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真是个让人不可思议的好地方，处处是好山好水好风光。不知是谁，给了她一个传世的美名，叫“彩云之南”。
这一片红色高原，不止有“植物王国”、“有色金属王国”的美誉，更是全国最独特的少数民族聚居地。
在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云南就有三十二个，而且本省独有的少数民族竟达十五个之多。
不知什么原因，我对少数民族地区总是心驰神往，对少数民族文化总是情有独钟。
到达云南报到之后，我仅在昆明住了两天，依稀留下古老的金马、碧鸡牌坊和长春街古色古香的木楼长街印象外，甚至没来得及游览市容。
赶到被分配的野外队队部，在那个小县城也只住了两个晚上，只是品尝了一次小锅米线的味道，便又被再次分配到野外分队参加生产。
幸运的事情是我们报到及时，意外地领到了当月下半月的实习工资，数额将近二十块钱，真算“不劳而获”的一笔“巨款”哪。
更让我料想不到的幸运事是巧事，到分队后我跑野外的第一天，分派给我的工人助手竟然是本土的少数民族兄弟，这让我大喜过望。
他是位姓普的彝族小伙子，活泼开朗，体格健壮，黝黑的肤色，一副浓眉大眼，很像电影《阿诗玛》里的阿黑哥。
似乎我俩很有缘，仿佛一见如故，从开始第一天结伴出工就相处的如兄弟一般。他叫我“陈师”，让我叫他“普拉”，尽管这个普拉并不是他真的姓名，大概正是他们民族语言中的昵称吧。我的幸运就在来到云南后第一个结交的朋友是性格豪爽的土着，这让我在初识艰苦的野外生活中少走了许多的弯路。
普拉是两年前被招进野外队当工人的，家在哀牢山腹地的农村，朴实勤快，对山野生活有着许多人难以比及的丰富知识。
我担任的岗位是仪器操作员，每天抱着一台仪器上山，沿着指定测线用仪器读取数据并记录，最后整理数据交由技术负责去研究是否发现地下异常等成果。
这项初级初始式的野外工作绝不简单，因为在大山里沿线观测基本是无路可走，指定测线经过的尽是悬崖、峭壁、原始森林，想躲避想绕路都是不可能的。幸亏我有普拉兄弟呀！在通过原始林区时，是他在前面挥动砍刀为我开路；在陡峭的山崖面前，是他拉扯搀扶着我奋力攀登；在穿越湍急的山溪时，是他用脊背背起我和仪器趟过激流；在遇到风化区滚石雨一般落下来那一刻，是他及时拖着我躲避远离了危险……彝族是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民族，虽然普拉只是个初中生，但是有时无意中流露出的幽默和机智，常让我这个北京人叹为观止。上山时他随便说了句“不伸手摸虫，虫不会咬手”，就令人感到哲理丰富。
我们相处得不错，他的总结却是“好地出好麦，好心见好人”，这又多么恰当。
普拉已经结婚，他的媳妇仍在农村种地，熟悉后我曾开玩笑说：“普拉，你当了工人而媳妇是农民，你不会变心吧？”
他的回答好像是一句彝族谚语：“莫要贪心别人的妻，多给自己的老婆穿新衣。莫要眼馋别家的地，多把好肥撒到自家的地里。这才叫做人嘛。”真是绝了！
我到野外分队有幸结交另一位朋友与普拉截然不同，是一位身世不凡的年轻知识分子。他姓盛，与我同届，毕业于东北某学院，天津人，长得英俊伟岸。野外队里大城市出来的人并不多，我俩来自京津算老乡，所以自然而然地走的很近。他比我年长，我叫他“盛哥”，他也视我为小弟。
我们共同的志趣并非本专业，而是缘于文学。盛哥酷爱话剧，谈及郭沫若先生的历史剧，诸如《蔡文姬》、《棠棣花》、《屈原》、《虎符》、《南冠草》等名篇，盛哥更是如数家珍，比我还内行。盛哥当时已恋爱，女朋友被分配到北方某省，有情人天各一方，伤感是难免的。每当怀伤时，盛哥必邀请我与他击剑，这已经是个规律了。
在野外山村练击剑，能让人笑掉大牙。我俩使用的“剑”随手可得，或树枝或木棍或庄稼杆儿，捡起来便能练。我属于玩闹，而盛哥或许真的练过，那一进一退一招一式颇有些专业水准。我们俩的击剑，当时算野外分队的一景，经常有人围观喝彩，而大都以我败阵而告终。没经过多长时间，我与盛哥就成为莫逆之交，变成无话不说的好兄弟了。
有一次聊天，我偶然说到我是满族正白旗后裔，祖上曾是清光绪朝官员。听罢，盛哥惊讶地看了我半晌，才言道：“这么巧！我爷爷名叫盛宣怀，你应当听说过吧？”我大叫一声：“哎呀！我应当给盛大人请安了。”
