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他的百年诞辰而写
作为晚辈，人们一般都称他“适夷同志”，从不带他的姓氏，更不带他的官衔。事实上，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副社长，而且是中国新文学界的老前辈，他在我们出版社的领导层，是和大家最接近的，也就是最没有“架子”的一位。和他见面之前，我已知道他和“左联”的关系；还读过他的一些诗和散文，以及从日文翻译的一些包括高尔基、A.托尔斯泰在内的苏俄作品和包括小林多喜二、芥川龙之介在内的日本作品；多年后从互联网上得知，他的译着产量惊人，共达40部以上，其中不少是我没有读过、甚至没有听说过的。
我和适夷同志相识，是在1962年夏天。那时，我刚离开秦城监狱，重返阔别七年的社会，但不宜回到原单位中宣部，便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到了出版社，我拿着中宣部的介绍信，先找社长韦君宜。韦社长对我说：“我们对你的情况不了解，现在按照上级指示，把你安排在我们的编译所。”说着起身引我到后楼编译所去找楼适夷，他除了是出版社的副社长，还兼任附设编译所所长。
楼适夷似乎知道我的一些情况，并没有向我询问什么，相反倒主动地、积极地、甚至热情地对我谈了一些有关编译所的情况。我这才知道，编译所是出版社近年在编辑部之外成立的一个专门容纳“高知”的机构，既有一些知名的学者、翻译家，如金人、许磊然、蒋路等，又有一些同样知名的当时尚未落实政策的“问题人物”，如萧乾、舒芜、顾学颉等。我被安排到这里来敬陪末座，自不待言，不是由于我是什么“高知”，而是我还戴着“胡风分子”的帽子的缘故。楼适夷接着告诉我，这里每人都各搞一摊，我来了，可以接替冯雪峰编制“五四”时期新诗目录，让他好脱身去搞创作。后来听说，冯雪峰在被划成“右派”以后，立志想写一部关于太平天国的小说，打过几次申请报告，最后得到中宣部周扬副部长的批准。
“五四”时期新诗目录的工作量并不很大，要不了一两个月，我就完成了任务；于是闲着没事干，整天翻阅新旧书刊，作上班状，这不免使我颇不受用。适夷同志听说我在监狱里自学了几年德语，便从编辑部外国文学编辑室弄来几部德语文学翻译稿给我看；接着，他又与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叶水夫所长联系，再由叶与该所《外国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主编李健吾先生商量，找了几篇德语古典美学文论（里普斯、海涅、叔本华、黑格尔）给我译。我兢兢业业翻出来的几篇译稿，由适夷同志转交外文所叶所长，再由叶送给该所专家钱锺书先生审定，然后一篇篇以“刘半九”的化名发表在该刊上。为什么要改用这个化名呢？不妨说一下，先是由叶所长提出它的必要性（我当时戴着帽子，还不能以本名进行文字活动），再经适夷同志指示，它才在有限范围内一直被我用到（20世纪）80年代“胡风事件”平反以后。60年代中期，正当我在适夷同志和叶水夫、李健吾、钱锺书等热心人士的慷慨帮助下，仿佛看见自己的前途若暗若明之际，“文化大革命”来了，编译所作为“周扬招降纳叛的黑据点”之一而被打烂，大部分成员（包括所长在内）作为“牛鬼蛇神”开始接受“群众专政”，从此结束了适夷同志和我的上下级关系。
