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立弗在降生后的八至十个月内，尽情享受了一整套背信弃义的欺诈行为的优待。按照规定，习艺所当局向教区当局一五一十地报告了这个新生孤儿的情况：一无所有，嗷嗷待哺。教区当局应该是很认真地听取报告，再一本正经地询问习艺所，眼下在所内，有没有一个女人，能给奥立弗·退斯特提供他正急切需要的抚慰与滋养。习艺所当局回答说没有，态度谦卑恭敬而并且十分确定。无奈之下，教区当局大发仁慈之心，慷慨地决定把这可怜的孩子寄养出去，也就是把他送到大约三英里外的一个习艺所分部去代养。
根据英国政府一八三四年颁发的法律规定，凡是“无业游民”或要求社会救济的贫民，要送到贫民习艺所去劳动谋生。而那个习艺所分部里养着二三十个孤儿，这些违反济贫法的小犯人成天在脏兮兮的地上摸爬滚打，由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妇人曼太太给予“慈母般的关怀”，从来不用担心吃得太饱或者穿得太暖。这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能如此慈爱，全是看在每个小犯人每周七个半便士照养费的面子上：一个小孩子每周七又二分之一个便士的伙食费简直是太丰厚了。七个半便士可以买好多东西，既让小犯人们饿不着，也不会太舒服。这个女人当然精明啦，办事相当老到，还不留痕迹。她知道如何对孩子有利，前提条件是如何对她自己有利，这个她一清二楚。她于是把每周生活费的绝大部分理所当然地拨归她自己受用，自然，留给成长中的这代教区孤儿的份额就远远低于法定标准了。她能在本来已经低得不能再低的深渊里发掘出更深的所在，这充分表明她是一位伟大而英明的实验哲学家。另一位实验哲学家的故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他发明了一套能让马儿不吃草的伟大理论，并英勇无畏地加以实行，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他自己一匹马的饲料每天仅一根干草。那位实验哲学家雄心勃勃地要把它训练成世界上第一匹完全不吃草料的烈性骏马，可马不争气，在第一次享用纯粹由空气组成的美餐之前的二十四小时就倒地身亡了，这让哲学家很是懊恼了一番。
而受托抚养奥立弗·退斯特的那位曼太太也同样有实验哲学的烦恼。她的一套无懈可击的方案在实施过程中竟也往往出现类似的结果，这显得有些糟糕。正当她精心把一个孩子训练得仅靠数量少到极点、营养差到极点的食物就能维持生存的时候，偏偏会有高达百分之八十五的几率发生这样的不幸：孩子在饥寒双重压迫下向病魔屈膝投降，或因一时疏忽掉进火里去了，要不就糊里糊涂差点儿没闷死。诸如此类，这些小生命往往有幸被提前召往另一个世界，在那里和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从未谋面过的亲人们团圆。
在翻床架子的时候，竟没有发觉床上还有人，而把教区收养的一名孤儿给摔下来了。或者，在某一次集中洗涮的时候，漫不经心地把孩子烫死了（不过，老实说，后面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因为集中洗涮之类的事情在寄养所里并不是时常发生的，孩子们往往邋里邋遢）。有人主张举行审讯，陪审团会突发奇想提一些讨厌的问题，或者教区居民冲昏了头脑联名抗议，真是少见的有趣。这类不识趣的举动很快就会在教区医生和干事的证词面前败下阵来。因为尸体照例由教区医生解剖，他发现小孩消化功能极好，肚子里什么废弃养料也没有。而教区干事堂堂正正地宣誓，所言必定符合教区当局的需要，发誓时忠诚之态可掬。于是，审讯是无济于事的。当理事会定期视察寄养所时，总会提前一天派干事去通知：明天是例行视察，请予协作。每当理事会大驾光临时，寄养所的孩子们都一个个收拾得干干净净，齐齐整整，看上去悦目赏心，毫无可挑剔之处，反而让理事们颔首称赞不已。
