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舍的身上，疾恶如仇和舍命从善的激情同样发达，这种相反相成的气质，时时流露出来。他曾帮助善人刘寿绵发散赈济粮、寒衣、煤球；当过贫儿学校的义务教员；担任过北京地方服务团的干事。在那些主办人的心目中，或许这些事都带有相当浓厚的宗教色彩，不管是佛教的还是基督教的，可是，老舍不管这些，他是真想为穷人办点儿事，因为他自己就是个穷人，他的母亲就是个靠自己的双手操劳了一辈子而常常挨饿的妇人。当老舍自己能挣钱之后，他总忘不掉自己清贫的童年，总忘不掉小羊圈里清锅冷灶的艰苦岁月，和自己可爱可敬而可怜的母亲，他发誓要永远帮助穷人，不管自己的力气有多大！
抗战时期，他热心于募捐，热心于劳军，自己跑去参加劳军慰问团，行程两万多里，一共走了5年多；热心于救济贫困作家，为了帮助贫困的作家同行，他甘心忍受一切委屈，在头晕、困难和打击中苦苦地挣扎、奔走和大声疾呼，不灰心，也不抱怨。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从政府首先修整北京南郊那条以臭而闻名的水沟龙须沟这件事中看清了一件事：这个政府是为穷人办事的。成啦，由现在开始，可以极放心极真诚地行善。老舍被任命为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委员，还经周恩来总理审定批准担任了全国救济总会和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委员。老舍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些任命。这么干，多了不少麻烦，分了不少心，可是他快乐，他能为他的穷乡亲们多办些事情，值得！在市政府会议记录中真的可以找到舒舍予委员提的提案，诸如优先抢修贫民住房防止雨季房塌伤人等等。
在老舍住宅的对面，有一座破庙，里面住着几户盲人，住在城里其他地区的盲人也常常到这儿来聚会，他们是一群以算命和街头卖艺为生的盲艺人。老舍在街头经常遇见他们。他们穿得很破旧，看来，大概生活相当窘迫。这引起了老舍的注意。有一次，他禁不住停下脚步和他们搭起话来：“还没歇着呀？”听见老舍问话，盲人们马上停步，把脸转向老舍，并向他答礼。老舍接着问：“解放了，大伙儿觉得怎么样？”一位年长的盲人回答说：“我们也翻身啦，都高兴！
街面上没人再敢欺负我们了。”老舍又问：“生活上还过得去吧？”这回，盲人们不说话了，呆了好一会儿，一位年轻的盲人胆怯地嘀咕了一句：“没人再需要我们了……”是呀，大家思想觉悟都提高了，谁还没事找他们算命呢！
老舍回到市文联之后，把主要干部都找了来，很郑重地和大家商量：“北京有好几百盲艺人，靠算命过活已经不行了，咱们管管他们吧，别叫他们挨饿！”
想出来的办法是办个盲人学习班，把大家组织起来，一边学新思想提高政治觉悟，一边学新段子新曲子，让他们逐渐适应新环境，掌握新的谋生技能。
于是，老舍向市政府打了报告，这件事就这样办成了。一年以后，学习班结业。一部分盲艺人组成了文艺工作队，到各地去巡回演出；另一部分盲艺人被分配到专业文工团去当伴奏演员；还有一部分被介绍到盲人工厂去做工，都成了受人尊敬的自食其力者。他们感激新政府，感激好心的老舍先生。
新中国成立初，和这批盲人的处境十分类似的还有一批人，他们是一批老画家。乍一看，这事似乎很难令人相信，可是，事实确实如此，他们也处在饥饿的边缘。那个时候，私人买画藏画的很少很少，美术作品市场基本上不存在，于是，大部分老画家徒有浑身的本事，竟落得个混不上饭吃。他们又不肯轻易转行。
正在这危急时刻，老画家们发现北京有一位知音，那就是老舍。他们知道老舍爱画、好客，便带着自己的作品登门讨教。老舍很热情地接待他们，每次都不让他们失望而去，总要挑上一两张，当面付款买下来。一传十、十传百，一时，老舍的家中老画家们络绎不绝。
对不好意思上门求助的画家，老舍常常用过年过节的机会，让夫人替他去探望，分别送上几十元钱，让他们添置点儿衣裳，办些年货，不至于过不去年关。
夫人回来向他叙述：哪位画家窘迫得已经四个旮旯空荡荡的，家产完全变卖了；哪位画家几乎揭不开锅……听了这些叙述，老舍又把市文联的干部找来，还是那句话：“这事咱们得管，不能让他们挨饿！”他还强调了一句：“他们可是有本事的人啊！”
老舍亲自拟写了一个大名单，列了几十位北京老画家的名字，按穷困的程度，请市文联的干部把钱数不等的“过年费”快快送到画家手里。这钱是以市文联的名义送去的，不同于夫人送去的私人的小馈赠。老舍想借此向画家们暗示：
新政府并没忘了他们。
