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三藩之乱
尚可喜
康熙八年（1669），康熙皇帝亲政以后，国内外形势十分严峻，清政府的权力还不能行使全国。很快便爆发了以吴三桂为首的大规模武装叛乱，刚刚安定下来的中国，再次陷入内战的深渊，它对于才迈入青年时期的康熙帝无疑是一次命运攸关的考验。同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封建君主一样，康熙绝不能容忍藩臣分权，因此，康熙把平定三藩之乱作为他亲政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三藩”是指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吴三桂、尚可喜和耿精忠的祖父耿仲明都是早期投降清朝的明朝将领。吴三桂（1612—1678年）。明辽东人，祖籍高邮，字长白，锦州总兵吴襄子。崇祯时为总兵，镇守山海关。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崇祯自杀，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在一片石战役中击溃李自成，及後因镇压农民起义和执杀南明桂王有功，被清朝封为平西王，管理云南贵州地区。尚可喜，先世洪洞人，迁衡水，后徙辽东海州。明广鹿岛副将。天聪八年，率众航海投清。崇德元年，清封尚可喜为智顺王，顺治六年，改封平南王，率所部随大军下广东，遂留镇广东。耿仲明，先世山东人，徙辽东盖州卫。明登州参将，毛文龙旧部。袁崇焕督师蓟辽，杀毛文龙，调副将孔有德和耿仲明隶山东巡抚孙元化麾下。孔、耿出兵御后金军而饷不至，怨愤不已，遂于天聪七年（明崇祯六年，1633）率所部相偕渡海投后金。崇德元年（1636），清封耿仲明为怀顺王，顺治六年（1649），改封靖南王，偕尚可喜进军广东，卒于途中。其子继茂袭封，后移镇福建。康熙十年（1671），继茂卒，其子耿精忠袭封。
满清入关后，他们为清朝南征北战，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立下了汗马功劳，被清朝政府封为王，给予高官厚禄。此三藩之设，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愿望和要求，而是当时军事与政治斗争所需要。历史上，自汉初七王之乱，西晋八王之乱后，很少有再分封诸王，实则是中央逐渐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的一种进步表现。但清初，东南沿海及两广、云贵，是当时抗清斗争的主要活动地区，情况历来错综复杂。惟有以吴三桂等威名素著的军事将领镇抚这些地区，才能长治久安。如定南王孔有德要求解职，“优游绿野”，顺治以“南疆未尽宁溢”，不准辞；尚可喜于顺治十年、十二年两度申请北归，顺治帝也以广东“初定，地方多事”挽留，要他“悉力料理，以奠岩疆”。一方面是清政府要依赖汉军守边，另一方面实则是“以汉攻汉”政策的具体体现。
顺治时建藩的目的，原是使其“世守边圉，以为藩镇”，但实际情况正好与清政府的愿望相反。但三藩兵权在握，各拥兵自重。在军事上，吴三桂拥有私人武装，将领皆其死党，53名佐领，合甲士万余人，此外又有绿旗兵一万二千人，兵数总计不下十余万。其部将王辅臣为陕西提督，李本深为贵州提督，吴之茂为四川总兵，马宝、王屏藩、王绪等10人为云南总兵。其他尚、耿二藩也和吴三桂一样，其藩下兵数万有余，“而旗下所言养甚众”，其数更超过额兵。三藩势力几及全国之半，“三藩”的总兵力，几乎相当于清政府绿营兵的一半，因此对于中央集权国家，乃是一大威胁。
三藩在滇、黔、粤、闽等控制地区内铸钱、煮盐、贩洋、开矿，横征暴敛。福建“鱼盐之利为天下最”，耿精忠在福建“横征盐课，擅设船舶，苛派夫驿，勒索银米，久为民害。”尚可喜在广州私设征收苛捐杂税的“总店”，从日常菜蔬、鸡豚，到铜、铁等矿植物无不抽税，每年私收白银不下10余万两。