你绝对不要指望这种寄养制度的沃土里会培育出什么丰硕的成果来。在奥立弗·退斯特满九岁的那一天，你会看见他已成长为一个苍白而瘦弱的男孩，身材矮小，腰围又细，看上去弱不禁风。幸好他拥有一颗善良而坚毅的心灵，不知是天性还是遗传。可能因为寄养所里营养太差，他的幼小的心灵反倒拥有了自由发展的广阔空间。严格地说，他能顺利活到自己的九岁生日，其实要归功于此。无论如何，反正他是满九岁了。这一天生日，他是在煤窖里度过的，客人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另外两位小绅士。他们居然胆敢叫饿，真是忘恩负义，丧尽天良，于是三个人美美地享受了一顿结实的棍棒，之后全被禁闭在不算太暖和也不算太明亮的煤窖里。
寄养所的好当家曼太太正在气头上，忽然意想不到地看见教区干事班布尔先生正在费力地拨开菜园大门上的小门，这位不速之客让她吓了一大跳。
“老天保佑！班布尔先生，是您来了！”曼太太从窗子里伸出头去，一副喜出望外的神情，装得惟妙惟肖。“苏珊，把奥立弗这三个小鬼带到楼上去，把他们洗干净了，要快！好心的上帝！说真的，看到您我真是高兴，我敬爱的班布尔先生。”
班布尔先生对曼太太如此亲昵的招呼根本不买账，非但没有同样亲昵地答礼，反而把那扇小门恶狠狠地使劲摇，再赏了它一脚——除了教区干事，随便是谁也飞不出这样凶猛的一脚来。看来这个大胖子性情很暴躁。
“天啊，都是我的错！”曼太太赶紧飞奔出去（在她确信三个孩子已经被打发走了之后），“都是我的错！竟忘了大门从里边闩着呢，您别见怪，这都是为了那些可爱的孩子啊！请进，先生！请进，请进！请，先生。”
曼太太连连发出了盛情邀请，还伴以屈膝礼，其诚意连教会执事也会为之感动，可这位铁石心肠的干事却丝毫不心软。
“曼太太，教区的公职人员来此公干，你竟把人关在门外让人等着，这难道是有礼貌或者得体适宜的行为吗？”班布尔先生使劲蹬着藤杖，厉声质问，“曼太太，难道您忘了您身负教区的重托，而且还领着薪金吗？”
“班布尔先生，我刚才是在告诉那群可爱的孩子们，说可亲可敬的您来了。”曼太太极其恭顺地回答，“您知道的，孩子们是那么喜欢您。”
班布尔先生一向自以为口才超群，出类拔萃。既然已经充分显示了口才，身价又在寄养所与日俱增，他脸上绷得紧紧的肌肉也就稍微有所松弛了。“好吧，曼太太。”他的语调听起来和缓了些，“但愿真像你说的那样。带路进屋里去吧，曼太太。我此次来，是专程为了公务，与区里收养的孤儿有关，来吧，我有话要对你说。”
曼太太连忙恭顺地把干事引进一间方砖铺地的小客厅，为他摆好一个座位，又殷勤地接过他的三角帽和藤杖，小心翼翼地搁在他面前的桌上。班布尔先生是个胖子，走起路来并不轻松，他抹去走这段路之后额上沁出的汗珠，微微喘了喘气，向三角帽看了一眼，脸上露出了洋洋自得的笑容。是的，他的脸上露出了少有的笑容。毕竟，教区干事也是人，所以班布尔先生除了铁面无私的一面之外，也会面带笑容。
“班布尔先生，您真是认真负责啊。为了公务走了这么长的路，您一定也渴了。”曼太太的语调甜得就像夏天的冰凉剂，“您要不要喝点？”
“一点儿儿也不喝，”班布尔先生说着，煞有介事地摇摇右手，动作却很轻缓，左手倒是一动也不动，“一点儿也不喝。”