救急不救穷。老舍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善画家的处境，必须开辟一个中国画门市部，画家们可以把自己的作品拿去寄卖，还可以张贴广告，接受社会各界人士订画。
老画家们的生活渐渐得到了改善。但是，老舍并不认为可以安心了，他想搞一件更大的事业——成立北京中国画院。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把中国画的优良传统保存下来，不能看着它绝种断代，要让中国画的创作和时代的发展紧密结合，要给画家们创造优厚的条件，解除后顾之忧，让他们创作无愧于伟大新时代的新国画。
这个想法使他着了迷。他召集座谈会，起草报告，亲自去找周恩来总理谈。他跟总理说：中国画院将是个国家事业单位，把老国画家都吸引进来，拿工资，或者拿车马费，为他们设立画室，组织写生和体验生活，请齐白石大师当名誉院长……周总理痛快地答应了老舍的请求，指示马上开始筹建。
北京中国画院成立的那天，周恩来总经理亲自到会祝贺，老舍也代表市文联讲话。至此，一桩大事大功告成，不过，它已经远远超出了救济的范畴。
1940年老舍在悼念他的恩人宗月大师（刘寿绵）时写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和意义……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苦行是与佛极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导我向善，正像在35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
在某种意义上，这段关于宗月大师的话，放在老舍本人身上正是一个极好的自白和写照。
三、分享
在老舍朋友们的手中至今仍保存着一批他的小礼品。他爱送给朋友们一些小东西作纪念。
老舍送东西的“理由”颇多。自己家树上的柿子熟了，或者枣儿红了，摘下来，装一小筐，或者包上一手帕，这叫做“送树熟儿”。菊花开了，您无意之中说了两句夸奖的话，第二天，老舍抱着两盆顶好看的给您送上门来。出远门，给您送行，送个小玩意儿作临别纪念。搬了家，等您安顿好了，拿一幅小画来，给您装饰墙壁……老舍每次出国都把零用钱花在买些小玩意儿上，回国之后，分送给朋友，自己却不留，也不大给自家人。在1954年11月29日的老舍日记中有一份礼物分配名单，说的就是属于此类分送。这是他和周扬、丁玲去苏联出席全苏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写的。上面写着：手巾送给陈白尘（附纪念章）、纪念章送给孙福昭……有剧作家、记者、秘书、诗人、编辑、老朋友、画家、表演艺术家、孩子、机关干部等等。看来，老舍想这个名单时，一定费了不少脑筋。他惦记着许许多多的人。
老舍解放后7次出国访问，回回都要这么做。诗人臧克家不止一次收到老舍的这类馈赠，有小烟碟、小石雕等。诗人爱把它们放在案头，成为全家人喜爱的装饰。有一回，臧克家一下收到两包，其中一包上写着“给大姑娘”，里面是一支日本万花筒。“文革”期间，小烟碟、小石雕全被一扫而光，唯独这支在大姑娘手中保藏的万花筒依然存在，成了诗人全家的宝贝，看见了它，就想起了老舍，想起了那些和他交往的难忘岁月。
1956年，老舍从印度带回一只乌木雕刻的小象，赠给了北京的老画家惠孝同。到1966年红卫兵抄家时，说这小象属于“四旧”，不让保存，把两只象牙全敲掉了。红卫兵走后，惠孝同把小象从地上拾起来，藏在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
惠孝同先生去世之后，他的儿子惠伊深移居香港，把这个传家宝带到香港。1986年4月香港举行老舍专题学术讨论会，惠伊深拿着小黑象来到会场，用地道的北京话做了一次即席发言，他说：“我并不想参加学术讨论，只想借用三两分钟，给大家看一件东西。”他由提包中掏出一个小东西，就是这头黑而亮的木雕小象，托在手掌上，有拳头那么大，然后接着说：“这是我最珍贵的财宝。刚才，听说北京将要建立‘老舍故居’纪念馆，我和我的妻子决定把它回赠给‘老舍故居’，还回到老舍先生住过的房里去。我觉得，这只小象的遭遇本身固然是有象征性的小故事，更有纪念意义的是，小象能体现老舍先生的为人。他是一个心地善良，愿意和朋友分享一切的人。”
四、剖析自己
老舍真诚，因为他常常剖析自己。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在批评自己，承认自己的失败或者低能。
