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当然很早就知道，党内对他是有看法的；但到底是什么看法，他一直并不具体了解。解放前夕的香港批判没有能够说服他，他为答辩而写的《论现实主义的路》，在全国解放的兴奋热潮中，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解放以后，他在各方朋友们的劝告下，并非没有意思总结或“检讨”一下自己，以便在新的时代从头开始。但，他实在不知道，自己究竟是“理论”上错了，还是“态度”上错了；或者说两方面都错了，但不知道哪方面更严重。1951年，他参加四川土改路过武汉，我和他见面谈到，“一是说你的文字别扭，不通俗；二是说你用两柄板斧（按：即所谓“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打尽了进步文艺界。”这是我当时听得最多的两条意见，胡风听了不禁苦笑起来，“这叫什么问题呢？”接着，我们谈到他的《论现实主义的路》，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不过是为知识分子多说了几句话。真不知十多年来为什么要那样轻视知识分子，不知为什么离开‘五四’精神越来越远。”他又说，“国统区作家也并不是个个都脱离人民，或者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以致需要脱胎换骨，完全否定自己，才能为人民服务。这样看，把鲁迅精神又置于何地呢？”胡风的这番话，当时对我虽是闻所未闻，却并没有引起我的深思。到80年代末期，胡风逝世5年以后，才从一些学者笔下读到，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的先锋地位和启蒙作用，逐步被淡化、削弱以至否定，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中一个需要“突破”的历史现象。我不由得想起了胡风当年的那段话，虽然他也未必就是这个意思。
胡风当时正面临千万人顶礼膜拜的狂热气氛，他未必可能对这个问题有进一步的思考。相反，他未尝没有接受“自我贬抑”的要求，倒是希望得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在知道自己究竟错在哪里之后，欣然承担一切责任。但他又真是“一个‘难为水’的人”，他没有信心；在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如果献出生命可以打破僵局，我也愿意干的，何况其它？但现在有些东西神圣但实如裂崖，你顶着它，一松手就会崩下来把你压碎的。”还有一次，我把匈牙利党中央宣传部负责人里瓦伊全面批评卢卡契的文章介绍给他看。他回信说：“里瓦伊的文章看过，前一篇也看过。我们只要能有这样的理解，就好办了。其实他说的也只是常识，但他能懂得，而且有决心这样做，这就使我们亚洲小民不胜羡慕之至了。但我担心还是不会在亚洲得到注意的，这不仅是‘思想上的懒汉’问题，还有一个只要剑而不要经的传统嗜好问题。用剑，那是多么用力小收效大的工作呀！砍了就是。”正当他顾虑重重，进退两难之际，舒芜倒戈出场了，胡风这时才发现，人们为他挖好了一个让他跳下去、永远爬不起来的深坑……
七
胡风深信不疑，他的这些观点、论据和建议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重要内容，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正确领导文艺工作这项特殊精神劳动的重要方法。他怀着对中共中央无限信赖和殷切期望的心情，把一切肺腑之言大胆地赤诚地无顾忌地无保留地写了出来，亲手捧着墨迹未干的“三十万言”，交给了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国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的习仲勋转呈党中央。送交后回来，胡风十分兴奋地谈到习仲勋对他的勉励，说习告诉他“应当相信中央，把意见写给中央是正确的。”这同他过去从党的其他负责人那里听到的勉励完全一致，从而更增长了他对于这场胜负未卜的“远征”（按：指胡风三十万言上书）的信心和勇气。
然而，今天回顾到这里，不得不提及胡风一再谈到的周扬对他的一次“警告”：“你说的话就是九十九处都说对了，但如果在致命的地方说错了一处，那就全部被推翻，全部都错了。”这“致命”的“一处”究竟是什么呢？周扬没有明说，但它是实际上存在着的，而且正是由于这“一处”，胡风果然“全部都错了”。不幸，胡风和朋友们至少当时，甚至很久以后都对此一无所知。
接着，胡风在文联大会上发言。接着，周扬号召“我们必须战斗”。对胡风来说，形势急转直下，原来“被乐观估计所蔽，终于冒进……愧对战斗者们。”从他的对立面来说，不过是因势利导，让酝酿已久的反胡风斗争表面化而已。这一切仿佛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发生着，对于当事人没有任何侥幸或懊悔的余地。例如，胡风要是不在文联大会上发言……，或者，要是不写那“三十万言”……或者，要是在1952年低头认错……，情况是不是会好些呢？历史已经粉碎了那类鸵鸟式的幻想：无论胡风可能怎样反常，或者“老实就范”，或者“装死躺下”，他也一定逃不脱此后十几年来没有人逃得脱的大小劫难。
周扬的战斗号召发布之后，胡风立即陷入了一片批判的鼓噪之中。眼见大势已去，他心烦意乱，特别担心会牵累朋友们而不胜后悔。在严峻的形势下，为了尽可能挽回僵局，不得不承认错误，准备检讨：这是胡风本人的决定，并没有什么朋友从旁施加影响。可以说，随着批判的政治色彩日益加重，他为了让朋友们得以解脱，宁愿低下他从没低下过的头来。云谲波诡的1954年过去了，来临的1955年将更其莫测。