“您还是喝一口吧，这么长的路哩，怪累人的。”曼太太轻声地说，当然她注意到了干事拒绝喝酒时的口气与手势，“只喝一口啊，一小口，加上一块糖。”
班布尔先生干咳了一声。
“怎么样，就来那么一小口？”曼太太注视着他，殷勤地劝着。
“喝什么呢？”干事忍不住问道。
“就是我要常备在寄养所里的那种东西，逢到那些有福气的孩子偶尔身体不舒服，我就加一点儿，搁到达菲糖浆这样的儿科药剂里给他们喝，班布尔先生。”曼太太一边回答，一边手脚麻利地打开屋角的食橱，拿出一个瓶子和一只玻璃杯，“这是杜松子酒。班布尔先生，我不骗你，这是杜松子酒。”
班布尔先生注视着她的动作，饶有兴致地问：“你给孩子们喝达菲糖浆吗，好心的曼太太？”
“愿上帝保佑他们。我给他们喝的，虽然价格很贵。”这位能干的保育员一边调制一边回答，“您要知道，我真不忍心看见他们吃哪怕是一点儿点苦啊，先生。”
“的确，你的确会不忍心。”班布尔先生点点头表示称许，“你是个好心肠的人啊，曼太太。”（这时她把杯子放到桌上了。）“一有机会我就要向理事会汇报，好心的太太。”（他把杯子挪到自己面前。）“你有一颗慈母的心，曼太太。”（他把掺水的杜松子酒调匀。）“诚挚地祝你健康，太太。”他一口气喝完了半杯，美美地品味着。
“好了，现在谈正经事。”干事抹抹嘴，掏出一只皮夹来，“那个孩子——谢天谢地，他总算有个名字叫奥立弗·退斯特，今天九岁了。”
“愿上帝保佑他！这个幸福的孩子！”曼太太说，一边用围裙角揉着左眼，眼睛都揉得通红。
“为了查明他的亲生父母，教区当局出了十镑赏额，后来还提高到了二十镑，当局做了最大的，甚至是超乎想像的努力。”班布尔先生说，“可是，我们始终无法查明他的父亲是谁，也不知晓他的母亲的住址、姓名和身份。”
曼太太瞪大双眼，惊讶地举起了两只手，她寻思了一会儿，忽然问道：“咦，那他又怎么会有姓的呢？”
“啊，这个可是我的发明。”干事先生说着自豪地挺起了胸膛。
“是您，班布尔先生？”
“是啊，曼太太。这是我发明的办法。”干事滔滔不绝地说，“我们按字母顺序给我们收养的孩子命名。上一个轮到了S，我就叫他斯瓦布尔（Swubble），这一个就轮到了T，我管他叫退斯特（Twist）。下一个将会叫昂温（Unwin），再下一个嘛，叫维尔金斯（Vilkins）。从A到Z，二十六个不同的字母开头的姓氏，我统统都想好了。等到最后一个也用上了，再从A轮起。怎么样？”
“您太有学问了，先生！”曼太太一脸的钦佩，“您真了不起！”
“嗯，嗯，也许如此。”教区干事听了这样发自肺腑的恭维话显然十分受用，“也许如此，曼太太。”他端起酒杯，把剩下的半杯掺水杜松子酒一口气喝完，接着说：“现在，奥立弗九岁了，长大成人了，留在这里已不合适了。理事会决定把他领到习艺所去，因此，我今天专程来带走他。我们这就走，你叫他马上来见我，太太。”
“好的，好的，我这就去叫他来见您。”曼太太说完，起身离开客厅。很快，奥立弗被擦去了蒙在脸上、手上的一层积垢（洗一次嘛，也只能擦下这么多），然后，由他这位善心的女保护人护送到了小客厅。
“我可爱的奥立弗，向这位先生鞠躬。”曼太太说，一边伸出手去按他的小脑袋。
奥立弗很乖，半向坐在椅子上的半醉的干事，半向放在桌子上的三角帽，认认真真鞠了一躬。
“你愿意跟我去吗，奥立弗？”端坐在椅子上的班布尔先生以庄严的语调问道。
奥立弗张嘴就想告诉他十分乐意和任何人离开这地狱般的鬼地方，抬头一看，却见站在干事所坐的椅子背后的曼太太满脸凶相地向他扬着拳头。拳头落在他身上的次数太多了，不可能不在他的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不消说，他很快明白了这一手势的意思。
