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没有价值，国家没有钱来再开发。龙港每一寸土地都是有价值的，先前是一片荒地，价值就低，后来搞建设，底价就高。我们搞建设用地的公开招标，价值最高的地段，42平方米投到了75万元，一张图纸卖了1800万元，就是用这笔钱我们搞起了市政建设……”
龙港建镇之初，一间房子地基不到千元，3年升值7倍，再过3年飙升至16万元。1996年，龙港炒楼几至顶峰，一套住房均价轻松过万，同时期的杭卓或是上海最佳地段，单价也不过2000元上下徘徊。
“土地是财富之母”，龙港的成功也许就是温州人炒房理念的启蒙教材。温州人比全国其他地方更早读懂了马克思《资本论》那句经典论述的真谛——人多地少，是矛盾，更是商机：
上海：陆家嘴102套住宅两天之内被温州人一抢而空；
杭州：西湖畔每平方米逾万元的“黄金房产”主人大多来自温州；
重庆：温州人连夜排队抢购时代广场，最多一人买下1000余平方米商铺；
昆明：温州人朱某狂吞1000多个摊位；
喀什：温州人吃下商贸城半壁江山；
香港：长江实业钻石豪宅“海名轩”每套最低价格1500万港元。境内买家的43套，无名温州地产操盘手不声不响地将11套收入囊中。
温州人多年创办企业积累起来的财富终于找到了流动的方向：企业创造效益——效益投资土地——土地放大效益——效益反哺企业。顺资本意志而动的明智之举，激活着当地市场的神经，最终支撑着温州民营经济狂飙猛进。
温州资本的加入，完全扰乱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格局。全国的房间全面由百元阶段迈向千元阶段，万元阶段。
温州人买房子的逻辑很简单：房子不是大白菜，不会今天建好明天就坏了，可以长期持有。而城市里的地皮有限，房子的建设周期又长，城市里的房子不可能无限量地供应，但是人们对房子的需求不会降低，供应有限，市场无限，所以买房子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
事后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也确实如同当年温州人所想的一样一路高歌猛涨，而伴随着房价高涨的还有温州人的银行存款上的“0”的个数。
当越来越多的温州人进入楼市后，“温州力量”渐渐变成了“扰乱房价”的代名词。温州人来到一个城市，也就意味着更多的人将会变得买不起房。温州人在当地人的眼中也由“老板”变成了可恨的“炒房团”。温州人的到来再也没有鲜花和欢迎，等待他们的只剩下了咒骂和白眼。
一旦一个城市传出了“温州人来了”的风声——不论真假——当地的房地产价格就会不自然的猛涨，这似乎成为了中国楼市的一条金科玉律。而很多开发商更是看中了这一点，把温州人变成了自己赚钱的工具，主动宣传“温州人来了”的消息——报纸上不起眼的小报道，电视屏幕下的滚动新闻，只要是出现了温州和房子在一起出现的句子，第二天这个城市的房价几乎就会疯长。
温州人有些委屈，他们当年对房地产所做的确实影响了房价，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作用都是积极的，正是他们的加入才让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到了土地的价值，才让地方政府告别了无钱可用的境地。
1999年至2003年是我国房地产产业高速增长期，在2003年到达高峰。这期间也正是温州炒房团迅猛发展的4年。当房价增长过快引发了一定的社会矛盾时，2004年政府通过收紧土地与信贷两大闸门，对房价进行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之下，除了地产开发商，炒房团是第二大受冲击的群体，甚至各地爆发出封杀“温州炒房团”的群众呼声。
在温州炒房团席卷全国各地之时，所到之处，房价飙升，怨声载道。在普通老百姓眼中，温州炒房团就等同于高房价，如“瘟神”一般，唯恐避之而不及。
虽然社会各界有着长期的口水仗，但是至今也难以证明：除了地价高涨之外，温州人炒房是推高房价的第二只手！
不可否认的是，对各地地产市场而言，温州人的到来如同在一杯水中投入了一颗苏打，顿时风生水起。温州购房团的财力，带来的是楼市的活力。
