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接受“钞票印得太多导致通货膨胀”这种观点的话，通货膨胀这种病的原因并不难找——谁在掌握印钞机？
答案是隶属于各国政府的中央银行！
当然，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从来没有一个政治家主动承认是自己制造了通货膨胀，他们总能找出形形色色的替罪羊——西方的政治家们，总是在指责贪得无厌的企业家、指责得寸进尺的工会，指责挥霍无度的消费者，指责控制石油的欧佩克……中国呢，最常见的指责对象则是心怀不轨的囤积商、兴风作浪的游资客。
当然，对于通货膨胀，中外政府还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老天爷——每次物价上涨，政府都会告诉我们是气候异常造成粮食减产，自然灾害造成商品短缺……
企业家当然是贪得无厌的，工会也的确是得寸进尺的，消费者也有些挥霍浪费，阿拉伯人也确实提高了石油价格，投机商人的确在囤积居奇，游资也的确在兴风作浪，甚至老天爷也确实不是那么仗义。可是，上述所有因素，都只会造成个别商品的价格上涨，而不会造成持续的通货膨胀。
更进一步的，根据前面所讲过的馒头米饭的道理，即使出现了个别商品价格上涨，那么也一定应该有其他商品的价格下跌与之对应！
因为，所有那些被当做替罪羊而备受指责的“罪犯们”，没有哪一个拥有印钞机，能够凭空印出来那些被称为“钱”的纸片片。
进一步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每一个政府都这么喜欢印钞票？
这个原因简单到了极点，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回答——因为政府想通过印钞票来讨好那些它想讨好的人，在表面上不掠夺他人手中钞票的基础上，政府可以凭空印刷出一堆钞票来，送给那些他想讨好的人。
其实，政府本来有另外几个可供选择的途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比方说通过增加赋税、或者向公众借款的办法来筹集到钱，然后再发给那些他希望讨好的人，这样就不必凭空印刷大堆大堆的钞票，自然也就不会引发通货膨胀了。
麻烦在于，征税要遭到纳税人的激烈反对，而借款也终归要偿还，对于政治家来说，这两条途径无异于政治自杀。
更大的问题在于，谁会觉得自己的钱太多了花不完呢？
对于越来越庞大、越来越臃肿的政府来说，多少钱都不够他花——谁嫌弃钱扎手啊？
结果就是，即便政府增加了赋税、向民众借了很多钱，他还是要选择凭空印刷钞票这个途径来讨好某些利益集团，有时觉得太麻烦的话，干脆就只选择印刷钞票这种办法。
政府想讨好哪些人？
对专制和集权政府来说，他们想讨好的人无外乎整个社会的权贵阶层、与他们自己有连带关系的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商业银行等等；对于民主政府来说，虽然没有了权贵阶层，但他们需要讨好的人反而更多，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甚至包括每一个支持这一届政府当选的选民、失业者……
每一次，当他们这样做了之后，通货膨胀也随之而来。
诚实的政府有时候也承认这一条，比方说1976年英国的卡拉汉首相（James Callaghan）在工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针对解决失业问题的演讲时就说：“我们过去经常认为，我们可以用削减税收和增加政府支出的办法增加就业，并度过经济衰退，现在我非常坦率地告诉你们，这种抉择已经不复存在；如果说过去存在过并且似乎真的起过作用，那也只不过是给经济体注射了更大剂量的通货膨胀，而下一步紧跟而来的就是更高水平的失业……”
自从人类进入纸币时代以来，直接开动印钞机，纸就哗啦哗啦变成钱而出来了，而且印上一个数字之后就能拿出去买到东西，简直如同神话中的点石成金魔法，天上的馅饼就如此轻而易举的掉下来了，这种诱惑谁能抵挡得了？
比方说，现在政府要修一个水坝，本来没有钱，于是打着降低利率的名号，让中央银行印出一大堆钞票来，以“贷款”的面目出现在工地上，科研人员拿到科研费、设计人员拿到设计费、大包二包三包四包的施工老板也赚到了承包费、修大坝的工人拿到了工资，政府管理人员也发了工资，不管是白色、灰色或者黑色与此大坝相关的各级利益方也都发了一笔横财，而且政府也建成了水坝……
那么，到底是谁付钱建设了这座大坝？到底是谁遭受了损失？谁占了便宜？
答案是，所有人民币的使用者在为这个大坝买单，所有人民币的使用者都遭受了损失，新增加的货币伴随着科研人员、设计人员、施工老板、政府管理者、大包二包三包四包的花费进入到流通领域，从而使得物价持续不断地上涨……
至于谁占了最大便宜？
首先就是凭空印出来一堆钱的政府，其次就是那些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相关利益团体。
这样一来，你就该明白，通货膨胀实际上是针对全体国民的一种征税——这个征税的额度可能远比你想象的要多。
对于政府来说，通货膨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赖账！
就前面谈到的这个水坝，如果不是通过凭空印刷钞票来建造，而是通过向民众借款（发行国债）的方式来建造，等到民众要求政府偿还这些借款的时候，政府就直接印刷了一堆钞票给你——你认为这叫还账还是赖账？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启动总额达1.75万亿美元“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QE）”措施，购入包括国债在内的各类债券；到了2010年11月份，又再度启动6000亿美元的QE2，这些事件为什么引起举世哗然，为什么全世界都在说美国开动印钞机，为什么所有人都说伯南克“开着直升机”撒钱……
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甲用白条向乙购买了一堆实用的商品，当乙拿着这张白条要求甲来付钱的时候，甲所做的事儿就是凭空写下更多的白条付给乙。这叫赖账，还是还账？