“那，曼太太是不是和我一起去呀？”可怜的奥立弗只得问。
“不，曼太太忙，她走不开。”班布尔先生故作和颜悦色，“不过你放心，她一有时间就会去看你。”
“她走不开”，这对那个孩子而言，是个不大不小的安慰。小小年纪的他，表演颇有灵性，装出一副非常舍不得离开的样子，楚楚可怜。挤出几滴眼泪来，这在他并不是件难事。何况，饥饿，还有适才遭受的虐待，就是最好的催泪剂，奥立弗甚至哭得还很自然，就像出自内心。曼太太一边抹泪，一边把他搂在怀里多达上千次，并且给了他一片黄油面包（这个对奥立弗才有实在意义），免得他到习艺所时的饿相过于难看。
手里揣着一片黄油面包，头上戴着教区施舍的棕色布帽，奥立弗由班布尔先生带着，离开了令人厌恶的寄养所。他在这里度过了那样阴暗的幼年，就像在深渊里，始终没有被一句亲切的话语或一道亲切的眼光所照亮。但是，就在那所房子的大门啪地一声在他身后关上时，他却带着孩子气伤悲起来。不管和他一起长大的小伙伴有多可恶，他们毕竟是他仅有的朋友，可是，他们就此分别了。一种真正坠入人世的孤独感渗入了这九岁孩子的心中，第一次。
班布尔先生步子迈得很大，小奥立弗牢牢抓住干事金线饰边的衣袖翻口，在他身边一路小跑。每走一英里，他大约要问四次“是不是快到了”。对于这种一再重复的问题，班布尔先生的回答很干脆，很生硬乃至不耐烦。毕竟掺水杜松子酒在某些人的胸中只能唤起短暂的平和安详的心情，此刻，这种好心情已随他流出的汗水蒸发完了，他仍然是一位教区干事。
奥立弗跨进贫民习艺所还不到一刻钟，刚刚狼吞虎咽完第二片面包时，那位把他交给一个老妇人暂时照顾的班布尔先生回来告诉他说，正在开教区理事会，理事们要他马上过去。
“理事”[1]？那是什么呀，怎么还是活的？奥立弗对此一无所知，九岁的他听了这番话直发愣，拿不定主意到那儿后是该笑还是该哭。不过，还没等到他花时间去琢磨一下，班布尔先生已经用藤杖在他头上狠狠敲了一下让他清醒清醒，紧接着又一下敲在他脊背上叫他振作起来。班布尔先生让他跟在后面，把他带进一栋墙壁被新刷过的大房子，屋里有十来位肥胖的绅士围坐在一张长长的桌子旁。为首的一张藤椅比其他座位高出许多，上面坐着一位分外肥胖，脸庞又圆又红的绅士。
“向理事会鞠躬。”班布尔低声告诉他。奥立弗抹去了噙在眼眶里的两三颗眼泪，这才看见前面只有一张桌子，没有木板（“理事会”在原文中为board，九岁的奥立弗以为board即“木板”），便面朝桌子鞠了一躬，幸好这样也凑合使得。
“你叫什么名字呀，小孩？”坐在高椅里的绅士问道。
奥立弗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体面人物，吓得直打哆嗦。干事又从后面敲了他一下，他哇地一声号啕大哭起来。因为他又害怕又委屈，回答的声音便很轻，而且还有些犹豫，以致一位绅士说他是个白痴。这位穿白背心的绅士常常以骂别人傻为提神取乐的重要方法。
“孩子，你听着。”坐在高椅里的绅士说，“我想，你总该明白自己是个孤儿吧？”
“孤儿？”可怜的奥立弗问道，“那是什么，先生？”
“这小孩肯定是个白痴，我早就料到了。”穿白背心的绅士说，不免为自己的先见之明得意。
“你别打岔呀！”最先开口的绅士又转而问奥立弗，“你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是由教区收养的，这个你知不知道？”
“先生，我知道。”奥立弗回答说，哭得很伤心。
“有什么好哭的呢？”又是穿白背心的绅士说话。是啊，这可真是怪事，这孩子哭什么呀？