2001年之前，温州人还在自己地盘上投资房产。而大量民间资本促使了当地房价年增幅达到了20%，1998年温州市区2000元/平方米的房价，在2001年超过7000元/平方米。
2001年，宜居城市杭州的房价已经达到了每平方米4000元，这年夏天，杭州成为温州炒房团外征的头批阵地。据当时的数据显示，在温商大批入驻后的几个月，杭州楼盘平均单价就上涨了1000～2000元。
因此，在2004年，杭州成为全国第一个对温州购房团说“不”的城市。当时，浙江大学房地产投资研究所所长赵杭生直言，“现在全国各地闹得沸沸扬扬的‘温州购房团’，其实就是炒房团”，其中还不无些许的愤怒。时任杭州市市长茅临生安定民心，做出承诺：“通过加强税收征管和恢复征税，控制炒房现象，如对炒作商品房期房转让的，增收期房转让契税；对于炒二手房者，恢复征收20％的个税；对购买高档住宅的实行3％的高税率等。”
一线城市中，最让温州人青睐的当属上海，因为利润最高。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3年上海房价平均为5118元，增长速度达24.2%，超越北京，成为全国房价最高的城市。显然这一切少不了温州人的功劳，他们杀进上海滩的2001年，“上海普通住宅、公寓以及别墅的季度销售面积平均增长率就高达15.2%、16.7%、22%”。
2004年初，南京出台了《关于加强商品房市场管理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规定，“禁止炒房号、炒楼花”。当地媒体对此进行解读，评论说，这一管制政策直指温州炒房团，是“南京市出台新政狙击温州炒房团”。
一时间，全国各地媒体开始展开对温州团的抨击。回想起3年前，正是温州当地媒体组织和策划了一次“沪上看名楼”的活动，才有了温州购房团的诞生。
面对着各地政府的禁购令，温州人当年在上海受到高规格重视的情景犹在眼前：2001年，温州老板在上海期间，一位市领导曾专门吩咐“一定要把温州看房团服务好”。上海房地产协会心领神会，“领导的意思”被迅速传递下去。从开发商到销售员，所有人都绷紧神经，把温州客人照顾得妥妥帖帖。
对于这样的“世态炎凉”，有温州人自嘲式地比喻：“温州购房团就像是‘二奶’，在需要的时候，各地的政府希望我们能过去炒，等现在受到压力了，希望我们不出现，但内心还是希望我们能过去买他们房子的。”
2004年在昆山，甚至有工薪阶层联名上书，控诉温州炒房团。于是当地政府出台政策收紧银根，限制温州人贷款买房。最为着急的反而不是温州人，“当时我们的几十套房本来都要做按揭了，突然一瓢冷水泼来，于是就一直拖在那里。开发商最为着急，最终想了很多手段，开发商最后还是找到银行的关系，让我们办了按揭。”嘘声一片，不论是政府、 银行还是开发商，都舍不得温州购房团的真正离去。
20世纪90年代初，从“海南开发热”起，海南岛始终就是开发商眼中的“黄金热土”。金融危机的来袭，2008年底2009年初，各地房地产市场出现短暂的低谷。一批善于抄底的温州人在海口成立了温商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展开一个占地400亩的商业城项目；另一批温州商人则在清水湾豪华楼盘团购了近百套房源。数据也证明了这一事实，2009年一季度，海南商品房销售额为286.34亿元，同比增幅达381.2%。
之后，当外来购房者置海南惊人房价的舆论声中，海南省长罗保铭的回应最为坦诚：“三亚及海口的外来人口投资买房占到总体买房量的80%左右，对于外地人买房未来几年都不会出台限制性政策。”远在天涯海角的琼岛，并不掩饰对温州购房团的欢迎，一个市场要发展，必然需要活跃分子。
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炒房，也还有不少群体在“炒”温州购房团。
不论是2004年还是2009年，每一次楼市低落期，各地总会出现这样的新闻，“温州购房团来袭”，“温州购房团抢购”……
重庆已是温州购房团的第三线阵地，2004年，真正前往重庆的温州购房者并不多。但在是年年初，重庆的平面媒体连续刊登“温州人来渝买房”的文章，篇幅大，内容甚至详尽到具体的人数时间楼盘。很多重庆人“中计”，把这种广告形式视为了新闻报道，“温州人来了，重庆的房价要涨了，赶紧下手吧”之类的言论流传开来。果然，重庆的房价在一批批虚构的“温州炒房团”的带动下，一路上扬，单位面积均价达到4000～6000元，涨幅近千元。
