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友周兄绍良之间，好久没有走动了。我一直仿佛觉得，他仍在家里养老呢。想不到，前些时女儿委婉告诉我他已去世，还说她代表我去吊唁过。我听了，不禁悚然、惨然而又默然久之。日前李经国先生来访，并惠赠他编的《周绍良友朋书札》一册；从中见到周兄的肖像和塑像，就像见到他本人一样，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怀念。
周兄，我们一直管他称“老周”，是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事，又是我在“五七”干校的同学。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上班是1962年，他到出版社大概在50年代前期；我那时在出版社附设的编译所，他是古典文学部负责小说的老编辑。“文化革命”以前，我和他还没有密切的交往。“文革”期间，我作为“胡风分子”被“造反派”划为“黑五类”；绍良因出身名门世家，交游遍天下，加以生性坦荡，快言快语，被视为“社会关系复杂”，虽不是革命对象，自然也不是革命动力。我们的相知是在“文革”以后的干校期间。
1969年9月，中秋节前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革命动力和革命对象，在解放军宣传队的率领下，一齐离开北京，前往文化部的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我们的军管编制单位是“十四连”。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口号的指挥下，这些文化人先借住在老乡家里，然后在荒地上脱坯、垒墙、架屋梁、安门窗，造出了一栋栋简易的“干打垒”宿舍。定居问题解决后，就开始“围湖造田”的宏伟工程，决心把当地的斧头湖开辟成一大片肥沃的圩田，并以革命的豪情，把它命名为“向阳湖”。那时我四十七八岁，被视为“壮劳动力”，先是和项背相望的出工大队一起，每天从宿舍走七八里土路，到向阳湖去从事大田劳作；后来被派到湖里去长期驻守本连的工棚。老周当年已五十好几，因年龄偏大，不能从事重劳动，便被安排到湖内专门负责给农田放水，可称作“看水员”吧。我所在的工棚是出工人员的集散地，老周为了看水，来的次数最多了，这就是我们日后过从甚密的起点。
在那段无可奈何的干校日子里，幸亏我们有一个常谈不衰的话题，就是《红楼梦》。不过，周绍良可是名副其实的红学专家，我却只是一个普通读者，我们关于《红楼梦》的交谈也就谈不上什么学术交流。虽然如此，据我回忆，他当时有关的只言片语仍包含着相当大的含金量。除了对前八十回的赞叹和景慕外，我们少不了对后四十回的得失进行切磋。关于后四十回，读书界历来分成两派：少数派认为，它有不少精彩情节，使全书以完整的悲剧形式传世，其价值与前八十回不相上下；多数派则以对前者的欣赏和敬佩为感情背景，对后者表示了可以理解的厌弃，甚至发出不足为训的“狗尾续貂”的讥评。我作为普通读者，既没有成熟的、也不会有固定的意见；老周作为专家，自不同意多数派，但也不属于少数派———用形象的说法，他认为，如果前八十回是一堆金矿，那么后四十回并不就是一盘散沙，而是掺进了不少甚至很多金粒的沙盘，其价值的大小将与读者眼光的高低成比例。这个卓见有他上世纪50年代初期所写的两篇名文为证，那就是沙里淘金的《略谈〈红楼梦〉后四十回哪些是曹雪芹原稿》和弦外寻韵的《谈〈红楼梦〉后四十回与高鹗续书》。
在干校期间，他利用工余时间，除了继续研究《红楼梦》，还读了不少他的专业典籍，如《全唐诗》、《资治通鉴》等。几年后，由于政策似有转变，下干校的革命群众分期分批调回北京原单位，少数非“革命群众”仍然留在咸宁乡下继续接受“再教育”，老周和我就是其中的两个。干校为了“甩包袱”，把一批回不了北京的“老弱病残”送到湖北丹江口安置起来，老周是其中之一，他回北京的时间可能拖到1973年。到1974年底，咸宁干校正式撤消，“十四连”（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属连队）已经走空了，我最后负责押运没有带走的公共家具回北京；但正式的调令里没有我的名字，我把押运家具送到出版社的仓库之后，竟然有“无地自容”之感。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军宣队的领导下，已经被“革命化”了，不宜接收我们这批另类人物。我和另外几个懂外文的原干校学员，在赋闲了几个月之后，终于被安排到出版局临时组建的翻译组，而被留在出版社的几个同类，虽然个个学有专长，则被分去搞校对。老周虽然早一年回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也不可能再回古典文学编辑室了；1975年他办了退休手续，这时还不到60岁。
从干校回京后，老周还经常来找我，那时我住在琉璃厂。我们在家里天南地北地聊完天，就去逛琉璃厂的旧书店。有一次，他、我，还有楼适夷（我们的老领导，也是最后离开干校的校友），一起去转“中国书店”。离开书店后，楼适夷开玩笑说，“老周跟书店的人熟，自然会有许多方便吧？”他不以为然地回答，“哪里，哪里，经过文化大革命，我早用不着这种‘方便’了。”老周是美食家，熟悉北京馆子的风味，时常邀朋友共同进餐，记得我们去过琉璃厂附近的“晋阳饭庄”吃山西烤馒头，还去过西四一家老字号吃过“三不沾”。他对什么爱好都精益求精，对美馔的研究不次于对墨的研究，后者是他的另一长项。
“四人帮”倒台，我从翻译组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到1980年“胡风案件”平反，我才正式恢复“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这时，周绍良在佛学界的社会活动多了起来，后来当了佛教协会的副会长，又担任政协委员的职务。我们的联系慢慢少了，但我心里一直还惦记着他，常常从报刊上关注他的学术活动和社会行踪。我退休后，译了一本《浮士德》，书印出来，曾由女儿给他寄去过一本；他则回寄了一本他新出的《百喻经今译》，这是他多年前就想翻译的一本书，也算是又一次感情交流吧。
人老起来，总是回忆多于希望。我几次想去找他聊聊往事，特别想向他请教一下《金刚经》。让女儿打电话询问他的住址，才知道他的耳聋比我的还严重，也就迟迟没有动身。想不到，实在想不到，我们竟然永远不能再见了。
2006年1月
刊于《随笔》200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