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1年，宣统三年，我的故乡北京，从朝堂到民间均已是病入膏肓了。
正如满族作家老舍先生在其名篇《正红旗下》所写：“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浮沉在讲究的一汪死水里……”
但是，中华民族千古相传生生不息的志士精神并不会被尘垢淹没，既便在八旗子弟中也并非没有忧国忧民之士。
公元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枪声响起。以清廷湖北新军为主力的起义军于次日凌晨攻占都督府，湖广总督瑞澄逃出武昌。
11日上午，湖北军政府成立，通电全国，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废除宣统年号，改用中华黄帝纪元，宣统三年改称“黄帝纪元4609年”。
原湖北新军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被推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都督。中国从此改朝换代，也从此进入军阀混战的年代。
公元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并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通告各省废除阴历，定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
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强调：“国家之本，在于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公元1912年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向天下发布《逊位诏书》，宣布接受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清室优待条件》，并授权原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组建临时共和政府……当日，北京兴化寺街我爷爷家并无异样，因为我爷爷从不看报，所以真正的灾难降临是突如其来的。
公元1912年2月12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请辞；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原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而袁世凯以北京兵变为由拒绝到南京就任，并执意迁都北京。于是，当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再次为中国政坛埋下了祸根。
中国政治舞台上这一系列重大变故，恰恰都赶在我爷爷觉尔察·崇志的二十一天丧期之内，故而与我家关系不大。
冥冥中或许苍天有眼，在我爷爷丧期内登台的袁大总统最终成为历史的笑柄……
公元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个起点，从此以他为首的北洋军阀占据了中国的统治地位。
皖系段祺瑞控制了皖、浙、闽、鲁、陕等省，直系冯国璋控制了苏、赣、鄂、直隶等省，奉系张作霖占据东北三省称王……在他们的背后，都有外国列强的背景。在长达数年的军阀争权夺利的混战中，中国老百姓陷入了水深火热境地。北京更是一派混乱不堪，八旗子弟隐姓埋名，各谋生路，不少人家从此穷困潦倒。虽然我爷爷已经过世，但是毕竟是大宅门，毕竟还有些家底儿，所以爷爷的丧事办得仍然非常体面。当然，危机也从此开始显露出来。
公元1912年9月3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召开的“五族共和会与西北协进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中山先生明确肯定“中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从而肯定了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性质。然而担任正式大总统之后的袁世凯，在其《莅位宣言书》中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只是“武昌事起，为时势所迫，身当其中”而已，宣传的主题是“五族共和”。
其实，当年北洋系军阀大都具有“去革命化”的倾向，否则此后怎会有“恢复帝制”类丑剧。
民国大势已定，旗人的“铁杆庄稼”收入顿失，京城中的满族人纷纷隐姓埋名，各寻生计。据说，有晚清王爷连王府都低价卖了，为的是养家糊口。
在北洋系军阀刻意宣扬“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思潮引导下，不少旗人的生活十分凄惨。
北京满族学者正红旗下赵书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这样写道：“宣统皇帝宣布退位时，北京城八旗兵12万人，连同家属共60万。50年代初进行民族人口统计时，全北京满族人口才3万1千人。过了40年，人口少了那么多，北京满族人都哪里去了呢？”
公元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而战争却在中国领土上进行。两国军队激战70余天，日本大胜，攻占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租借地胶州湾。
1915年1月，战胜国日本竟向中国提出完全无理的所谓《二十一条》协定，而在中国当权的北洋政府也准备接收这种丧权辱国的条款。
此事经新闻媒体披露之后，激起了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强烈不满，认为北洋政府是“卖国”，痛斥《二十一条》是“国耻”。
由此事开始，中国人民真正觉醒，爱国反帝运动日益广泛。
然而，我奶奶家仍在三年守制期内，以赵五爷为首的一帮自称“守制陪伴人”的旗人远亲仍赖在大宅门里不走，社会上发生的一切巨变都改变不了我奶奶家无奈的格局。
公元1916年秋，混乱的中国政坛爆发史称的“府院之争”。
时住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的矛盾激化，黎大总统免了段大总理的职，而段大总理就让听他指挥的各省督军宣布脱离政府独立，而黎元洪则电召统领武卫前军的张勋率军北上进行“调停”。1917年6月下旬，张勋率所辖“辫子军”浩浩荡荡地朝北京进发，不日到达了京郊。
明眼人都知道，黎元洪背后是英国、美国等西方列强，而段祺瑞的支持者是对中国早有野心的日本。
只有“辫子军”统帅张勋不同，他心中的梦想是恢复大清王朝。如此奇特的政治、军事格局，让无数爱国忧民的志士仁人担忧不已，一时中国的前途变得模糊不清。
在北京什刹海畔的兴化寺街我奶奶家的大宅门里，斗争也仍在继续着。虽然赖在府里不走的只剩下赵五爷和郑三爷这二位爷了，表面的平静是暂时的，国内政治形势的狂波巨澜卷起来，终于冲垮了我奶奶期盼的平静的百姓生活……
公元1919年5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召开“巴黎和会”，讨论战胜国权益等问题。
在此次会议中，列强肆意践踏中国主权，决定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所有占领地和权益转让给日本。
而也是“战胜国”代表的北洋政府不敢扞卫国家利益，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不满和抗议。
有觉悟的中国人响亮地喊出了“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从此唤醒更多的人们走上民族主义革命的道路。这种全国民族的震撼，当然也波及到了我的家族。
公元1919年，孙中山将由兴中会、同盟会等革命组织演化而来的政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在北方处于北洋军阀分裂、混战的动乱中，以广州为中心的中国南方成为民族的希望。
设在北京的北洋政府并没有真正统治了中国，而在军阀争斗中以日本为靠山的奉系军阀却逐渐强大，直到此后控制了北洋政府数年。
在一片乱局中，深受其害的当然是亿万百姓，北京人民更是首当其冲。
我奶奶在家族破败后只想培养独生儿子安心地读书，却难料麻烦事儿仍是接踵而来。
公元1924年至1925年，可能是民国之后中国政坛最为纷乱的阶段。
先是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以“贿选”为由推翻了大总统曹锟，并邀请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政局。在孙中山从广州出发抵达北京时，奉系军阀主帅张作霖却已与冯玉祥商定，让段祺瑞“临时执政”摄行大总统的职权。1925年2月段祺瑞排除了孙中山力主的“民选国民会议”政见，召开了由军阀控制的“善后会议”，企图长期维护北洋政府对中国的统治。
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7月1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成立了与北洋政府分庭抗理的国民政府。
同年10月，反对奉系军阀的大战爆发……战火在漫延，政府在更选，人民在受难。我奶奶的家族亲戚没有人从政，但是中国政坛乱局毫无疑问地影响了每个普通家庭的生活。
公元1926年7月4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全会，通过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决定出兵讨伐祸国殃民的北洋政府。
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李济深任参谋长，邓演达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任政治部副主任。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为了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共同参加了北伐战争。
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至第八军中，有共产党人李富春、林伯渠、朱克青、廖乾吾等出任党代表。在北伐战争进行中，一大批共产党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叶挺将军更被誉为北伐名将。在北伐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蒋介石于1927年4月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党国”。
受尽了战争折磨的北京老百姓，在北洋政府垮台之后，迎来了“国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