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由集体叙事所造成的分歧，并不妨碍它的自我分裂、生长和繁殖；恰恰相反，正是基于叙事的自由，它才能形成愈演愈烈的声浪，并企及自《大话西游》以来的第四次戏仿高潮。尽管网管以“低俗”为由进行全力删除，将其打入“限制词”和“敏感词”的黑名单，终究无法阻止这场话语领域的“群体性事件”。
草泥马叙事的所指（对象）不是“经典”，而是它的对立面——一堆被上流社会废弃和鄙视的秽语。这是第二代戏仿，又称为“秽语性戏仿”。从草泥马运动开始，戏仿完成了自己的重大转型。“草泥马语”的原创运动，不仅要制造出一个崭新的语词家族，而且要对当下的互联网生态作出幽默的判决。中国互联网为修辞学的进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范例。
跟以往的戏仿不同，“草泥马语”具有更多样的衍生形态。它首先以“百度百科”的方式诠释了“马勒戈壁”一词的语义——“比喻天下太平，不再用兵。现形容思想麻痹。”同时，又戏仿古代文献《战国策》、《尚书》和《说岳全传》的叙事风格，标示它的历史出典——《尚书·武成》：“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戈壁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它甚至还一本正经地戏仿了大英百科全书的生物学叙事。
戏仿式隐语具有极大的戏谑性，足以引发互联网的话语狂欢。在短短的数日之内，它就迅速成为互联网流行语。在“草泥马”语词火焰的四周，环绕着喜悦舞蹈的人群。
我们所看到的文字文本，包括《草泥马前传》、《草泥马正史》、《草泥马野史》、《草泥马在马勒戈壁间的家族传说》等等。此外还有诗歌、散文，饲养手册、网络漫画小说、视频《马勒戈壁上的草泥马》、新疆曲调的《动画版草泥马之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童声合唱《草泥马之歌》，它的歌词戏仿了动画片《蓝精灵》的主题歌——
在那苍茫美丽的马勒戈壁，有一群草泥马，他们活泼又聪明，他们调皮又灵敏，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那草泥马戈壁，他们顽强勇敢克服艰苦环境。噢，卧槽的草泥马！噢，狂槽的草泥马！他们为了卧草不被吃掉打败了河蟹，河蟹从此消失在草泥马戈壁。
草泥马族还发展出了由草头、马旁加尼旁构成的草泥马新字，以及匪夷所思的“十大神兽”谱系。阳性的包括潜烈蟹、吉跋猫和达菲鸡，阴性的有大夷马、尾申鲸和吟稻燕，中性的包括法克鱿、菊花蚕、雅麽蝶（日语“呀咩爹”，意谓不要，A片里的常用台词）和鹑鸽（春鸽）等等。它们与此前就已经出现的隐语（如“谐鳄”与“河蟹”）及其此后出现的新词（如“峦狍”、“非主牛”、“鹳狸猿”、“毒豺”、“鸣猪”、“草泥乃乃戈熊”等）一起，汇聚成普通话秽语的盛大涌流。
草泥马公仔（玩偶）就此诞生了。它们分为雌雄两种，被称为“雷雷”和“萌萌”，或是“马勒”和“歌碧”。有的制造商还给每只产品配发出生证，盖有鲜红色的印章，上书“马勒戈壁神兽管理局计划生育专用章”。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消费游戏，响应着后集权时尚的亲切召唤。它第一次越出话语虚拟领域，向实体经济飞跃，进化为清新可喜的商品。市场从贸易的角度，赞助了这场话语的叛乱。