老舍研究者们常常被老舍这种谦卑弄得误入歧途。他们有一句口头禅：“老舍喜欢自己打倒自己，千万小心，不可全听他的！”这自然是一句笑谈，但足以说明老舍对自己是相当苛刻和严厉的。
作品发表之后，停一段时间，听听评论界和读者的反映，然后，老舍便开始动笔写“我怎样写××××”这类的自我解剖的文章，几乎成了规律。
1944年是老舍从事写作的第二十年。他用两句话概括了这20年：“在量上，我只写了20多本书；在质上，连一篇好东西也没有。”他甚至会这样说：“《面子问题》
分量太轻，压不住台。《张自忠》、《大地龙蛇》与《归去来兮》全坏得出奇。”
老舍剖析自己的作风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依然是写一部作品，写一篇得失谈，包括对《方珍珠》和《龙须沟》这样的大型话剧。
《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但老舍说得很客观：因为全心贯注，所以从“笔尖上便能滴出血与泪来”，又因为酝酿得相当长久，材料收集得也多，落笔便准确，没有什么敷衍的地方；它的语言是活的，自然也有许多缺点，特别是收尾收得太慌了一点儿。
老舍的谦虚，越到晚年越感人。大家越表扬他，越夸奖他，他越是看到自己的不足。在1962年举行的广州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上，老舍做了一个精彩的发言，这个发言被大会指定为会议的主要报告之一，是专门介绍老舍戏剧创作经验的。老舍一上来，先说了三个“没有”：
1.没有上过大学，文化水平不高，对经典文学没有做过系统的钻研；2.没有诗才，既没有写成惊人的诗歌，也没有生产过出色的鼓词；3.没有写过出色的小说。
可是，偏偏是这个以“三个没有”作为开场白的发言，被与会者公认为是最有实际内容、最有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的报告。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陈毅老总尊称老舍为“国宝”和“语言大师”，他的话剧《全家福》被安排为会议的四个观摩剧目之一。他的那个精彩发言经过戏剧工作者的一致推荐，作为唯一公开发表的会议文件，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刊载，占了整整一版，成为概括老舍语言的主要特点的传世之作。
老舍的谦虚使他有许多奇特的想法和做法，归纳起来，大致是：他不写自传，他不出文集，他不出杂文集；他从不收集自己发表的作品，他不注意保留手稿，他不保留书信，对已发表的作品他不愿再做修改。
老舍从不掩饰他的优点，他为有这些优点而自豪。
他很勤劳，不知道偷懒。这一点，多少受母亲的影响。母亲并不识字，却很勤劳，这给了他生命的教育，老舍的母亲去世以后，他写了两篇文章纪念她。他说：“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晚间，她和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衣服，一直到半夜……”老舍像他的母亲一样，一辈子没有节假日，不管是逆境，还是顺境，他都坚持写作，一年365天，天天如此。不止是一位在他身旁呆过的朋友对他的勤奋表示敬佩。许多人回顾往事，觉得自己虚度了年华，而老舍，不管在多有诱惑力的环境下或者在多么困难的环境下，都能强迫自己坐在小桌前，写，写，写；写不出，硬写，必有所获，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十成不能则五成，五成不能则一成半成，灰心则半成皆无，生命断矣！”
不无奇怪的是，老舍的许多写作经验，老舍的许多带有经典性的见解，恰恰都是从他的这些固有的优点中派生出来的。
老舍剖析自己，不论指出的是缺点还是优点，都能意想不到地对别人发生好多奇妙的作用，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老舍是用他的人格在写作。
老舍说：“要做一个写家，须先做一个‘人’。盖自己不崇高宏大，何以能体会世上最善最美的事？何以心明如镜，鉴别善恶？有了真人，而后才有至文，文艺并非文字把戏也。”
老舍的谦虚，使他成为一位真人，成为一位既有可爱的、幽默的性格，同时又有伟人成就的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