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作家，索氏最值得炫耀的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而是他的两度被清除：1969年11月，他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1974年2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以“叛国者”的罪名剥夺其苏联国籍并驱逐出境。索氏先是丧失了官方“作家”的称号，继而又丧失伟大祖国的国籍。这种身份的双重剥夺，正是这个人的最高桂冠。他是作协体制外最伟大的作家，同时又是没有国籍的伟大公民。在二十世纪，还没有任何作家获得过如此奇特的荣耀。
1970年代中期，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就偷窥了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越过“内部资料”的栅栏，他的反面乌托邦叙事令我感到震惊。一位从未听说过的陌生作家，正在用畸零的手指，痛击着中国人昏睡的灵魂，让我们闻到了浓烈的叛徒气味。
正如卡夫卡《地洞》里的鼹鼠，索氏躲藏在专制的黑夜里，以敏感的触须，率先感应着某种巨大的威胁，喊出民族苦难的真相。他擅长用最细小的字形写作，而后把这种蚂蚁天书卷起来塞进小瓶，以孩童的方式隐藏和传递。这看起来像是一种古怪的游戏，他不仅要叙写故事，还要发展出一种中世纪异教徒的生存异能，以便其作品能够在超越被捕和失踪的命运之后，在尘世间继续流传。这种苏联版的猫鼠游戏，为铁幕国家的思想传播学提供了卓越的样板。
我们看到，小说就是索尔仁尼琴自身黑牢经验的语言总汇。因在一封私信里批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这位青年军官在前线被捕，头戴所谓“反苏”罪名，在劳改营里度过长达八年的苦难岁月。铁窗是他全部文学书写的起点。他从此获得了反抗性叙事的动能。
从处女作《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到名著《癌病房》（Cancer Ward）和《古拉格群岛》（ The Gulag Archipelago），索尔仁尼琴坚定地揭露专制政治对人性的戕害。直到死亡降临，他打开的嘴再也没有闭上。在豪华的雅尔塔疗养院里，到处挤满了表情谄媚的歌德派作家，他们像苍蝇一样赞美着自己所寄生的体制。而像索氏那样甘冒生命危险的作家，只有几十位之多，包括帕斯捷尔纳克在内。他们是支撑民族文学的坚实基石，他们的良知和勇气托举起了整个俄罗斯文学。而在拥有全球最大数量作家的中国，这样的作家，据说一个都没有。
正是基于一种政治抗争的立场，他被视为国家的危险叛徒。1971年，索氏在公共场所被人注射蓖麻毒素，差一点儿丧命，但这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告而已。三年后，他被克里姆林宫逐出国境，移居美国的偏远村庄。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他并未高声赞美收留他的白宫，而是开始痛斥西方消费时代的道德沦丧，呼吁以基督的价值重建社会伦理。这种左右开弓的先知立场，令他在东西两个方向都失去了支持者，成为愤世嫉俗和不合时宜的批评家。
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这个人的独立信念，而不被各种政治势力所收购？索尔仁尼琴在自传里宣称，被捕就是他开始忏悔并获得神启的时刻。他在囚室里听到了上帝的声音。癌病房里的境遇还提供了另一次更重大的契机。在流放地哈萨克斯坦，做完手术的后半夜，他和另一位基督徒囚犯，展开了触电式的对话。越过无边的黑暗，病友向他低声说出福音，闪电般击中了内在的黑暗。他从此获得了毕生战胜恐惧的勇气。
索氏的终极关怀，与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如出一辙。他们的三位一体，勾勒出俄罗斯文学的近现代轮廓。这是东正教文学的巨大光芒。在某种意义上，索氏就是两位先贤的翻版——不仅叙写反抗黑暗和寻找光明的先知话语，而且还擅长文学叙事（尽管索氏的文学成就远不如他的前辈，甚至不如同时代的纳博科夫）。他是孤独的民族祭司，怒气冲天地审判着这个问题辈出的世界。