草泥马公仔造型的可爱性，是它受到普遍欢迎的重要因素。它的生物界原型羊驼，属半野生动物，体征颇似高大的绵羊，通过一种“哞哞”的声音互相交流。被毛长60～80厘米，其纤维比羊毛颈更柔软轻盈，就其憨傻性而言，仅次于澳洲考拉和中国熊猫而名列第三。不仅如此，草泥马叙事租借的图片主角大多是低幼的羊驼，形象更为憨态可掬，放射出童趣盎然的光晕。而这正是互联网民众的自我造像。草泥马公仔的这种“底层+幼小”的造型特征，就是草泥马族的自我隐喻，它企图向我们描绘一个可爱型的族群，它们是食草动物，只是温顺驯良的族群，本质上没有侵略性。这是机智的叙事策略，它旨在改变秽语的“低俗性”，规避来自管制者的禁忌，转而获得强大的传播动力。
这场草泥马运动还制造出一种文化假象，以为它是来自底层的叛乱，而草泥马语的言说主体，并非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贫苦农民或农民工（他们被剥夺了上网的基本权利——费用、时间、精力和趣味），而是青年学生和青年白领。他们是互联网的主体，同时也因言论管制而沦为庞大的“数码弱势群体”。他们比任何群体都有更强烈的话语权诉求。他们在对“低俗文化”的清剿中受伤，决计要进行复仇和反抗。他们向底层民众作秽语寻租，借此发动规模盛大的秽语游行。
以秽语为所指，同时以杜撰的事物为能指，这是一种新的语言嫁接手术，旨在完成一项互联网的权利实验，开辟着以谐音方式进行话语反叛的全新道路。它是一种公共隐语（网民黑话），也就是所谓的“隐藏的文本”（詹姆斯·斯科特语）。它利用虚拟性动物的语词外壳，以及各种文化外套，机智地隐蔽了秽语的本义，也即藏起了反叛和抵抗的牙齿。
日常秽语具有浓烈的意识形态特性。作为底层话语反抗的工具，它总是故意使用禁忌语词进行冒犯。但跟西方脏词不同，中国秽语的主题是性而非排泄物。它要在这个限度里表达粗俗、不敬、贬损、猥亵和诅咒的语义。中国秽语大多沿袭男性脏词，因为男人能比女人更自由地展现具有敌意和侵略性的言语习惯，犹如把话语唾沫吐到对方道貌岸然的脸上。它要蓄意制造出象征性伤害的效应。但基于草泥马公仔的雅化特征，秽语转化为一种可以传播的事物，并融入公共叙事的洪流。
由于秽语所指和雅化能指之间的张力，强烈的反讽性涌现了。所有读懂它的人都能感到浓烈的敌意。草泥马发出高调的叫骂，它在放肆地嘲笑被滥用的威权，向它竖起坚硬的中指，但这骂声在瞬间变成了悦耳的歌声。反讽就是发现语义的错位，借此制造能指和所指的对抗。这是尖锐的针砭，却被包上了柔软华丽的丝绸。2009年，二十一世纪零年代的结尾时分，这场草泥马喧哗犹如“后宰门”的童声合唱。
作者附记：在我办公室的桌上，放着一对可爱的羊驼，它们的中国译名叫做“草泥马”。这是学生馈赠的礼物，说是文化批评研究所的“所标”。它们互相依偎，“仰望星空”，成为我写作这篇年终小结的灵感源泉。我要借此向大众语文的全体书写者致敬！
2009年12月12日 于上海莘庄
“文化大师”是如何炼成的
“文化大师”谱系里的各种桂冠，正在变得琳琅满目起来。从“英雄”、“风范”、“宗师”到“泰斗”和“巨匠”，这些令人亢奋的语词壮大了国民的自信。在一个文化溃败的时代，大师生长的土壤早已成为荒漠，而“大师”却仍在雨后春笋般地茁壮成长，这种超乎常理的奇迹，描绘了中国当代社会的诡异景象。
自从某大师的“年龄门”事件爆发以来，关于“大师”评判的标准，再次被媒体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我看来，大师是指那些在某领域建构新的价值体系，并据此成为民众精神领袖的杰出知识分子。1949年以后的台湾可以为例，他们拥有新儒学的大师（如杜维明）、新佛学的大师（如星云法师）和新自由主义大师（如殷海光）等等。而耐人寻味的是，大陆本土社会却打造出自己的另类“大师”谱系，并拥有自主炮制“大师”的三大秘诀。