其实开发商和真正的业内人士都心知肚明，在重庆市场，温州团的购买力微小，只是被开发商进行了放大而已。
《南方周末》对此评论说：“温州人炒房，‘各色人等’在利益共同体的心理驱使下，各取所需、乐此不疲地炒热了温州人这块‘买房风向标’。他们是炒房利益集团，他们确信温州人买房的‘鲶鱼效应’能预热和搅动整个市场。”
炒与被炒，个人滋味只有当事人知晓。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兴盛期，投资房产赚取利润，这本是市场的正常行为，但其中引发的危机和隐秘的弊端也显而易见。
温州人拿到大量的房产少部分装修改造出租，然而，大多都是闲置然后倒卖。温州人的出手阔绰，往往会给人一种紧张感，而开发商正利用此制造“紧俏”的假象，从而为夸张离谱的房价提供“物以稀为贵”这一真理作支撑。
在温州人手中，房子就如接力棒，在炒家们之间传递，然而“接力跑”总有结束的一刻。一旦有选手被套牢，就是危机的爆发。
“资”生万“恶”
温州几十年的传奇，因大起大落引人入胜。大起是时势造英雄般的华丽，大落则是遭遇十面埋伏般的悲壮。
各种金融手段，早已如野草燎原之势，无孔不入。这些资本游走于法律边缘，一不小心就踏入雷区。
无限的能力加上无限的欲望，其结果不是一场大胜利，就是一场大灾难。
难以忘却的过往
回顾中国民间金融业发展史，1984年的温州有不可磨灭的一笔，谈不上浓墨重彩，但是却有着首创性的意义。
9月30日，苍南钱库，白底红字的木质招牌“方兴钱庄”，竖立在横街29号方家老宅。
据说这比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分行的开业还早了一个月，这是大陆第一家由私人挂牌营业的金融机构。
开张当天，钱庄创始人方培林把几沓手写的借贷利率表张贴在钱库的大街小巷，不足3万人口的小镇一天之内都知道了方兴钱庄。
长期存款：月息1.2%，3个月以上结算。
临时存款：月息1%，随时存取。
贷出款项：月息2%，视情况而定。
显然，钱庄在各方面都比银行更有优势。比如，银行、信用社服务时间为法定8小时工作制，而方培林的钱庄24小时不间断提供服务。
在钱庄筹备之前，在国营医院当收发室工人的青年方培林四处翻寻中央文件，在中共中央(84)一号文件中发现这样一句话：鼓励农民集资兴办各种事业，尤其是兴办开发性事业……“集资如果合法，那么与股息性质相同的私人利息理应合法”，因此，他为自己的钱庄计划找到了政策依据。更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在当时，方培林的经营管理采取的竟然是董事会制。钱庄投股集资，每股金额1000元，个人入股不限，总股为100股，计10万元。由股东选出董事会和董事长，董事长委任经理主持日常工作。
在向当地镇政府提交申请时，镇委书记黄德余给予了莫大支持：“不要搞股份制，万一股东思想不统一，容易出问题。就你一个人去办，不要叫什么金融服务社，干脆就叫方兴钱庄。”同时，黄德余还通过镇里发了专门的文件——为改革经济体制，适应商品生产的迅速发展，狠刹社会高利贷活动歪风，经镇委研究，同意方培林同志试办方兴钱庄。
但没想到的是，在挂牌的第二天，温州市农业银行的工作人员便冲到钱庄门口抗议。不得已之下，方培林将“方兴钱庄”的招牌取下，便转入地下钱庄。
方兴钱庄在社会各界引起极大关注后，在温州市政府的指示下，1984年底，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支行派出专人对钱庄进行了调查，在向市政府提交的调查报告中，这样写道:
经过行务会议讨论,温州市人民银行对要不要试办钱庄统一了认识,基本的看法是同意试办,并建议加强管理监督。我们认为在钱库镇这个商品经济繁荣、资金需求量大、民间借贷频繁、银行和信用社难以满足需求的情况下,批准试办一个钱庄有利于理论探讨和金融改革,在实际工作中也有助于探索新路。从理论上讲金融形式取决于经济形式,经济上提倡和允许国营、集体、个体一齐上,金融形式上也应该适应经济发展。从实际上看,钱庄在经营作风、服务方式、服务态度上跟当前银行和信用社相比都有其独特之处……不过,必须持慎重态度,要加强管理:一要经过批准,发执照；二要有一定的自有资金；三要有一套账册；四要接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