傲慢的流亡者于1994年从美国归来，开始向普京大帝致敬。这是一个富于戏剧性的激变。他把俄罗斯的衰落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错误，同时盛赞克林姆林宫的现任主人，能够令俄罗斯重修强国地位。索尔仁尼琴甚至为“独裁者”普京辩解说，西方民主处于严重的危机状态，而俄罗斯不应对此草率模仿。索氏就这样背弃了恪守一生的民主信念，成为捍卫威权的政治神父。普京对此大喜过望，亲自到索氏府上造访，授予他联邦国家勋章，还把先知衰老而愤怒的容貌，张贴到全国的大街小巷。这是一场古怪的联袂演出，塑造着一对互相取暖的国家英雄。从索氏到普京，俄罗斯艰难轮回了一百年，并没有走出彼得大帝的阴影。
但在自己的故乡，国家主义先知遇到了比专制更阴险的敌人——它从不囚禁作家，而只是冷藏他们。在索氏批判市场之后，市场对他实施了反审判。富裕起来的“新俄罗斯人”主宰了这个自我更新的国家。索氏著作的销售量急剧下滑，他的短篇小说集《崩解的俄罗斯》只卖出区区五千本，甚至不到一个平庸的畅销书作家的百分之一。人们在书店里已经很难闻到他所散发的气息。老先知在各地行走，发表愤世嫉俗的演说，偶尔也闪现于电视屏幕上，犹如一件沾满尘土的古董。在全球娱乐时代，先知早已丧失了“逗你玩”的功能。而这正是思想和文学的最大悲剧。2008年，他和反抗文学一起中风，死于人类狂欢的午夜。
原载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题为《怀念索尔仁尼琴》
破坏仪式的诗歌
——序吕约诗集《破坏仪式的女人》
诗歌，一种意识形态的幽灵，游荡在汉语的广阔荒原上，发出令人心悸的叫喊。在资讯资本主义时代，面对演艺化的大众狂欢，没有任何家园能够收容这种“细小而柔弱”的事物。这是二十一世纪的语词悲剧。到处是诗人的坟茔，诺贝尔文学奖追赶他们的背影，犹如考古学家追赶法老的亡灵。
在远东的汉语腹地，残剩的职业诗人正在为最后的尊严作战。要么流氓，要么自杀，这是非此即彼的抉择。诗歌不仅与主流文学对峙，而且向整个世界宣战，判处它堕落和死亡。自杀者的事迹在四处传扬，就像一种严厉的诅咒。尽管文学自身早已走投无路，但诗歌“这只苍蝇”却依然顽强地“站在救世主面前，一点也不让步”（吕约：《参观一个自杀的朋友的房子》）。
那些八十年代的成功诗人，在九十年代初期背弃了诗歌，转向喧嚣的市场，成为腰缠万贯的书商，继而又在二十一世纪零年代重返诗歌故乡，热切地打造精神家园，以重温青春年代的鸳梦。这是一种严重破裂的风景：一方面是诗人尊严的日益失重，一方面是诗集和诗会的大量涌现。这彼此矛盾的景象重塑了诗人的属性。他们被告知，必须首先拥有世俗身份，而后才能为诗歌打开新的存在空间。
于是，社会身份的多重化，改写了七十年代及其之后出生的个体，令其成为诗歌生长的温床。这些人大多是编辑、记者、公务员和写字间白领，收入稳定，心理健康，完全不同于那些穷困潦倒和走投无路的职业诗人。就其本质而言，这就是关于身份修复的范例。职业是身份的证明，也是一种生活投保，它部分地解除了存在的危机，令汉语守望者重新介入诗歌，自由处理语词事务，并享用书写游戏的快乐。而更为重要的是，它要以一种更加形而上的立场去“缓解生存的本质性焦虑”，以及重续社会批判和汉语诗学的事业。
在经历了身份和信念的断裂阵痛之后，诗人学会分离职业和诗业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事务。荷马和李白式的乡村游吟诗人早已辞世，八十年代走红的浪漫主义女诗人也已谢幕，而当代都市诗人正在成为诗歌的主体。这是一种革命性进化，在诗歌无法直接换回生活资源的背景下，它转身成为一种课后语词运动，为新一代诗人提供精神家园。众所周知，它的风格通常是反讽和挑衅的，充满了身体化的词语暴力；此外，就文体而言，当代诗歌犹如文学的精液，稀少、简洁、喷射短促、结构自由，足以为诗歌运动提供书写的便利。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这种男性化的词语书写语境里，女诗人吕约为我们提供了某种与众不同的样本。在这部杰出的诗集里，第一首《坐着》，就是关于人类身体姿态、生命经验与微观权力关系的试探。“写诗需要坐着/谈判需要坐着/签署命令坐着”，这是毫无疑问的。吕约说，“坐着说‘对’或‘错’，比站着说更有力量”，因为“坐着虽然行动不便，但足以让别人呼吸困难”。在这里，词语以一种自由嬉戏的方式逐步逼近事物和生命经验的核心，揭示那惯常的身体姿态对人的控制以及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坐着就是一种权力 坐着就是力量 坐着坐着 突然站起来 也能产生一种力量 但还是不如坐着 有力量”
