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7月，我的“中华五千年性文化”巡回展到了西北兰州。一个雨天的中午，一个年轻人来找我，他说他最近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非常日记》，遭到了一些政府部门和周围人的批评，压力很大，想请教我性文化的一些知识，以便为自己辩护。我答应了。8月初，我刚从欧洲回来，他就如约来到了上海。我这才知道他叫徐兆寿。
《非常日记》被出版界称为“中国首部大学生性心理小说”，中国教育报称其为“新少年维特的烦恼”。作者借从美国留学归国的心理学博士余伟之口，呼吁要赶紧对大学生进行性教育。我是后来看这本书的，看过后对作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为他的勇气和责任感而感动。有关性教育，我在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呼吁，现在好了，性教育已经被逐渐地重视起来了，有些大学也开了性教育课。这里面，应该说，有《非常日记》的一份功劳。
他后来出版了和我的一个对话集《非常对话》。应该说，他就是从那时起开始了性文化的学习与研究。听说他还成为新浪网邀请的第一个青少专家，专为大学生进行性心理咨询，成了大学生的知心朋友。再后来，还出版了长篇小说《生于1980》和《非常情爱》，听说也是有争议的小说，其中《非常情爱》开篇就是十页左右的性描写，一度成为网络上争论的热点。不过，他很谦虚，常常打电话来请教我一些问题。逢年过节，他也打电话来问好。我们成了朋友。去年年底，他又打电话来，说他想在大学里开设性文化课，想听听我的意见。我当时就非常赞同。今年春天，他在西北师大开设了性文化课，系统地讲授人类性文化知识。据我所知，目前大学里开设的性教育课，多是生理知识和性预防措施，没有专门的性文化历史课，应该说，他填补了这样一个缺陷。也因为他作家的身份，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
前一阵子，他写信来说，他最近要出版一本书，内容是写现代人的虚拟性爱生活的，与性文化有关，要我作个序。我愉快地答应了。几天后，他便寄来他的书稿《幻爱》。
当我了解这部书稿时，首先注意的是这里有一定数量的对性行为的描绘，这种现象过去是一般小说所回避的。性本来是人类生活中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人们需要性就像需要吃饭一样自然，那么为什么要回避它呢？不少人认为，描写性，会给人一种恶性刺激，会导人走向淫邪。这种说法，真是有些幼稚得让人可笑，性这个东西，几乎每个人都在实践它或将要实践它，可是只能做，不能讲，如果讲了写了，那么就是邪恶，就是罪孽，为什么对性的描写就不能给人一种美，一些哲理，一些对人生的启示呢？
有人说，性好像是一团火，它能给人以温暖，也能把人烧成灰烬，我同意这种看法。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使这团“火”既能给人以温暖，又不烧死人，这就要看对性怎么描写了。现代的时代发展潮流、比较科学的认知里，不能一概否定在一部文艺作品中的性描写，不能一接触性就认为这是下流，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要分析以下几点：第一，不能只看一个情节、一段描写，而要看整个作品有没有时代意义，有没有社会价值。第二，如果作品中有一些性描写，要看这种描写是不是为烘托主题所必需。第三，在描写性行为的时候，是直露、夸张、给人以恶性刺激，还是给人以灵感，给人以深刻的生活启示。
我过去在讲课、写文章分析以上道理时，常常以英国作家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为例。这部性小说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是一部当时官方确认为淫秽而加以查禁的坏书，可是现在人们都公认为这是20世纪最典型、最有代表意义的一部性小说。它通过克利福男爵的性无能提示了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虚伪和没落，通过对守林工人梅乐斯的健强有力刻画了新兴阶级的生气勃勃，通过对康妮的内心和行为描绘呼唤了人性的复归。这本书中有不少对性的描写，我读了充分感受到蕴含在其中的美，例如康妮在和梅乐斯在林中小屋幽会，过了性生活时，她感到自己像是“一朵云”，自己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女人”，等等。
读了徐兆寿的《幻爱》，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幻爱》也是一部很有社会意义的小说，作者从情爱、婚姻和性的角度，描绘了中国这个从保守、禁锢走向开放的社会，描写了这个社会中压抑人性与光复人性的矛盾、情欲与道德的矛盾、婚姻与爱情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在我们当前的社会生活中是较普遍地存在的，可是现在还有些人用一层纱幕把这些矛盾遮盖起来了，使它们若隐若现，似盖似彰。作者在这本书里正是无情地揭破了这层纱幕，使一切矛盾呈现于光天化日之下，使人们不能不正视它，面对它。为了提示这些矛盾，作者不能不刻画主人翁之间的性行为，通过性行为来描写性心理，通过性心理使人感悟到一些人生的哲理，我想可能这就是《幻爱》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
作者告诉我，他在这本书里描写杨树和佟明丽之爱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们在精神上的愉悦，只是简单地通过幻想等形式进行。在这一阶段里，他们彼此主要是认识对方，认识自我。第二个阶段是对性的认识，是他们打破一切道德常规的阶段，使精神和肉体都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后来，他们经历了第三阶段，这是他们身上的文明、道德与原始的性的和解，他们不仅获得了原始的性爱，还与文明达成了和解：“现在他们倒是很少做爱了。他们最爱进行的是谈各自的内心，仿佛他们永远都有说不完的话。现在，道德又重新回到了他们的内心。美丽说，道德是丰富的爱中产生的玫瑰，你是心甘情愿地爱着它。”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本意其实并非是要写性，而是想通过性来展现人性，展现人类存在中的矛盾、痛苦和被文明的异化，也想通过性来批判现实。这种性爱的描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性爱描写了，与我们时下流行的所有的性爱描写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成了一种哲学，一种思想，甚至一种信仰。
此外，在这部小说里，还有一个现象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对当代女性的认识。在杨树与美丽恋爱的同时，他的妻子程琦却在进行一场了不起的拯救活动。她辞了工作，放下了一切架子，包括她的美丽，开始一个母亲的伟大行动。她不仅救了已经被认为无药可救的儿子灵灵，还使自己完全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自强自信的女性，但悲剧也在这时候发生了。这种自强与自信却使她丧失了女人的很多东西，特别是性能力。一个女性，在成年后就拥有了双重人格，她不仅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位母亲，而这两者有时候是矛盾的，所以只能选择其一。程琦便选择了母亲的角色。这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但到后来她与陈敬恋爱时觉察到了。
“陈敬将她的胳膊一拉，将她拥在了怀里。程琦颤抖着，挣扎着。陈敬已经把双唇贴过来，温热的呼吸吹到了她的脸上，她也被感染了。她想挣扎，但她又不想挣扎。他的双唇已经吻到了她的双唇。她本能地摇摆了一下，颤抖着身子，说，不要，不要。可是，他还是吻了她。她满脸的泪水。
陈敬倒是被吓坏了，他说，怎么了，你不愿意？程琦没有回答，沉默了许久，才说，我已经忘记自己是个女人了。
然后，她默默地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间。”
这是多么地具有悲剧意义。后来，她还发现自己失去了性能力。长久地忽视自己和压抑自己，虽然获得得了精神上的独立，但作为生理的性却异化了。这是当代女性存在的一个悖论与困境。她们要求平等，自由，于是，她们便得付出比男人更高的努力与代价，当她们获得精神上的独立、自由与平等时，她们发现，同时又丧失了另外的东西，最重要的便是丧失了家庭。
这种描写，似乎对人性的刻画又深了一层。
我希望，这部小说的出版，对于那种关于爱的虚伪的道德说教是一个突破，对光复人性也是一个突破。
刘达临
2005年7月7日
于中华性文化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