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如璇所说，我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强大的，但是实操确实欠点火候，这跟我骨子里悲观的性格有关。但有了理论支撑，实操方面我不行有其他人行，如今不就是个团队作战的时代吗？我抛出去的理论只是一个方向上的建议，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以此帮助公司突破瓶颈再上一个台阶。至于我的理论是否可行，我丝毫不怀疑它的可行性，因为我的理论依据是从先前的几家公司的工作中观察总结提炼出来的，是经得起实践验证的。至于这家公司能否成功沿用，在于公司的实际掌舵人有怎样的魄力和执行力。
后来有一天，我在与璇的碰面中讲述起了这次演讲竞赛，她用赞许的目光看着我说：“你一直都很优秀，只是你自己不自知。你要学会多肯定自己，多认同自己，多爱自己。你知道吗？我能想象你演讲时候的样子，你在众人眼中一定是散发着耀眼的光茫的，因为我在听你讲述的时候，你的眼睛里有光在跳跃，就像星光一样，美极了。这是我以往很少在你眼中看到的。”我不知道璇是在鼓励我还是发自内心说的这一番话，因为在我这二十多年生命中，从来没有人认为我是优秀的。但是她的肯定让我很高兴，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想，我是不是也可以像她一样凭借自己的那股不屈去抗击命运。
如我担忧的那般，没多久，范总被炒鱿鱼了。童总接替了营销总监兼副总的位置，负责全盘营销策划管理。公司增设了零售支持部，以目前公司的发展，区域经理暂不需要设置。我主动请辞了品牌经理职位，让小莎当了那个品牌的经理。后来，童小姐让我担任了新品牌的品牌经理职位。在公司增设了零售支持部门后，我所管理的品牌率先推出订货目标管理，09年单秋冬季订货就占去了去年全年订货的80%的份额。小莎管理的品牌也沿用我的管理手法，在第二年春夏季的订货会上，订货金额同比去年同期增长40%。09年秋冬季和10年春夏季两个品牌加起来的订货总额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10%。整个公司士气一片高涨。而与公司高涨的士气不协调的是我的情绪。公司越发展，目标追求越高，我面临的压力越大，我发觉自己渐渐变得连吃饭睡觉都要去考虑工作的事情了。如今，我不光要思考我个人要处理的事情，还要考虑我的团队的事情，我要为他们争取他们应获取的利益，要为他们解决一直以来的团队分工不均的问题，解决他们与其他部门间沟通时的摩擦。一个人管理自己很容易，但要去管理一群理解能力，综合素质参差不齐的人，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我这样一个凭直觉看人，不是一类人话都不想多说的的人，要我如何耐心的去带领他们，让她们按照我的心意去工作呢？关键是，我不愿过多的去干涩别人的想法，因为我始终认为，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所理解所坚持的东西于她们来说一定有其道理，这并不存在对错一说，之所以有冲突，或许只是我不在其立场理解不了而已。我尊重每一个人，我不想轻易去否定和改变任何一个人以及他们的想法，这也许也是我讨厌那群洗脑培训机构的原因。我不想改变他们，但她们步调无法一致的处事个性最终成了为难我自己的最大难题。到了后面，考虑的事情越多，矛盾便越多，冲突也变得多了起来，我情绪越来越不稳定，脾气也越来越暴躁，办公室里时常响起我摔电话的声音。我想起了那个时候谢先生公司的何经理。难道，我也要变成她那样的人了吗？坚决不行，我不要沦为只会工作的机器，金钱的奴隶，我不想为了这些身外之物失去自我。看来，我本就没有坐轿子的命，天生便是要用自己的一双脚来亲自丈量自己走过的土地。
09年，黄金铁三角见面次数越来越少，大家好像都有各自忙不完的事情。而我，或许是经历过家庭的变故，渐渐变得再次封闭起来，好像又回到了遇见璇和萍之前的那个自己。快到年底的时候，我接到萍的电话，电话里萍的情绪不太对劲，她问我关于之前我家打官司的事情，还向我打听我的律师同学袁芳芳的电话，她说她想要向她咨询一些法律相关的东西。我问她出了什么事情，她没有详说，只是说挺复杂，近期抽空见面聊。
三天后的周末，我们三人久违地碰面了。璇显得有些疲惫，而萍更多的是憔悴。我不知道我在她们眼中是怎样的，如果硬要用词来形容，我想那时的我只有“空洞”一词能形容我的状态。见面的地方是在天河区时代广场附近一家我们常去的名叫“赣湘人家”的餐馆，里面的菜系大多都是湘菜和赣菜，而我们每次来必点的总有一盘江西炒粉，一盘藜蒿炒腊肉，一盘烟笋炒腊肉，还有一锅干锅花椰菜等等，当然，啤酒是必不可少的。几杯酒下肚，萍讲起了她遇到的麻烦。
