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起爆前的信号是倒着数的。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起爆！这个起爆时刻，干这一行的人把它称作零时。
每一次核试验的零时之前，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是一无所知的；这一天对于他们来说和任何时候一样，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零时之前，对于参加试验的工作人员来说，却是抱着强烈的期待心情，盼望准时看到自己的劳动化为蘑菇状烟云升腾到湛蓝的天空，巨大的火球不断翻腾，颜色在不断变化。像巨神拿着一颗宝石在转动，五颜六色，光彩耀人。而如果是地下核试验，那就是两声闷雷似的巨响，一声来自前方的深井之下，另一声是来自背后大山的回声，惊天动地，滚滚而来。但是对于一个署名者来说，零时之前是一段特别难熬的日子。签署自己的名字对于一般人来说，不是一件难事。可是在核弹制成之后，再次检查完毕各项参数、各个部件，插好雷管，准备用飞机运去空爆或是下入深井做地下核试验之前，要有一个负责人签上自己的名字，以表明这一枚核弹已经一切搞妥当，可以点上火了。这是对祖国负责的签字，非同一般。在邓稼先生前，这副千钧重担大多数由他来挑——签字。
每次核爆零时前对于签署人的煎熬是异乎寻常的。在原理方面一点漏洞都没有了吗？好几十万个数字的计算是否都准确？那么多的零部件是否都合乎指标要求？材料性能怎么样……这一连串的问题搅着签字者的心。邓稼先在每次核爆签字之后都曾经有一小段时间全身冰凉，这样重的心理压力几乎使他坐立不安。每逢核试验前，他来到场地，表面上给人们的印象总是一副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大将风度，这是为了稳住大家也是为了稳住自己。但实际上，应该说从此他就天天过着心神不宁的日子。他在帐篷里时而复核着突然想到的某一个尚无完全把握的数字，时而又愣神坐在那里，连他自己也弄不清究竟在想些什么。
零时之前对签字者的压力，一般人难以想象。对于责任心极强的邓稼先来说，几乎是一种煎熬。这种说不出来因而也就无从下手去补救的担心，终日伴随着他。邓稼先曾开玩笑似的说过，签字以后，好比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然而他的脑子还能正常地工作。有一次睡到半夜，他忽然想起了一个可能导致失败的因素，于是从自己的铺位上一跃而起，叫醒了几个帐篷里的人，连夜商量对策，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事故。
准备核试验的前期，有时候他们要在马兰待上几天。马兰是为了进行核试验才盖起来的小镇子，因这里的沙漠地上有一种马兰花而得名。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上就载有这种花的名字。它的深绿色的叶子叫马兰草，通常有半厘米宽，一尺多高。花是雪青色的，当中还有一条白道，蓝白相间，组成一幅最简单的图案。在这干枯、单调的戈壁滩上见到马兰，能让人暂时得到一种生机盎然的情趣。同时也会使人产生一种联想，想到大自然似乎也有一种爱美的天性，有机会就要打扮一下。邓稼先每次在马兰小镇散步的时候，看到这种朴素的小花，就觉得自己被各种牵挂裹紧了的心能稍微放松一下。这种调剂对参试者的身心是大有好处的。就是住在试验场地帐篷里的时候，邓稼先也要忙里偷闲。
有一回，邓稼先和李医生一块到戈壁滩上去抓呱呱鸡玩。他们似乎又回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充满着活力和兴趣。但他们这种梦境般的欢乐，很快就被后方传来的一个惊人消息给搅掉了。邓稼先的心好像从轻松的高处直线下坠，他浑身的肌肉好像完全僵死了。后方急报说计算结果中有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应该停止这次核试验。这不啻是晴天霹雳，猛然轰击到邓稼先头顶。他们很快乘吉普车来到竖井处。李医生发现邓稼先的脚步忙乱，怕他出差错，便飞身转到井口梯边，扶住了邓稼先。他下井检查完应该检查的一切，便回到帐篷里沉思起来。轻易地停止核试验，问题可就大了。但如果试验出了问题，后果更不堪设想。