“我想，你应该每天晚上都做祷告。”另一位绅士说，神情严厉，“为养活你、照顾你的人真心祈祷，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应该做到这个。”
“是的，先生。”孩子揩着眼泪，结结巴巴地回答。最后说话的那位绅士真是一语中的。如果奥立弗为养活他、照顾他的人祈祷过，那的确很像个基督徒，而且说不定还是个卓越的基督徒。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他。
“很好，现在，我们把你带到这个地方来接受教育，学一门有用的技艺。”高椅里的红脸庞绅士说。
“明天早晨六点钟，”穿白背心的绅士绷着脸补充一句，“你就要准时动手扯麻絮。”
奥立弗又深深地鞠了一躬，因为干事指导他说这是为了感谢理事会，他们通过扯麻絮这道简单的工序，把施教和传艺这两项善举巧妙地结合起来了。然后，他被匆匆忙忙带往一间稍大的收容室。在该室一张硬邦邦的木床上，他一直在抽抽噎噎地哭着——直到最后好不容易睡着，法律居然容许贫民睡觉！对于宽厚体贴和善的英国法律而言，这真是精彩的写照。
可怜的奥立弗！幸亏他躺在木床上睡着了，对于周围的一切毫不知晓。他压根儿也不会想到，就在这一天，他满九岁的这一天，教区理事会作出了一项重大的决定，对他未来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理事会的成员都是一些充满智慧而又悲天悯人的贤圣哲人，当他们关注的目光落到贫民习艺所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发现了寻常人永远也发现不了的近乎真理的事实——贫民们喜欢习艺所！这个可爱的去处简直就是贫苦阶级的公共娱乐场所。它终年免费供应早餐、午餐、茶点和晚餐，真是分文不取的饭馆。人们在这个砖头和灰泥砌就的地方可以只顾玩乐，不用干活，真像在游乐园。
“啊哈，这种不良现象应该由我们来纠正！”理事们自以为深知个中缘由，自以为责无旁贷，“我们必须立即加以制止，立即！”
于是，他们订下了种种规矩，让所有的贫民自由选择——他们决不强迫任何人，从来如此——要不选择在习艺所里慢慢地饿死，要不则在外面很快就饿死。为此，他们分头与自来水厂签订无限制供水的合同，与谷物商签的合同则是定期供应少量燕麦片。他们规定每天开三顿稀粥，每周发放葱头两次，一次一个，周日则增发面包卷每人半个。此外，他们还订下其他许多涉及妇女的规章制度，每一条都公正而仁慈，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了。鉴于受理离婚、遗产等讼事的民法博士会馆收费太贵，他们又大发慈悲，准许已婚的贫民离异。以前，他们强制男性赡养家庭，现在好了，他可以摆脱家室之累，成为自由的单身贫民了。单凭最后这两条，社会各阶层就不知有多少人会要求救济。但理事会里的人可不是省油的灯，一个个老谋深算，精着哩！他们早已想到对付这种局面的办法了。你要得到贫困救济，就一定要进习艺所，喝稀粥——这就把许多来要求救济的人吓跑了。
在奥立弗·退斯特回到习艺所后的最初半年，正是这项制度在全国大力推行之时。起初人太多，开支相当大，殡葬费用有增无减，并且，被收容的所有贫民的衣服也到了应该改小的时候——虽然才喝了一两个星期的稀粥，他们的衣服在那骨瘦如柴的身上已开始晃晃荡荡、窸窸窣窣地前后飘动了。还好，习艺所里贫民的人数也同他们的体重一样在减少，所以理事会得意非凡。