贫富差距谁之过
美国幽默大师罗伯特·奥本（Robert Orben）说过一句话：“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情便是查看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如果上面没有我的名字，那么就爬起来去上班！”
尽管不少普通人可能天天在努力按照“成功学”的要求来做，不过绝大多数人应该明白，福布斯排行榜与普通人的距离实在太过遥远。
如果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变着法儿把普通人的财富向富豪们集中，掠夺那些贫穷的地区，补贴那些富裕的地区，你是不是会觉得极其荒谬和卑劣呢？
没有什么荒谬的，因为这正是当代许多政府通过摆弄货币政策正在做的事儿。
美国巴德学院利维经济研究所（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of Bard College）的沃尔夫教授（Wolff·E·N）曾经以美国家庭净财产（Net Worth，财富减去负债）在不同家庭中的分配比例作为指标，针对1922年～2007年长达85年里美国家庭的贫富差距状况进行过专项研究。
就85年的总体状况而言，美国1%的最富有家庭占有美国全部家庭财富的比例一直都在1/3左右（见下图），但在1922年～1929年、1975年～1995年这两个时期中，美国1%的富人们所拥有的财富比例大幅增长，而99%的民众所占有的财富比例却急剧下降。
为什么呢？
沃尔夫教授并没有分析原因，但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变动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
1922年～1929年，美国经济处于“咆哮中的20年代”，貌似无比繁荣的背后是美联储极为宽松的纸币扩张政策。然而，由于纸币超量供应所造成的股市泡沫和通货膨胀，迫使美联储不得不提高利率（当时美国实行金本位，如果美联储不提高利率，人们可以用美元纸币把美联储储存的黄金全部兑换光），进而引发了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这一货币折腾，导致最富裕的1%家庭财富比例从36.7%暴涨到44.2%。
1975年～1995年，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之后信用纸币可以随意扩张的初期，除1980年前后两年之外，这一阶段美联储一直实施低利率政策，美元纸币供应急剧扩张，导致美国1%的最富裕家庭的财富比例从1980年代早期的25%左右，再度急剧升高到1990年代中后期的39%左右，接近1929年的贫富差距数据。
沃尔夫的研究中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数据是，1983年以来，80%位于底层的美国普通大众所占有的社会总财富比例其实是一直在下降的（见下表），而恰恰从1983年迄今，美元纸币的不断增发开始陷入常态。
年份
1%顶级家庭
19%普通家庭
80%底层家庭
1983年
33.80%
47.50%
18.70%
1989年
37.40%
46.20%
16.50%
1992年
37.20%
46.60%
16.20%
1995年
38.50%
45.40%
16.10%
1998年
38.10%
45.30%
16.60%
2001年
33.40%
51.00%
15.60%
2004年
34.30%
50.30%
15.30%
2007年
34.60%
50.50%
15.00%
不仅美国的长时序贫富差距历史数据能证明中央银行印钞的恶果——中国长时序的地区贫富差距历史数据也一样。
一直以来，媒体总是在告诉我们，中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应该归咎于中国市场化改革，市场很有效率，但不够公平，而政府主导经济虽然缺乏效率，却能够保证公平并缩小贫富差距。
然而，通过研究中国27个省市1952年～2003年的经济数据，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就分析出一条让国人无比诧异真的结论——政府的控制力越强（主要指经济支配的能力），收入差距离“公平”就越远！
陈教授利用27个省市人均GDP的方差系数反映各省市贫富差异大小，用中央政府开支占GDP的比例作为政府控制能力强弱的指标，结果发现，就时间序列来看，两者曲线几近完全一致——政府开支占GDP比例上升，地区贫富差距就开始变大，政府开支占GDP比例下降，地区差异就开始逐渐缩小具体内容可参见：陈志武，《国有制和政府管制真的能促进平衡发展吗——收入机会的政治经济学》。
实际上，如果下层民众有可能对政府权力形成有效制约的话，政府“保障公平”的说法还有一点道理，但在政府配置权力缺乏民主制衡的时候，资源配置既不遵照效率原则，又不符合公平原则，而是遵照权力关系原则。
这样的结果就是，哪里掌控的权力越大，哪里得到中央银行的纸币就越多，在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密切配合和操纵之下，无论地区贫富差距还是城乡贫富差距，都在一直不断地拉大、拉大、再拉大！
作为全国权力中心，北京永远不可能缺乏投资，只要需要，任何北京工程都将被首先供资支持——根据陈志武计算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以及GDP增长率数据，北京的固定资产投资回报率是全国最低，但得到的投资却反而永远最多！
上行下效的结果就是：哪怕在最贫困的省份，也要把全省几乎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到省会等一两个明星城市；哪怕是在最贫困的县市，也要把几乎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到县城等一两个明星乡镇！
如此一来，中国的贫富差距如果不逐渐扩大，反而才是咄咄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