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2005年第6期）有一篇文章回忆复旦大学的《诗垦地》。单从题目来看，我先欣然以为，它指的是当年陪我在创作道路上起跑的那个刊物。待读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由姚奔先生创办的复旦大学的诗刊《诗垦地》，还在继续出版”这一句，才发现是我误会了。这个刊物虽然也叫《诗垦地》，也在复旦大学办，也同我的老友姚奔有关系，它却出版于上世纪50年代，原来是比我的揣测对象晚10年的另一个同名刊物。误会冰释了，我并不失望，反倒感谢它，使我就便重温了几近湮没的一段青春之旅。
从1941～1944年，三年还不满，那才是由邹荻帆和姚奔两人共同署名主编的诗刊《诗垦地》的实际年龄。那时，邹已是30年代起闻名全国的青年诗人，姚则是正在大后方诗坛走红的新锐。除了这两位“主编”，《诗垦地》的基本成员还有曾卓，冀汸，冯白鲁（笔名桑汀），张小怿（笔名柳南），绿原等人；其中曾、冀已有成名作问世，冯、张当时在社会上也颇有名气，绿则不过是个“初来的”。1941年冬，《诗垦地》的创刊号问世；1943年夏姚奔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1944年初邹荻帆被征调充任来华参战美军译员，二人离校后，《诗垦地》无人挑大梁，也就无形中寿终止寝了。
除了曾卓，《诗垦地》所有成员都先后成为复旦大学的学生。它的通讯处却不设在复旦大学，而在另外三个地方：一是“重庆北碚黄桷镇第一号信箱”，二是黄桷镇张小怿的私人宿舍，三是“重庆中一路104号冯白鲁转”。第二个是一间比较偏僻而安静的小楼房，除了几个同人，平时很少有人去，它正是《诗垦地》的编辑室。第三个是冯白鲁在南林印刷厂任会计的办公室，因此也是《诗垦地》的印刷所；又由于冯与文化界、特别是影剧界过从甚密，这里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诗垦地》的重庆办事处。
《诗垦地》没有向国民党政府登记，成为一个有刊号的正式期刊，只能作为不定期的“丛刊”，每辑用一个书名送审后出版。它一共出了五辑或六辑，我只记得其中几辑的书名：创刊号叫《黎明的林子》（借用姚奔的一首诗的题目），终刊号叫《滚珠集》（是邹荻帆离校后在成都编印的），中间三辑叫《枷锁和剑》、《春的跃动》和《高原流响》；好像还有一个书名，怎么也记不起来了。
《诗垦地》不是一般内向的同人刊物，更不是限于大学范围的校园刊物，它面向社会，拥有广泛的多方面的稿源。同人的作品当然不会被拒绝，但它主要依赖外稿。所谓“外稿”除指社会上的自由来稿外，还有两个特殊的来源：一个是皖南事变（1940年）后胡风出走香港前、交由路翎处理的一批《七月》待用诗稿，另一个是由八路军办事处张颖转交冯白鲁（地下党员）处理的、周恩来从延安带到重庆来的解放区诗人的作品，如田间的一篇长诗《鼠》。但是，在《诗垦地》的作者中间，写得最多、发表率也最高的，是当时在国民党军事机关隐姓埋名的着名诗人S.M.（另有笔名师穆，圣门，阿垅等多种）。这里不妨举他在苏联抗德入侵的卫国战争爆发不久（1941），及时发表在该刊反法西斯特辑中的长诗《末日》为例，最后一行是“地狱之门在希特勒底蹒跚的背影最后消失以后严密关闭！”以见作者刚劲的艺术性格，和《诗垦地》鲜明的政治倾向。
时值国民党政府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国统区文化界十分萧条，进步刊物纷纷停刊。《诗垦地》当时刊出上述那些作品，是颇引人注意的，至少可以说是照亮黑夜的一粒萤光吧。说是“一粒”，还因为当时在大后方，已有不少新诗写作者和爱好者，例如以杜谷为首的另一批诗人，他们在成都编辑出版了诗刊《平原》。《平原》诗社和《诗垦地》社由于诗风相近，有过不少友谊性往还，包括诗艺的切磋和稿件的互惠，其中媒介就是善于交游的曾卓。
关于《诗垦地》及其有关情况，邹荻帆生前以专文形式写过一篇翔实的史料。它的原稿，我在他那里读过，印象已经模糊；如果当时发表了，刊样想必在有心人那里还找得到。旧日同人纷纷凋零，难有细谈《诗垦地》的机会了，我尽自己的记忆写这则小文，不过为了填补邹文的空缺，如果它终于找不到的话。
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