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将近20年，对自己过去涉猎过的诗坛、文坛和译坛（且假定有这样一些“坛”），我已经很疏远了。当年和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编室一同上下班的年轻同事苏君福忠，也已是年过半百的中年人，却仍然笔耕不辍。承蒙不弃，他将他的新着《译事余墨》送了我一册，并诚恳地请我对它提出批评———“批评”在这里，我想，应当是个中性词，并不具有非贬即褒的模式———我不敢敷衍了事，便把它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从书名可知，这是一本研究翻译的专著，目前在书市上尚颇罕见。翻阅一下还可了解，它不是一本枯燥的学院教材，而是一份“实践出真知”的记录。作者苏福忠是个脚踏实地的人，可能因为他走惯了山路，做事总像爬山一样踏实。他从事外国文学编辑工作30余年，编辑过几千万字书稿，认真研读过各种不同风格的译笔，包括朱生豪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他多年坚持做卡片的习惯，把好的和差的翻译例句及时记下来，以便进一步从学术角度加以考究。这种边记录、边考究、边总结的治学方式，帮助他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心得。例如，他认为，“翻译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实践活动。实践，实践，再实践。熟能生巧，巧能生高，高能成家。翻译有点像中医，有些方子可以记，有些药性可以掌握，可以言传身教一些偏方秘诀，但理论是不需要那么多的。又有点像打篮球，基本技巧和规则是有的，不一定很复杂，但总在实践。”他诚恳地对同代人和后来人说：“我认为对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立志做翻译的人，首先要在中文上寻求突破，读与写齐头并进；大量阅读，坚持阅读；敢于练笔，勤于练笔；首先做到中文表达文从字顺，而后生动形象，而后产生风格。汉语的表达自如是从事翻译的最重要的一步。”以上引述，都是他自己在实践中的真实感受，结合本书第一章《什么是翻译》所列举的一些见解，未尝不可作为一门“翻译学”的雏形，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将翻译作为学术来研究，西方学者远自17世纪起，为它留下了不少精辟而又有趣的箴言。如JamesHowell（1594～1666，英国作家）说：“翻译跟一张土耳其挂毯的反面没有什么不同”；AndrewMarvell（1621～1678，英国诗人）说：“添油加醋和偷工减料均属翻译之戒”；GeorgeBorrow（1803～1881，英国语言学家）说：“翻译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回声”；以及坦率得令人难为情的意大利成语：“翻译即叛逆”等等，均令人一读难忘。在中国，海禁大开以来，翻译活动随之渐盛，但就翻译本身的科学研究而论，除了严复（1854～1921）的“信达雅”的标准，迄今似难有更多经典性的成果可数。按照历代从业者的经验谈，从其中似非而是的悖论来看，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是颇不容易的，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然则，为一件几乎不可能的目标而努力，应当以什么界限为前提，才可以在恰到好处的实际成果面前适可而止，而不致遭到虚无主义者之讥？这个界限如果不是与我国经济建设相辅相成的文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又还能是其他的什么呢？足见本书的缘起不仅在于个人的志趣，同时符合那个客观的实际需要，这应当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在《译事余墨》一书中，对文学翻译工作的方方面面，提出了专家学者不得不加以思考的一系列问题。他所提出的那些问题，我虽未必个个都吃透了，但从“开卷有益”的道理来说，毕竟觉得从中领教良多。根据初步印象，我想给他的新着回送三个“有”字：有物，有益，有趣。所谓“有物”，相对于“空空洞洞，言之无物”，其中包含文学翻译实践中不可回避的诸多内容；特别是以点评的方式，通过一些具体译例，指出一般译文中常见或不常见的得失和成败，必将深受好学者的欢迎。所谓“有益”，是说本书不仅有益于初学翻译者，对于有相当经验的翻译工作者，也未始没有参考价值；读者即令与译事无涉，单从作者研究学问的认真态度着眼，也会从本书字里行间获益匪浅。至于所谓“有趣”，是我按照个人感受，觉得全书文笔如行云流水，毫不拘执；又如二三知己，找到一个符合共同兴味的话题，于是各抒己见，娓娓而谈，绝无不容听者置喙的学者架势。凭着对这三“有”的信任，我向有志于文学翻译的青年读者推荐这本好书。
面临广大读者对于外国文学出版物的迫切需要，编辑应当如何把关，如何保证译稿的质量，在认真推荐优秀译作的同时，如何识别误译以至乱译的文句，最大限度地防止它们从眼下溜走，并且随同书稿一齐问世而贻误读者：这是当今外国文学出版工作者在市场经济洪流中开辟稿源而不得不注意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本书作者通过自己的编辑经验，也提出了切实可信的回答。这就是说，本书的对象不限于文学翻译者，未始不可包括更多的编辑出版从业人员。如果要对本书提点什么意见的话，我倒希望再版时对于英诗翻译一节所涉及的、对“中国新诗”的评价（如第207页）再斟酌一下。关于中国新诗的评价，在一般文化人中间，甚至包括一些大人物在内，历来言人人殊。但是中国新诗自“五四”以来，经过国内一系列杰出诗人的努力，已经取得未可忽视的成绩，却也是不争的事实。书中所提到的“新诗”，就其被赋予的内涵而言，可能不是指广义的新诗，而是特指某个时期的某一类作品。果然如此，则不妨在文中作一点限定性的说明，以便既能讲清关于诗歌翻译的意见，又可防止不必要的误解。当然，这些无关本书宏旨，已近乎题外话了。
2006年3月
《译事余墨》：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
章者，印章也。以木头、石头、金属（大多为铜）或其他贵重物质（如水晶、象牙）为原料，取其横断面，呈方形或长方形、圆形或椭圆形，在上面镌刻出自己的名字或职称或其他图案，用来印在文件、书籍上作为标记，以代替签名，这就是普通所谓的“私章”，有别于堂堂正正、大大方方的衙门、机关专用的公章。作为一种文具，这玩意儿的来源很早，据一本名《汉宫仪》的古书上说，“吏秩比二千石以上，银印龟纽，其文曰章。”意思大概是，官吏的俸禄到了二千石以上，就可以拥有龟形印鼻的银质官印，也就是“章”了。
后来，随着精神需要日益深广，一些骚人墨客及附庸风雅者，在自己的书法、绘画及其他文件、书籍上，除钤盖自己正式的台篆外，往往还在其旁加盖一个与其姓名、职务无关的、印文采用熟语或诗句等另类字样的印章，此谓之“闲章”。据考证，秦、汉时期所谓“吉语印”之类，如秦朝皇帝有个小玺，其文曰，“疢疾除，永康体，万寿富”，可能就是后世“闲章”的滥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