这里顺便夹叙一点逸事，领略一下适夷同志的风格。60年代上半叶，“三年困难”刚过去，也就是“文革”前夕，我恢复工作不久，一天在编译所的走廊上，楼所长和我，还有另几位同事，一起谈到正在作为“反面教材”上演的《早春二月》等几部影片。大家还在相互拼凑情节的当儿，适夷同志忽然脱口而出：“吃不得几天饱饭，又要折腾了。”显然说的正是即将在思想文化领域雷厉风行的“大批判”。人们听了先愣了一下，接着就把话题岔开了。像这样坦率地表达自己的“腹诽”，在今天当然算不了什么，须知当年不但没有人这样说过，连这样想一下都犯忌讳。由此可见，所谓“天天讲”、“月月讲”的阶级斗争，当年在知识分子之间，是如何普遍地令人紧张而又惶惑，而适夷同志竟公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直抉极“左”路线的本源，其胆识与魄力之大，实非常人所可同日而语。
“文革”初期，楼适夷、韦君宜和另几位社级领导干部如许觉民、郑效洵、孙绳武等，作为“走资派”，和包括笔者本人在内的其他几个问题人物（即历史上有各种“问题”的所谓“牛鬼蛇神”）一起，先被集中在由旧文化部主办的“集训班”里。一个月以后，革命温度日益上升，那个被称为“保护伞”的“集训班”，由于脱离群众，引起普遍的不满，随即解散了，于是各单位群众组织纷纷派人，领回了各自的“革命对象”。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批“革命对象”被领回后，先在革命群众的造反呼声中被勒令低头游楼，从一楼“游”到六楼，再从六楼“游”下来，然后一律给关在以后楼原编译所为活动范围的“集训队”里。楼适夷这时也进了“集训队”，他的原办公室就在隔壁，已被群众组织征用了，他的办公桌的抽屉锁也被打开了。令大家惊奇而又动容的是，抽屉里塞满了任何时代都令人腻味的“小报告”，内容涉及原编译所的不少人。这一下立即招致举座哗然，当场便开批判会，要求楼适夷和那位在场的执笔者交代，他们当年是如何迫害革命群众的。现在回想起来，群众的威势不过是借题发挥，在对当事人的一番嗫嚅交代高喊一两分钟口号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据那位执笔者交代，他所以写那些小报告，纯粹出于“技痒”这个职业病，原来他是“耍笔杆”出身。这样“交代”当然难以令群众满意，但它所玩弄的滑稽伎俩却把大家逗乐了，也就没有人强迫他再交代什么。而楼适夷，连这样打马虎眼的交代也不肯做，一味坚持申辩：自己对那些小报告一份也没看过。这句话也许是真实的，他当时可能根本并不把那些“谗言”当真，这虽然有助于洗刷他的“迫害群众”的罪名，却不免同时“暴露”出他真是相当地“自由主义”，相当地缺乏“政治原则性”。
“文革”后期，开展上山下乡运动，各文化单位先后到各地穷乡僻壤办起“干校”来。1969年中秋，人民文学出版社随着文化部离开北京，迁到湖北咸宁乡下，军管建制为十四连。按照革命形势的需要，当务之急就是清理阶级队伍，也就是在干部和群众中间进行一分为二：不但对革命群众要一分为二，对“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也要一分为二。于是，一方面在革命群众中间，在实现“大联合”之前，早已为了争夺毛泽东思想的掌握权，发生了无止无休的派仗；另方面在军宣队的领导下，经过“解放”、“归队”和分化，“走资派”、“牛鬼蛇神”这类标签所代表的群体容量日渐缩小。且说在十四连，韦、许、郑等原社级领导先后从“走资派”恢复了“革干”身份，同时运动初期被揪出来的一些所谓“革命对象”也一个个得到了解放。最后，只剩下五个人，给甄别出来，什么政治活动都不能参加；直到干校快散伙，才由已被解放的新政治指导员韦君宜召集起来，听传达当时已经家喻户晓的关于林彪叛逃的中央文件，听完还被告知：“让你们了解一下这件事，是组织对你们的信任。”这五个人中间就有楼适夷和我，而楼适夷当时是唯一没有解放的“走资派”。他为什么迟迟没有解放呢？据说是他在历史问题上坚决不肯接受某条“结论”的缘故，这也反映了他为坚持实事求是而倔强不屈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