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个月，为了一桩令人不愉快的掌故是真是假，热闹了一阵子，现在算是消停下来了。究竟是怎么回事，似乎还没有搞清楚。照说真的假不了，可有人为什么硬说是假的呢？颇值得继续考一考，想不到却一直没有后文。今年天气特别热，该不是这个缘故，使得人们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吧？
按管见所及，先是某大报发表了一篇《史学家的骨头》，根据某刊所揭露的“解放后流传甚广的所谓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外滩公园悬挂中英文对照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的内幕”，据说“原来，这是（20世纪）50年代上海一家博物馆为了配合形势教育，不顾史实人为编造了一个受人侮辱的故事，所谓的牌子解放前并未在上海出现过！”于是便判定这是“哗众取宠，自己作践自己，就太下三流，卑劣得令人愤怒！”
当时读了，真叫做如堕五里雾中。虽还没读到那篇文章所依据的某刊，但它们（包括同时照本宣科摘录一通的某文摘报）众口同声地断定洋人当年悬牌昭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人为编造”的，我也不便表示异议，因为当年我毕竟没有到过上海，自然也没有亲眼见过那块牌子。没有见过的东西，未必是真的，虽然同时也未必是假的，表态还是审慎一点好。但是，将这件讹传（姑且假定那块牌子是假的）诿之于“50年代上海一家博物馆”，便不得不大声疾呼：那可真是冤哉枉也！本人年逾七旬，明明记得远在（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斗大字自己还认不到几个的时候，就亲耳听见老师给我们讲过那块牌子，而且是连同汉口租界一个日本孩子打了中国孩子扬长而去的新闻一并给我们讲的。难道我们的老师会向他的小学生们“哗众取宠”么？太不可思议了。
好在不久，各种“反馈”纷至沓来；先是有人从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周作人的日记，接着有人从郭沫若、蔡和森、孙中山等名人的文章和讲演词，最后还有人从上海“工部局”（旧日上海公共租界的统治机构）的档案，以及英国的《不列颠周刊》和日本的《朝日新闻》上陆续发现了证据：原来不是中国人欢喜“自己作践自己”，而是“所谓的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确喜欢“作践”中国人，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的确“在上海出现过”！后文呢，没有了。也许果真天气太热，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吧。但问题却原封不动地摆在那儿。老实说，岂止这块牌子是真的，不知还有多少血泪斑斑的往事说出来更令人难以置信，说不定也就更令一些人“愤怒”，这里不说也罢。至于那位提倡“史学家的骨头”的作者，他会不会后悔把话说得太满了，从而吸取教训呢？那是他个人的事，用不着别人操心；何况他不过是轻信道听途说，今后慎重一点也就是了。令人寒心的倒是从他身上反映出来的某种流行的“思维定势”。
没有读到那个始作俑者某刊，只好仍从这位作者说起。从他引经据典、纵横捭阖的架势来看，他的年龄不会太小；但就其中的火气而论，又未必会大到哪里去。很可能（也许猜错了）不过是解放后生人，想不到在新的形势下一变而否认“所谓的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存在，硬说是中国人“自己作践自己”，以致引起了他的“愤怒”……如此这般，似乎不可理解，其实并非不可理解。那块不合时宜的牌子被人说成“是假的”之后，他之所以“愤怒”起来，是觉得外国人本来一贯对我们好，我们不应当栽诬他们？是怕自己在相熟的老外面前丢脸？还是从根本上认为提到“国耻”就是“卑劣”？都不是不可能的。然而，不幸那块牌子竟是真的，而不是假的，虽然他的“愤怒”也并非多余。不过，现在值得那位作者以及我们读者每个人“愤怒”的不是别的，倒是害得他或他们“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客观原因吧。
那是什么呢？与其说是始作俑者某刊，不如说是被他们“作践”的博物馆事业做得太不到家了。据那张文摘报转录，曾经展示过那块牌子的那个“上海市历史与建设博物馆”“尚未正式对外开放就在60年代解散了”，那块牌子由于“大多数同志认为……，只能说明中国人的劣根性”，而被“扔在废物堆内准备最后处理”。足见，在一股莫名其妙的舆论压力下，该馆才把它这样处理掉，致使解放后出生的观众对解放前这段痛史终于一无所知，而没有花点功夫，把它的来龙去脉弄清楚，拿出上述种种铁的证据来说服观众，批驳别有用心者：这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吗？
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另一段经历。几年前在德国波茨坦参观洛可可风格的无忧宫，正在那儿漫步欣赏好一片“凝固的音乐”时，忽然远远望见绿色草坪上黑黝黝立着一尊庞然大物。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座比人还高一两倍的大鼎，鼎侧赫然铸有“雍正三年造”等字样。它怎么搬到这里来了呢？我立即想起了圆明园，随之心便如阴霾的天空，再也露不出愉悦的光彩。圆明园始建于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无忧宫建于1745～1747年；前者毁于1860年（咸丰十年），后者至今安然无恙。德国人的博物馆事业可真发达，一点小掌故或传说之类都可以弄成一个纪念碑或塑像什么的，让后人永志弗忘；特别是那轻言细语在你耳边细说的意译风更令人倾慕不已。可这个大鼎又是怎么来的呢？我在附近转悠了半天，也找不到一个字的答案。未见得是火烧圆明园当儿弄来的，因为后来统率八国联军侵华（1900年）的德国当时并未参加那次殖民主义的劫掠罪行；但也肯定不是花钱从中国买来的，其“内幕”肯定不比“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更光彩。当地博物馆对任何展览品都有说明，为什么单单对这座中国大鼎不置一词，我不了解；他们本国人不识汉字，看见这件怪物肯定会莫名其妙。但是，站起来了的中国人到这里来参观，一下子就明白了自己原来是从什么姿势站起来的：这一点倒真值得感谢。
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好的！让外国人来华赚钱，也中！对国际友人要有礼貌，更是绝对正确！然而，因此而把过去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的屈辱、压迫、痛苦、愤怒一笔勾销，恐怕任何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都不会同意吧。时至今日，诚然我们站起来了，那些屈辱和压迫已是明日黄花，“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对许多青年都会是陌生的名词。偏偏有些人却致力于磨灭一切新旧伤痕，根本不愿让青年一代认识过去，真不知是何居心。如果近在眼前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都是假的，100多年前的火烧圆明园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岂不更可能是假的？搞不好（例如再不把博物馆事业搞好），连“南京大屠杀”在若干年之后也可以引证日本阁僚的胡说八道，被我们自己某些人斥之“下三流”的造谣，那时再喊呜呼哀哉怕也嫌晚了。今年天气特别热，说这番话也许更令人烦躁，好在孟夫子帮忙为我道了歉：“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1994年8月8日
老作家萧萸（1900～1996）的自传《与世纪同行》第九章“上海滩上”，有这样一段：“走到法国公园的时候，我们看见大门侧边立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NodogsandChineseallowed’（狗与华人不许入内），我们的兴致一下被冲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