——《坐着》
是的，诗人正在获得一种有限的反讽权力，得以在“仰望天空，赞美电信公司的信号”之余，从事职业外的诗学书写。但这写作似乎从一开始就陷入了逻辑的悖论。写诗就是营救诗歌，但她的诗句似乎总在嘲笑和伤害传统“诗意”，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是在伤害那种包括朦胧诗在内的虚假“浪漫主义”话语方式。而这恰恰就是当代诗学的使命，它必须在清算撒娇的历史后才能获得重新起飞的动力——
“诗歌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在一千个洞的高尔夫球场上为它举行了国葬 眼皮上撒上花瓣，花瓣上洒上几滴眼泪……葬礼上，一个孩子发现它的眼睛还在眼皮下转动 但它捐出了自己的眼角膜 所以它将永远看不见自己的死亡”
——《诗歌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关于诗歌死亡的谈论，如同文学死亡的命题，总是充满喜剧的效果。它也是一种典型的隐喻式叙事，包含着大量用以勾连事件的“事象”：高尔夫球场、国葬、眼泪、花瓣、草履虫、恐龙、教皇、机器人。这些事物出现在“诗歌死亡”的现场，成为诗歌葬礼上的嘉宾，然而，一个孩子发现诗歌并没有死，它的眼睛还在眼皮下转动。“诗歌死了”是一条新闻，而诗歌的眼睛还在转动，这是一桩生死之间的秘密。诗人和诗歌一起守护着这个秘密。虚拟的新闻事件不仅是一种素材，也是构成诗学结构的逻辑因子。“事象”的出现，不仅是为了陈述一件事实，更是为了借此推着语词向前滚动 。
“地铁上，一个五六岁的丫头领着断了一条腿的老太婆向一排穿着名牌牛仔裤的膝盖 弯腰讨要 有的膝盖哼了一声 有的膝盖闭上眼睛 有的不怒自威，有的犹豫不决 铃声响了，时限已到 最坚硬的一只膝盖 伤感地独白 它说了什么 只有离它最近的膝盖才能听见”
——《老太婆的小姑娘》
那些作为借喻的“膝盖”，坚硬地站在诗歌的前线，为当代口语注入诗学的灵魂。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毫无困难地发现，破碎的“事象”不仅是叙事的元素和动力，而且已经成为话语审判的依据。各种事物卷入诗歌进程，令诗句成为社会判词。它跃出浪漫抒情的限度，变得更加自由和犀利。它也超出了寻常叙事的框架，推动一种叫做“议象”的元素，与“事象”结合起来，大量闪现在吕约诗作的现场，俨然是后现代的“诗体政论”。
诗人抓住危机事件和日常生活的积木，恣意拼贴和组装，时而对诸如“爱情”、“救世主”、“老爸”和“外婆”之类的正谕价值展开反讽，义正辞严、犀利戏谑，同时又充满词语再生的机能。自我缠绕的语句，逾越了日常逻辑的层面，在国家主义、世界主义、绿色和平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立场中交缠，产生各种讽喻性歧义。它们语义复杂、伦理飘摇，犹如老虎背上的不规则条纹，令阅读者愉快地困惑起来。而这正是一个生于七十年代女诗人的特征。她双手纤纤，玩弄正谕和反讽的玻璃珠，在汉语的沙滩上嬉戏，以一种貌似轻快的方式，说出了世界的严酷真相。
“这颗炸弹比它的祖先们更纯洁 它要做一件严肃的事情，不伤及无辜 也不为自己谋求利益 炸弹温柔地盯着每个可爱的人 表示对他们的宽恕”
——《炸弹漫游》
那是关于恐怖主义事件的新闻评述，也是关于诗歌自身“威胁性”的隐喻。在吕约的手里，诗歌就是一枚拒绝爆炸并无限温柔的“反炸弹”，落在语词的村庄里，挑战威权主义的权力核心。威权的死穴就是追问，因为它总是建立在谎语沙滩之上。于是人们看见，那枚苏格拉底或哈姆雷特式的巡航炸弹被体面的陌生人所携带，飞行在动乱的世界，“向遇见的每个人提问”。它跟以往所有炸弹不同，意外地具备了真相探查者的人格。这是诗歌使命的严重外溢。它越出浪漫时代的抒情、撒娇和“含泪劝告”的陋习，转向了犀利和非暴力的挑战，借此动摇各种意识形态的坚硬根基。但诗歌并未提供答案。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屹立在答案面前的反叛。
此即资讯时代的良性诗学写作，它兼具诗歌、新闻和政论的多种风格，在口语和书语之间随风摆动，完全抹去文体的血缘线索。它对被污染的语言保持高度警惕，又以崭新的语言切入事物和生命经验的核心。到处散布着解构式妙语、似是而非的警句、大义凛然的反讽、表情暧昧的戏仿，各种状态层出不穷，在最具颠覆性的叙事中，涌现出言说的无限快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