首先必须具备超人的禀赋，尤其是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这方面的范例，可参见陈寅恪和钱钟书的事迹。在传记作家的描述中，陈寅恪先生能够记住所有阅读过的文本，以致有“活字典”之誉，并能阅读藏、蒙、满、梵、日、英、法、德以及巴利、波斯、突厥、西夏、希腊、拉丁等十几种语言；而钱钟书先生亦以博闻强记著称，素有人肉“照相机”的美誉。但这种记忆力只是前谷歌时代的技能，它夸张地折射出人们对于知识储备的无限渴望。进入谷歌时代之后，人肉搜索引擎和硬盘代替了“人肉记忆体”，以致这种禀赋逐渐失效，转而成为一种旧时代的历史传奇。而个人禀赋则开始转向，在身体高蹈的流氓时代，它注定要投向老翁与少女的性爱神话，也就是投向最具狂欢性的情色主题。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选择吗？
楚辞大师在楚辞学方面的才华，受到了公众的普遍质疑。然而，据众多媒体报道，大师的主修科目不是楚辞，而是房中术，属于“国学”中的“下半身”领域，也即该学科中最神秘暧昧的部分，并总是遭到人们的蓄意规避。
为了继续扩展大师的身体叙事，年岁成为第二个重大指标。活到九十岁以上又身怀异秉者，就有望被世人奉为大师，而“百岁”更是辨认大师的重要量化指标。精神矍铄固然很好，纵使卧床不起，只要可以苟活，也能熬成“一代宗师”。从“文学大师”冰心、钟敬文、巴金，到“国画大师”刘海粟、朱屺瞻、黄永玉、晏济元等等，当代中国遍布各种以年岁造势的案例。这种年寿叙事加剧了人们的误解，以为大师就是能够超越时间和病痛的巨人。
与此密切呼应的是，大师还必须蓄须成美髯公，由此构筑年岁的视觉标记。胡子跟学术地位形成了某种古怪的正比关系：胡子越长，就越具有大师风范。人类的胡子最初是成年或壮年（黑色）以及衰老（白色）的象征，而最后却上升为激动人心的旗帜，飘扬在大师们的脸颊上，宣喻着智慧和才学的总量。当年毛主席无须，以致本朝官员无人胆敢蓄须，而蓄须者只有毛主席的长辈，如柳亚子、张澜和梁漱溟之流，变得十分稀有，由此被擢升为文化至尊的象征。这种历史传统，加剧了世人对胡子的顶礼膜拜之势。
大师生成的第三秘诀，是必须学会在官府和民众之间长袖善舞。即便没有足够长的胡子和先天异秉，只要善于捕捉时机做含泪劝告，扮演官府和灾区“刁民”之间的调停人角色，就有望从中获取“大师”的称号。眼泪是一种身体分泌物，更是一种煽情的道具，而这正是“含泪大师”所擅长的技艺。我们已经看到，眼泪叙事产生了奇效：“大师”的桂冠以及数千万“基金”从天而降。这无疑是一种榜样，向那些觊觎“大师”地位的人们，作出了蛊惑人心的示范。
这场基于身体叙事的大师挂牌运动，就各地衙门和高校而言，是一项重大的形象工程，而在民间，则意味着一种严重的文化焦虑。正如“诺贝尔奖”的狂热那样，“大师”能够缓解世人对于文化危机的忧虑，并制造出文化繁荣的气象。“大师”的存在就是文化安全的信号，但这终究是一个华丽的幻影。基于文化土壤的日益贫瘠，自上世纪下半叶以来，我们的土地就没有长出过任何一株叫做“大师”的植物。而那些旧时代残剩的大师，如梁漱溟、熊十力和陈寅恪，也在政治斗争的风雨中痛楚地死去。他们失色的面容，冻结在历史苦难的深处。真大师的故事，只能用以谱写凄凉的哀歌；而唯有伪造的大师，才能作为鲜艳的文化口红，被抹上苍白的行政嘴唇，用以粉饰这一人本精神残缺的年代。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3月22日
题为《炮制“文化大师”的三大秘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