在文化大革命初起阶段，我们野外队的生活依然平静着。此后我又奉命参加过踏勘，参与过详查，辗转了几个工区，始终从事野外工作。让我难忘而又自豪的是虽然初入此门，我的文艺才能也受到了重视，领导让我组织教唱当时非常流行的革命歌曲。那种景象十分独特，今后也再难遇到。
你想想，几十个身穿泥泞工作服的野外队员，坐在四面透风的工棚，在我的引导指挥下，齐声高唱革命，何等壮观！有一首歌最难忘，民歌风曲调，歌词通俗生动，就是我反复教职工们唱的。歌词至今熟记：
“毛主席的书哇我最爱读，
千遍那个万遍哟下工夫。
深刻道理我细心领会，
读得我心里头热乎乎。
哎！好像那春天里下了一场及时雨哟，
小苗儿挂满了露水珠哟。
毛主席的语录滋润了我呀啊，
干起了革命我劲头儿足！”
的确如此。那一个时期，我心头热乎乎的，几乎真正融入了这个团队，也有点喜欢野外生活了。
我绝对想不到，无情的打击正在前头等着我……
十六、野外生活远比我在北京想象时要艰苦，大山深处的日子绝没有诗歌描绘的那般浪漫。当我第一次奋力攀上险峻山峰时，曾经害怕下坡无路并且松动的滚石不时飞落，惊恐之中再也没敢下山，直到深夜里同事们打着火把到山里寻找失踪的我。
当我头一回参加踏勘住进了山村老乡家时，目睹的景象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被火塘熏黑了的草屋里几乎没有任何家具，那农户一家老小褴褛的衣衫就像“旧社会”里走出来的难民，此情此景是我北京城二十年生活中闻所未闻的。
记得我第一次被跳蚤叮咬后，吓得不敢睡觉，打着手电筒脱了衣服彻夜捕捉这种怪虫，老队员们都笑我“少见多怪。”
更忘不了我们踏勘组几个给一位生病的老大爷捐助了微薄的一点钱之后，老大娘带着孩子们一齐下跪感谢那令人落泪的场面。
当时，全中国人民都在读毛泽东主席的着作，特别是“老三篇”，其中就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的着名论断。我深切感到毛主席特别英明，共产党就是伟大，我们身为革命青年就应当为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而勇于献身，担当起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观念改变视角，视角决定行动。
很快就不怕山高路险、不惧跳蚤毒虫，不再留恋过去的大城市生活，决心扎根在云南，为改变边疆落后面貌而贡献自己的青春了。当年，这绝对是真的，真诚的。
1966年1月，我收到一本北京家人寄来的封面带彩色领袖头像的《毛主席语录》，真是意外地惊喜。
当时这个版本的语录书在云南还很少见，我想一定是我的姐姐所在文艺单位首先获得的，她们及时邮寄送给了我也算独俱匠心。在荒山野岭中的工区，我手中的《毛主席语录》成为一种令人羡慕的骄傲，我感觉自己已成为“红色青年”了。1966年4月，我随一踏勘组来到滇西某县踏勘，遭遇了进入野外队后第一次大风险。
4月25日那天，我们一个小组四名同事在小组长李师率领下进山，在险峻山岭间奔波了一个上午，大约中午12点多钟才找到一处略微平坦的山凹处，捡柴点燃了篝火，我们烤热了随身带着的馒头共进午餐。餐后小组长李师用脚认真地踩灭了篝火，说同志们休息半个小时吧，于是几个人都躺倒在草地上睡下了。
只是几分钟的时间，山谷里忽然刮来一阵妖风，强烈的风将篝火灰烬扬起，只见火星四溅，顷刻间我们四周的枯草便开始冒着火。李师大惊，呼喊着我们从树上扯下大把的松枝沿着火头扑救。强风再起时，一眨眼的工夫四面的松树林便串起了大火苗，几秒钟后火焰熊熊高达数米，热浪灼人伴着呼呼的响声，转瞬间眼前已是一片火海。
有人喊声“快跑哇！”我们便四散奔逃。我被从未见过的大火吓坏了，好像头发都已经被火舌烧焦了，忙不择路地就往浓烟少的方向逃。
李师冲过来一把拉着我，大吼：“笨蛋！逆风跑啊！”他使劲拉住我的胳膊，逆风穿过浓烟，回头再望去我刚才要逃亡的山坡早已是几丈高的大火头了。无疑，李师救了我一命。他顾不得听我感慨，神色紧张地吩咐我们分头往驻地和附近村寨报信，赶快组织人马上山救火。
这场山火一直烧到当天深夜，在公社组织数百乡民上山扑救后，才得以平息。
事情的最终结果是，我的救命恩人李师受到了处罚，并且被开除了团籍。我那时仍然没想到，虽然是死里逃生，但是这次意外险情应是凶兆，应当提醒人谨慎小心了。