一个月前，萍的父亲去云南谈一笔生意。在萍上小学的时候，萍父亲便在云南投资一处煤矿产业。但后来因各种原因未能经营成功，便一直闲置在那。这次，云南那边有买家要买，她父亲便是过去商谈卖矿事宜的。谁知，结果生意没有谈成，反倒被买家通过当地人际关系将萍的父亲关进了监狱。得知消息是在几天前，萍想不到其他办法，只能找律师咨询寻求处理方案。我不难想象，此刻，萍所承受的压力。萍家里除了萍便只剩她母亲和弟弟了。据我了解，江西地域重男轻女的风俗观念比之其他地方更为严重，萍的弟弟虽说只比她小两岁，但因家中不当宠溺以及从小生长环境的多变和不稳定，养成了内向自闭且执拗的性格，加上毕竟年纪还小未经世事，所以也担不起什么家庭责任，如此，一旦家里出了什么事，能指望得上的便只有萍了。
看着萍那尚显稚嫩的肩膀，我想起了几个月前我家遭逢的那场大变。我突然有些庆幸，我庆幸有两个姐姐用她们单薄的身躯在我前面为我挡风遮雨，如果没有她们，我还会有活下去的勇气吗？
萍在说起自己的处境时，委屈和无助的泪水一个劲地往下掉。她断断续续向我们讲述了她的家庭和她的成长历程。
萍出生在江西一个县城郊区，父母都是老实淳朴的人，母亲在家操持家务，父亲在外做点小生意。日子过得平淡踏实。萍父亲家兄弟姐妹们很多，很注重家族观念。尽管几个伯伯家都已经成家，但几家人仍旧交情深厚，亲如一家。萍小学毕业刚上初中的时候，父亲和母亲便带着年幼的弟弟去了云南省的一处深山里。那时，父亲经人介绍，与萍的大伯和村里的几户人家一起出资承包了云南省某深山沟里的几处小型煤矿。因为煤矿需要有人照看打理，每年都需要大量资金进行维护，而且还有时不时来自当地政府和民众得各种阻力和压力。几年过去了，煤矿的回报相较一直以来的付出差距太大，这样的差距直接打击了曾一起投资的那些老乡，他们感觉赚钱的希望渺茫，并且闹着要撤资，要求萍的父亲将投资入股的钱退还她们，到最后，连萍的大伯也加入了他们的阵营。在萍的父亲劝说无果后，他们一家不得不四处借钱想办法把那些闹得最凶要钱最急的几人的钱还给了他们，并签署了退股协议，其余几人也同时签署了退股协议，只是投资的钱萍的父亲可以以贷款的形式每年按照银行贷款利率清算，等萍的父亲将煤矿脱手有钱了再还他们。这样一来，萍的父亲便再也没有了周转资金来维持煤矿的正常营运，煤矿被迫停工了。但煤矿这种产业，一旦停工便很容易废弃，时间一久便无限贬值，所以，萍的父亲便带着她母亲和年幼的弟弟来到云南常住，方便照看和打理几处矿场，顺便找合适的买家脱手。谁知，这一照看就是好些年。每年萍家花在维护矿场上的钱就像石头扔进了湖水里。后来萍常听母亲提起，远住云南的这些年，他们一家三口生活最艰苦的时候连市场里丢弃的菜叶都会去捡回来吃。这些年，她的父母只有在春节时才会回家短暂停住，而被放在老家由爷爷奶奶抚养的萍也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享受到父母那份特有的宠爱。所幸，萍的爷爷奶奶将萍照看得非常好，活泼机灵又可爱，没有一点人们口中留守儿童的阴郁。我一直觉得，萍不太爱读书，这也可能是萍读完初中便没再继续读下去的原因，当然，也有可能是当时家里的经济状况的原因。总之，辍学之后的萍在亲戚的照应下先后辗转在南昌，武汉工作，直到她与小刘认识后，便在两年前与小刘一起来到了广州。估计是考虑到萍弟弟要上学的缘故，萍辍学后不久，萍的父母便回到了江西老家。此后，萍的父亲还是会花一些时间去云南照看煤矿，但母亲和弟弟没再外出，而是在老家安定下来。这些年，她们一家为了煤矿付出得够多了。或许，萍和弟弟的教育都有所耽误，尤其是萍的弟弟，长期跟着父母在不安定的生活环境里长大，有着很明显的性格缺陷。
萍的经历说起来也只有这寥寥数语，但这其中一个家庭生活打拼过程中的心酸，情感的缺憾，怎可是这几句话就能诉尽的。究竟曾经的记忆和时间在她心里到底留下了什么又让她丢失了什么，可能只有萍自己知道。我们从来就不知道在她那活波灵动的外表下有没有如我和璇一般藏着原生家庭带来的伤痛和遗憾的影子。我想，或许也是有的吧，只是她天性开朗，选择了向阳而生，又或者是她不善言辞不善于去表达。
听完萍的诉说，我和璇都沉默了。或许，我们每个人的成长都会充满了许多好的或不好的回忆吧。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悲伤呢？璇的神情有些冷漠，她在包里摸了摸，掏出一包香烟和打火机，很熟练的为自己点了一根。我有些吃惊地望着她，问道：“你什么时候学会抽烟了？”她笑了笑，说：“无聊，抽着玩，这是女士烟，不会上瘾。”说完，她深吸了一口，当烟圈吐出时，我分明看到她神情里的那抹落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