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不用解释，是讲过去的事实，把已经过去的事实，记载下来。第一是有无的问题；第二是真假问题；第三是是非问题。所以，怎样可以知道历史所记之事实究竟有无？真假？以何为标准呢？就要证据。证据是什么呢？凡是用事实证明过去事实有无、是非、真伪的，都叫证据。证据不仅证明，还需事实。在外国有这个区别，证据叫evidence，证实是prove。证实是证据的结果，不过要知道此证据是否成立，站得住站不住，真的假的。所以几何学上最后是prove。证实是个结果，证据是个材料。凡是用来证明有无、真假、是非之材料，有了证据，不一定证明是事实。
现在先讲证据的性质。为什么证据可以成为证明某事之有与无及真与伪呢？我们知道，凡是一件事发生，一件事经过，总不免留下某种痕迹。“迹”就是脚印子，你走路时留下的脚印子，你走路时在土地上、沙上、地板上之踪迹。这是所谓迹。凡是一件事，无论怎样，总会留下踪迹。像世界上有的事在发生经过时，总会留下一种有痕迹的地方。自然界，大自然之变化，整个宇宙之变化，古语说：化沧海为桑田，这是事实。大自然是没有历史，没有人记载；但它未免不留下很多很多的痕迹，蚌壳、化石，水底下的东西，怎会跑到高山顶上呢？并且不是一层，很多很多。这就是大自然（nature）留下的事实。
这高山也许几百万年以前在海底，到后来才整个变为高山。高山变为平地，海底变为高山，这个大变化，就是古生物学所谓大自然之痕迹。大自然界来证明是在海底下，虽然没有历史记载在这山顶上，但这就是自然历史也留有痕迹。很多侦探小说，某人偷东西犯了案，或凶手杀人时，总不免有痕迹留在那儿，留在这儿，好像很干净，但不知不觉留下手印，侦探来察时就可以发现。有的聪明强盗，看侦探小说看多了，带了橡皮手套，绝不留下手印，但不留神，留下香烟，甚至在无意中打架时，留一撮头发在死者手中，如此就可化验，头发也有个性。所以在他经过时，无论怎样，有了痕迹总不免给人听见、给人看见，或别人给他记载证据，最后理论。
所谓证据，都是某一事实有意无意留下的痕迹。像《水浒传》武松杀人，杀了人后，在墙上写“杀人者武松”，但很少人如此老实，有许多人想毁灭证据。《皇帝起居》、《皇帝实录》每一代都有补改毁灭的地方。搜求，为什么搜求？研究历史有“证据基本法”，如这事有了，总是有证据。所以往往许多人搜求，多得到报答。
最要紧的是：凡是证据，不一定都可靠、都可用，所以就有所谓证据法（Law of Evidence），英美民族都有，欧洲大陆上就没有。英美法演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因此还保留陪审制度。陪审制度者就是公民，凡公民有此义务，虽然并未进过法院，但都是些老年人，中年人很少。因此，凡是关于法律问题，须由法官指导；凡关证据民情都由陪审员决定，结果由十二个人宣判，由他们关紧了门商议，往往有许多天不许与外人往来，而律师也往往向此十二人诘问，因为律师知道他们都无法律常识。譬如，某人三年前偷过东西，律师说，三年前偷东西不能算证据，如果从前打人，打的罪也不能算证据。这个叫陪审制（Jury）。尤其像英美，他们要知道普通一般人的判断力才如此。我以为历史学家用证据，最好也学一学证据法。因为不承认、不接受的条件，历史上往往也不许接受。有四条原理：
一、不关本案的事实不成证据。譬如，打老婆的人，你说他偷东西，这不能成为证据。
二、不可靠之事实，不算证据。譬如，如果用钱买通人做证据，这就失了证据的真实性。详细情形，下面再讲。
三、传闻（hearsay）之词不能成立。譬如，有一件事郑先生说是听邓先生说的，邓先生说是听张先生说的，辗转相闻。这样也不能成立。