习艺所里有一座石头砌的大房子，里面放着一口锅，这就是男童们吃饭的地方。开饭时，一位大师傅系上围裙，有一两个女的做助手，从锅里舀出稀粥，用的是长柄勺子。每一个成长中的男童可以有幸领到一小碗这样的美味，再也没有别的了，除非是欣逢盛大节日，那时才会外加二又四分之一英两的面包。盛粥的碗从来不需要洗，孩子们总是用汤匙把碗刮得锃光瓦亮，又用舌头贪婪地舔了又舔。喝完以后（这件事照例花不了几秒钟，因为碗的大小与汤匙差不多），他们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眼巴巴地望着锅，恨不得把砌灶的砖头也一并吞到肚子里去。同时，他们十分卖力地吮吸他们的手指头，指望那上面还有偶然溅到的粥粒。
男孩们的胃口太好了。奥立弗·退斯特和他的伙伴们才刚刚忍受了三个月就已经觉得精神要在身体的基础上发疯了。有一个男童，个子长的比年龄还大，他父亲曾开过一家小饭馆，还没有过惯贫民习艺所的这种日子。他表情阴恶地向伙伴们暗示，除非每天再给他一碗粥，否则没准某天夜里他会爬起床把睡在他旁边的一个小弟吃掉。说话时，他的眼中露出两道凶光，饿相吓人，大家都深信不疑。经过紧急磋商，孩子们同意用抽签的方法决定由一个人在当天晚餐后向大师傅要求添粥。奥立弗·退斯特足够幸运，中签了。
到了傍晚时分，开饭了，孩子们纷纷就座，系着围裙的大师傅往锅旁一站，充当助手的两个贫困妇人站在他的后面。粥很快分完了，毫不费时的吃饭感恩祷告也做了，碗里的粥马上一扫而光。孩子们开始交头接耳，纷纷向奥立弗挤眉弄眼，离他最近的还用胳膊肘碰碰他以示提醒。他还只是个孩子，可是已被饥饿和痛苦逼得不顾一切，决心铤而走险了。他从饭桌旁霍地站起来，拿起碗和汤匙，走到大师傅跟前，仰起头，对自己这样大胆的行为连自己也感到吃惊，终于，他说：
“对不起，先生，我还要。”
大师傅是个胖子，很健壮，可他竟顿时脸色煞白，神情呆木。他凝视这个造反的小家伙半晌，然后倚在锅灶上，凭借它支撑住身子。那几名助手惊呆了。孩子们则紧张不已，一个个无法动弹。
“你说什么？”大师傅终于说话了，声音很微弱，几乎听不清楚。
“先生，”奥立弗重复地说，“我还要。”
大师傅这才回过神来，用长柄勺子对准奥立弗的脑袋猛击一下，紧接着抓住他的胳膊，厉声高呼：“把干事叫来！”
理事们正在隆重地举行一次秘密会议，忽然，班布尔先生气急败坏地闯进会议室来，向各位绅士报告：“先生们！请原谅！奥立弗·退斯特还要！”
在座的每一位绅士的脸上都流露出骇异的表情，大家都大吃一惊。
“还要？！”坐在高椅里的绅士林金斯先生说，“班布尔，你慌什么，不要含含糊糊地回答我的问题！我是否应该这样设想：奥立弗吃了按定量发给他的晚餐之后还要添？”
“是的，正是这样，先生。”班布尔谦恭地答。
“那小鬼将来准要上绞架。”穿白背心的绅士说，“我早说过那是个短命的小鬼。”
人们对这句真理备感同意，接着是热烈的讨论，讨论得不可开交。奥立弗立刻被禁闭起来。第二天一清早，大门外就贴出了一张告示：谁若是愿意解除教区的负担，把奥立弗·退斯特领走，可得酬金五镑，对任何人均有效。也就是说，任何男人或女人，如果需要一名学徒从事任何手艺、任何买卖或行业，都可以来领五英镑和九岁的孩童。
“这辈子我从未这样确信不疑过一件事。”穿白背心的绅士第二天早晨看了这张告示，敲着门板坚决地说，“我一生从来没有过对一件事有如此明确的预感，那个小鬼啊，我断定他将来准要上绞架。”
这位穿白背心的绅士的预言究竟能否应验呢？笔者打算在以后的故事里再揭晓。如果笔者现在就贸然透露奥立弗·退斯特究竟会不会落得这般可怕的下场，那么，即使这个故事本来能多少引起一丁点兴致，恐怕也会给破坏殆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