胡风迎着政治气候的落差，决定检讨自己的错误，但头痛症一再发作，实在想不了问题。纷繁的头绪需要整理，犯错误的思想脉络需要爬梳，为自己所下断语需要掂量等等，这一切不像写“三十万言”那样从容不迫，胡风这时更需要朋友的帮助。不过，和前几个月相比，在胡风的客厅里，高谈阔论的来客不多了。我几次去，都只见路翎一人在那里。我们三人凑在一起谈了一两天，由路翎把讨论要点记录下来，最后由胡风自己整理成文。元月份，胡风写出了《我的自我批判》初稿，二月份对它作了修改，三月份又写了一个“附记”，这才交了上去，他“希望同志们把它当做我自己拥护对我的错误的批判的一种表示看”。
这篇《我的自我批判》到1955年5月13日，由《人民日报》作为舒芜的揭发“材料”的附录发表了，几十年来它一直被认为是胡风企图“继续欺骗读者”的退却手段。其实，胡风文艺思想的研究者们应当看得出，连同1952年的《一段时间，几点回忆》，胡风所写的这两篇检讨虽都不免有希图过关的动机，字里行间仍一致充溢着严格自剖的诚意和学术上的认真精神；它们的重要意义迄今没有得到有心人的充分认识，我总以为是很可惜的。然而，同时还应当看到，即使到了非检讨不可的地步，胡风仍然没有懂得当时文艺绝对屈从于政治的实际关系，总以为文艺是个独立于政治之外的领域，或许可能以自己在其中的诚笃执着求得谅解。因此，他能够承认自己“在政治上”完全错了，但一些具体的文艺观点他总觉得并没有错；或者说，他认为正是为了坚持这些正确的文艺观点，他才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或者说，他目前为了尽量挽救一些正确观点，宁愿在政治上接受一些过去不肯接受的“大帽子”。正是这样，他字斟句酌地写出了那份沉重的“自我批判”，希望朋友们“极冷静地读它，看这里面批判了的是什么，不能涉及的是什么，是不是有言过其实之处……。”所谓“不能涉及的是什么”，变成“材料”会令人想入非非，其实仍然是指———不能是为了检讨“政治态度”，而把正确的文艺理解这个“婴儿”连同污水一起泼掉了。可叹的是，胡风和朋友们这时都不知道，他们在政治上究竟“错误”到什么程度，更不知道政治上一垮，文艺观点的正确与否根本无从谈起了。
八
到1965年，“胡风反革命案”拖了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党委为牛汉和我摘掉了“胡风分子”的帽子。给我们两个摘帽子的原因，我当初并不了解，还以为是开始重视知识分子，为了便于我们两个享受同“摘帽右派”一样的待遇。一两个月之后，公安部来人同我们个别谈话，这才知道：一、原来胡风一案将要公开处理。除胡风、阿垅外，所有胡风分子一律免于起诉。二、胡风如果服从判决，也可从宽处理，监外执行，就是说，也可以回家了。三、为了向群众有个交待，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将举行公审，几个有关人（按：即免于起诉的几个骨干分子）将作为知情人出庭作证。
果然，胡风“为了维护党的威信，不但不上诉，甚至都不愿辩解”，尽管“只是心安理不得！”（《往事如烟》第100页）胡风被判徒刑14年，在押一天算一天，尚余徒刑4年，准予监外执行———他总算有希望还清这笔孽债，可以回家和妻儿团聚了，这恐怕是罪囚的最大慰藉所在；至于他后10年的磨难，那将是另一次劫数，从属于另一次更为严重的民族危机。而这场震惊中外的文字狱，总算以各方面似乎都说得过去的“最佳方案”收场了。唯一的遗憾是：当年动员全国人民参加的一场革命对付“反革命”的雷厉风行的斗争运动，10年以后却只在一个小小的坐满几百名听众（大都是各机关党政人事干部）的中级人民法庭上，悄悄加以结束，很多人很久都不知道。
九
1985年胡风先生离开了人世。他在逝世后7个月举行的追悼会上，终于得到“现代革命文艺战士”的称号，得到“在任何条件下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始终抱着坚定的信念”的鉴定；又在逝世整整3周年之后，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第6号（1988）文件中被撤销了当年给他留下的一些错误论断，如“五把刀子”、“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愿他的灵魂在从地狱到天堂的跋涉中稍微轻快一点。
十
从1939年我一个不满20岁的文学青年在茫茫人海给大批评家胡风写信算起，到1985年他溘然长逝的前几天我带着外孙女到医院里去看望他实际上是向他告别为止，这46年动荡不定的岁月占去了我平凡的一生的一大半，又肯定是我的困惑的成年的全部。他的文风，他的字体，他的签名，他的湖北乡音，他的魁梧的北方身影，他的似笑非笑的对我的软弱和忧伤不以为然的长者风度，他的如火如荼的爱爱仇仇的赤子性格，以及他在为真理的追求之中在重重压力面前至死无悔的坚忍悲壮气魄，是同我的欢乐痛苦希望绝望迷惘清醒、同我在人生的二律背反面前的惨痛挣扎虚妄蜕变、以及对人对已有所发现有所舍弃有所坚持的种种切切连在一起的。
里尔克在他的《罗丹传》的卷首，引用了爱默生的一句话：“英雄就是被置于中心而岿然不动的人。”胡风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不如说，他更是一块强大的精神磁铁———凭着双方固有的属性，他吸引了一大堆铁屑、铁片或铁块在他的周围。这些铁屑、铁片或铁块有的和它化为一体，有的由于半途丧失固有的属性而与它脱落开去，它却始终被置于中心，接受了命运的猛烈锤击而岿然不动。这块精神磁铁终于离开人世，进入了历史，将接受后人的客观评说。在人类社会中，真理太阳表面上的耀斑还会异常活跃，在胡风身上曾经反映过的磁暴现象还会以新的方式发生。人们会从各个方面重新记起他来，会从他的整个一生包括他的追求和搏击他的成就和失误他的牺牲和胜利之中，不断发现真理的新形态和新的可能性。
198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