为了此事，邓稼先在井上井下来来回回地忙了两天两夜。这两天，由于紧张，他几乎隔一小会儿就要去一次厕所。他用各种办法去推算，从多种角度去核查，拼命想寻找出一种证据，证明能够继续试验。因为要是停止这次试验，起吊装好雷管的核弹本身就是极危险的事，何况还要卸去已拧死的螺丝钉，才能改动装置。但是可靠的证据一时寻找不到。他又躺在了铺上，两眼望着帐篷顶子，似乎想稍稍休息一下。突然，他起身用纸笔又一次做了粗估，判明计算即使有错，误差的幅度不至于大到影响核试验的成功。最后，他得出结论并拍板：核试验可以照常进行。结果是这次试验完全成功。
研制核武器除了连续作战的疲劳和挖空心思的用脑这两样伤人身体之外，还有一个更可怕的，那便是钚239和铀235的放射性核辐射对人体的伤害，这是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在自然界中，有些物质的放射性对人是有用的，有的可以用来治病、诊断或者消毒物品、保存食品。但是，制造原子弹的核材料却是太厉害了。
自九十多年前法国科学家亨利·贝克勒尔发现放射性以来，随着物理学的深入研究，到玛丽·居里夫妇时有了一个大的飞跃，他们先用铀做放射源，又发现了钋，再发现了镭。他们制备了使放射性新科学革命化的强大的放射源，放射性的发现在造福于人类的同时也降临灾难于人类，这是无法逃避的规律。科学家们的贡献是巨大的，不过经过他们自己贡献出来的东西常常首先伤害了他们自己。例如玛丽·居里和皮埃尔·居里这对夫妇曾经受到非常奇怪的难以诊断的疾病的折磨。虽然皮埃尔死于车祸，但玛丽·居里最后死于过度辐射而引起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她的女婿约里奥·居里检查了玛丽·居里的实验簿，发现它们受到强烈的放射性污染。她使用过的菜谱保持放射性达50年之久。这是老一辈科学家的经历。
邓稼先要比居里夫人小57岁，相差半个多世纪。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度，做的工作也是不同的。但是，他们之间有共同的地方：为了事业，他们长年同放射性物质打交道。在这方面，可以说他们是为放射性辐射所伤害，最终以身殉职。邓稼先一次又一次地主持着新的核试验。他们的目的是用高、精、尖的武器来装备部队。他经常出入车间，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几乎天天接触放射物质，受其辐射的损伤。干这一行的人只把这种事叫作“吃剂量”。说得好轻松，丝毫不带感情。大概他们是为减轻辐射伤害对人带来的精神负担才有意这样说的。有一次开密封罐观看测试的结果，原有防护的措施挡不住新材料良好放射性能的强度，使邓稼先他们一下子受到了超出常量几百倍的辐射。这样超限度的吃剂量，后果如何，大家心里都明白，但所有的工作都照样进行下去，邓稼先自己对此并不太在意。
70年代末期，在《回顾与展望：新中国的国防科技工业》（国防工业出版社，1988年）一书中，刘柏罗写道：“周总理和老帅们在1967年到1969年的多次专委会议上，曾因空投预试中常有不开伞现象而反复强调过降落伞是个严重问题，必须查明原因，认真解决。但因文革的干扰破坏，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终于导致一次核试验的失败。”
深受“文革”十年动乱破坏的军工事业，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核试验时，一次偶然的事故出现了。飞机空投时降落伞没有打开，核弹从高空直接摔到了地上。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的倒计数之后天空没有出现蘑菇云。核弹哪里去了？知道出事故的人为此都非常揪心，因为这种事情有可能引起严重后果。指挥部立即派出一百多名防化兵到出事地点去寻找出事现场。他们来回奔跑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始终没有发现核弹的痕迹。但这是一件不能不了了之的事情。人们都记得日本广岛、长崎在遭受原子弹袭击后留下的惨景。哪个国家也不能在自己本土上来这么一下。邓稼先决定亲自去找。许多同志都反对他去，基地现场指挥员陈彬将军阻挡他，出语是非常感人的。他说：“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邓稼先听后心中激动不已。他此时为一群生死与共的同志的真挚情感所打动，但他已不可能听这位指挥员的劝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