不久，我随队伍转战到金沙江畔，参加“铁矿会战”之类的大行动。
人说我们过江的渡口就是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渡口，我和盛哥还在渡口江边骑马合影，纪念咱重走了长征路，又一番心情豪迈。野外工作如常进行，可是政治气氛越来越让人压抑了。
全国性的政治风暴终于刮到了深山地质队的工区，轰轰烈烈的大批判就在峡谷山崖上展开了。
最先挨批的是野外分队中的一个“富农分子”，我不知道野外队里怎么会有“富农”，但仍然跟着领导者大呼“打倒”之类的口号。
批判势头漫延的很快，没过几天的某日清早，我刚在工棚里穿衣服准备出工时就见彝族兄弟小普匆匆走进来，神色有些异样地对我说：“陈师，你快去看看吧。食堂那边贴出了批判你的大字报！”
我有点儿不相信，我一刚毕业不久的学生，刚教完你们唱过“毛主席的书哇我最爱读”，刚在金沙江边照过红军像，批判我？不可能。急步走到食堂，一张大字报若大的字写出的标题就让人触目惊心，大标题是：
“陈宏光，你要走那条路？”
顿时我的心脏怦怦直跳，呼吸都变得急迫起来。细读一下，内容大抵是说不久前发生的一件小事。那天晚上附近公社放电影，我们许多人收工之后都跑去看露天电影了。公社离驻地几公里远，途中有一条U型路的中间是片稻田，看罢电影归来众人都走U型大路，唯独我偷懒抄近路横穿了中间的稻田。
当时黑灯瞎火的，亮着的只有每人手中的手电筒。不知谁冲我开玩笑似的喊：“咳，你怎么不走阳关大道哇？”我也开玩笑地回应：“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呗。”大字报鲜明指出我的“反动言论”正是这句话。
文章结尾是这样写的：
“他说出这样的反动话绝不是偶然的。联想到他平时多次散布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复辟言论，充分证明了他内心的反动性。我们要大声疾呼：陈宏光，在革命与反动之间，你要走那条路？”
再看署名，是位平日里与我交往不多的部队转业干部。我愕然，我无话可说。若按过去的脾气，我肯定找他当面理论。我毕竟有些阅历了，不会再做莽撞事了，只能一笑了之。我对小普说：“管它呢。我相信人间自有公道。”
事态发展的严重性是我所估计不到的。1966年5月7日，我们伟大的统师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给副统师林彪，主要谈的是“人民解放军是个大学校”这样的战略话题，而其中有一句涉及到工业，那就是与我们有关的“五.七指示”了。
原话如下：“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
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当各报刊登出“五.七指示”时，我绝没想到会与我有关，最多读到“例如大庆油田那样”一句时，我会联想到远在黑龙江的父亲是否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呢？我被人贴大字报受到批判后没过多久，领导就让我收拾东西，通知我组织决定派我到局里办的“五七农场”，从事农副业生产去。我年方二十一岁，刚毕业入滇一年，也算个“技术人员”，就去干农活，不是“劳动改造”是什么？。
与我同时被发往“五七农场”的，正是运动除起时首先被批判的那位“富农”同事，我还曾举拳高呼过“打倒”之类口号参加批斗过人家。可是如今眼下，我与这位四十多岁的“富农”同事竟然获得了同等政治待遇，荒唐的现实简直是给了我一个灰色的命运大玩笑。
出发就是灰溜溜的色彩，除了耿直的少数民族工人兄弟还敢于来送别之外，没有任何人鼓励我一句话。我和“富农”背着简单的行李，跟随一个出山的马帮出发，沿着大峡谷里崎岖的山路再次走向金沙江渡口。马蹄声碎，我的心也碎了，一路无言。再来到那“红军渡口”，全然没有“重走长征路”之类的心情了，与盛哥在江边照红旗下的时代青年像的景象，仿佛是一场梦。
想起我自己写下的诗句，什么“没有我们越不过的江河，没有我们攀不上的高山”，真让人感慨，童言无忌，现实无情啊。那时，我不敢说我心依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