可能引起更大的动乱或造成瓜分中国的局面，这对列强的利益并无好处；再者，惩办慈禧太后完全不符合东方人的传统和文化。英国外相索尔兹伯理在对德国驻英大使的谈话中就明确表示，“惩办皇太后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列强中名声尚好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曾强调说：“由于皇帝是太后陛下的嗣子，而且由于中国的政治依赖孝顺的原则，如果皇帝陛下容许他的母亲遭受耻辱，那么，他就无面目见他的臣民或获得他们的忠顺。”张之洞的这番话事实上是提醒列强，之前那些外国公使因为太不懂中国国情而导致局势恶化，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了。
事实上，不但惩办慈禧太后决无可能，就连惩办那些王公大臣也颇成问题。英国曾主张对照会中所列举的罪犯一律处以死刑，这个提议虽然得到了法、德、奥、意等国的支持，但俄、日、美等国则认为对一些王公和敏感的大臣，如端王（载漪）、澜公（载澜）及董福祥等人处以死刑，既与中国的国情不合，也不利于和谈的继续。经过反复的磋商，各国外交团提出端王载漪判为斩监候，如果清廷赦免他，即应流放新疆，载澜也应同样如此；对于英年、赵舒翘、毓贤等人，外交团则要求予以斩首。1901年2月21日，清廷发布“上谕”，接受列强关于惩凶的全部要求，仅把对英年和赵舒翘两人的刑罚由斩首改为“赐令自尽”。
从法国最初提出六项条款到外交团会议上被扩充为十二款后，担任外交团首席公使的西班牙公使葛络干在1900年12月24日将此“议和大纲”面交庆亲王奕劻（李鸿章因病未出席），要求清廷迅速做出答复。12月27日，清廷以难得的高效率批准了列强提出的“议和大纲”。
在随后的九个多月时间里，列强主要在惩凶和赔款这两个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直到1901年9月7日，各项条款才最终拟定，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作为清廷的代表与英、美、俄、日、法、德、意、奥、比利时、西班牙、荷兰11国签订了所谓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共12款，另有19个附件，其主要内容包括为德国公使克林德树石碑，建牌坊，另派醇亲王载澧为头等专使大臣，亲自前往德国大皇帝面前谢罪；赔偿四点五亿两白银等，丧权辱国，莫过于此。
议和过程中，年老力衰的李鸿章因为多年的积劳成疾，终于一病不起。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地吐血（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他在病榻上上奏朝廷：“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对于李鸿章当时的伤心与无奈，读者或当感之鉴之，“卖国贼”三字出口之前，亦当慎之又慎。令人疑惑的是，李鸿章在条约上的签字，貌似连笔，粗看上去有点像“肃”字（清廷曾封他为肃毅伯），实难辨认，这种用意恐怕只有李鸿章一个人知道。
《辛丑条约》签订两个月后，李鸿章终于油尽灯枯，溘然去世。更可恨的是，俄国公使格尔思为获得东北的侵略权益，一再苦苦相逼到病榻之前，直到李鸿章临终仍不肯离去。远在西安的慈禧太后得知李鸿章病势沉重后，言他“为国宣劳，忧勤致疾”，望他“早日痊愈，荣膺懋赏”。可惜的是，李鸿章已经等不到那一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