四、个人之意见不能成立。像一件事，我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过，不过听人家说的，这不能成立。
这几条在我看起来，历史上都可以用，都应当遵守。
这一百五十年当中，就发生了一特殊的案子——《水经注》。一个姓赵叫一清，一个戴震，他们都是乾隆时代的学者。还有一个叫全祖望。他们三人，全祖望先死，赵一清、戴震次之。可是《水经注》戴震先出来，后赵一清、全祖望的《水经注》始终未写成功。到了距今六十年左右，引起了极大的辩论。有人说，戴震在《水经注》里称他老师江永叫老儒，可见是他偷赵一清的。这就是犯了第一条。
还有《易林》，这是本卜卦的书，内容是研究卦的变幻。著者焦延寿、崔篆，也闹起了版权问题。焦延寿是纪元前一世纪的人，崔篆是纪元后一世纪的人，相隔大概一百年左右。《四库全书提要》有记载说：东汉永平四年，天大旱，用之卜卦，如此可见焦氏所著。记载当然不会错。因为当时卜卦以后，第二天果下雨，这样史官才给纪录下来。可是他并没有说是所著的《易林》。这也是犯了第一条。
王昭君，大家都知道是汉朝和番的一个漂亮女子。《易林》上也提到，所以有人说焦氏是在汉朝以前的人，可见不是他著的，是崔氏所著。乍看起来好像对。不过要知道虽不是焦氏所著，但未必就是崔氏所著。所以这第一条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应用无穷。
第二条，用不着我多讲了。还是拿《水经注》来说，全祖望的本子第一个发现的是“阿拉”宁波人王梓材。他是讲理学的先生，他到北平正是鸦片战争，也是反对罢戴最热烈的时候。他想：好了，不是戴的，也不是赵的，是“阿拉”的。有人问：证据呢？他说：在宁波。他回宁波一年以后，果然拿出一部全祖望的《水经注》。其实完全假的。
我这次到南京，在图书馆看见真的全祖望没有写完的《水经注》，费了三天工夫抄了回来。
第三，用直接材料而不能用间接材料。不是原本不能用，更不能用辗转抄写的本子。譬如《聊斋》大家都知道是蒲松龄所著，张元刻的墓碑上有记载。有许多翻印本子写他死于八十六岁。我们特为找到这个墓碑，拓下来是七十六岁。这样就发生了一个笑话：有一个上海闻人，想翻印《蒲松龄文集》。他怕将来发生版权的麻烦，就关了门在鸦片铺上动脑筋，做了二百二十六首诗，所以这本文集出版以后，除了文集、词集以外，还多了二百二十六首诗。这是个新发现。但假的事实往往露出了马脚，因为他上面是照八十六岁的本子抄的，所以诗中有一首是《八十六？？》，还有“我今年六十八矣”的句子，下面写康熙几年，我算了算错十年，正是照八十六岁推算出来的，可见不对。现在《聊斋全集》清华大学有一部、马先生有一部、我有一部。拿来一齐校对，词集、文集都有，就是没有诗集。所以用材料，不可不用原本。像这位先生就给我抓住欺诈取财的罪。
还有《宋史》，尤其北宋，更尤其是在神宗、哲宗之间，王安石变法，新旧翻来翻去，历史改来改去，而元代也拿它做材料。这都是常识。
最近，我要说几句话，在《经世日报》郑先生主编的《读书周刊》，我写过一篇东西，有人问做官的秘诀是什么？他回答勤、谨、和、缓。这是几千年来做官的秘诀。研究历史也是这样。
第一，勤，寻材料要手勤、耳勤、眼勤，不懒才能找到材料。
第二，谨，严记不可靠、不相干的东西不能用。小心，因为如果你抄错了，还要使别人犯刑事法。所以校对一次，再校对一次，绝对不能苟且，一笔、一字、一句都要研究。
第三，和，就是心平气和，不要容易动火，不要在感情上用事，自己错了，认错，放弃错的证据，引用对的证据。
第四，缓，是做官的秘诀，就是拖。在研究历史很重要，宁可悬而不断，不断然下结论。在证据不充分、不够的时候更不能不如此。
时间不早。最后，奉劝诸位，学此四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