吴三桂控制西南地区，享有比他们更多的特权。顺治十六年，皇帝命他总管云南军民一切事宜，特谕吏、兵两部：凡云南文武官员举黜，皆听三桂裁定。康熙元年，索尼四辅臣又命三桂兼辖贵州，应允三桂所请，“贵州一切文武官员兵民事务，俱照云南例，著平西王管理”。凡他任命的官吏将领不受中央吏部和兵部控制。他甚至可以向川、陕、两湖或其他各地选派官吏，名为“西选”，“西选之官几遍天下”。在经济上，他垄断了地方财政，在云南“广征关市、榷税盐井、金矿、铜山之利”，所铸钱，时称“西钱”。还“招徕商旅，资以藩本，使广通贸易，殖货财”，财政收支中央户部不得过问，借此来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凌虐诸土司，草蕹禽猕。诸水陆要冲，遍置私人，榷敛市货。潜积硝磺诸禁物，诡称边警，要挟军需。日练士马，利器械。久益跋扈，所为多不法。”吴三桂专制云南10余年，日练兵马，利器械，暗存硝磺等禁物。通使达赖喇嘛，互市茶马，蒙古之马由西藏入云南每年数千匹。他遍布私人于水陆要冲，各省提镇多有心腹。不仅如此，中央还要从国库中给他们大量拨款，“竭全国之财力，尚不足一藩之需”。顺治十七年，云南省俸饷900余万，加以粤闽二藩运饷，年需两千余万。致使清朝财赋半耗费于三藩。
在索尼四辅臣执政时期，对三藩采取包容之策，希图利用他们的力量对付南明、农民军余部，及海上郑氏的抗清力量，因而听任三藩所为，更助长其势力的急速膨胀，这不能不与日益加强的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产生尖锐的矛盾。康熙帝亲政后，就“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之宫中柱上”，积极寻找解决三藩问题的有利时机。
1673年，尚可喜因年事已高，便上书要求回辽东养老，并提出由他的儿子尚之信承袭王爵，继续留镇广东，康熙抓住这一时机，不同意尚之信留镇广东而决令撤藩。令其全家率部迁归辽东。吴三桂和耿精忠闻风后，决定以退为进，上疏假意要求撤藩以试探清政府态度，给朝廷施加压力，吴上疏云：“所部繁众，昔自汉中移云南，阅三岁始毕。今生齿弥增，乞赐土地，视世祖分畀锦州、宁远诸区倍广，庶安辑得所。”此乃吴挟边（防）自重、循明沐氏故事，企图永踞云南之意。康熙认为：“吴逆蓄谋久，不早图之，养痈成患，何以善后？况且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因此当机立断，准二藩所请，下令同时撤藩。
果然如康熙所料，吴三桂一接到撤藩的旨意，立即于1673年11月，首先举兵叛乱，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以“兴明讨虏”为号召，传檄天下，“原镇宁山海关总兵官，今奉旨总统天下水陆大师兴明讨虏大将军吴，檄告天下文武官吏军民等知悉：本镇深叨明朝世爵，统镇山海关。一时李逆倡乱，聚众百万，横行天下，旋寇京师，痛哉毅皇烈后之崩摧，惨矣！东宫定藩乏颠锫，文武瓦解，六宫恣乱，宗庙瞬息丘墟，生灵流离涂炭，臣民侧目，莫可谁何。普天之下，竟无仗义兴师勤王讨贼，伤哉！国远夫偈可言？
“本镇独居关外，矢尽兵穷，泪干有血，心痛无声，不得已歃血订盟，许虏藩封，暂借夷兵十万，身为前驱，斩将入关，李贼逃遁，痛心君父，重仇冤不共戴，誓必亲擒贼帅，斩首太庙，以谢先帝之灵。幸而贼遁冰消，渠魁授首，正欲择立嗣君，更承宗社封藩，割地以谢夷人。不意狡虏遂再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据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误。本镇刺心呕血，追悔无及，将欲反戈北逐，扫荡腥气，适值周，田二皇帝，密会太监王奉抱先皇三太子，年甫三岁，刺股为记，记名托孤，宗社是赖。姑饮泣忍隐，未敢轻举，以故避居穷壤，养晦待时，选将练兵，密图恢复，枕戈听漏，束马瞻星，磨砺警惕者，盖三十年矣！
“兹彼夷君无道，奸邪高涨，道义之儒，悉处下僚；斗霄之辈，咸居显职。君昏臣暗，吏酷官贪，水惨山悲，妇号子洋以至彗星流陨，天怨于上，山崩土震，地怨于下，官卖爵，仁怨于朝，苛政横征，民怨于乡，关税重征，商怨于涂，徭役频兴，工怨于肆。
“本镇仰观俯察，正当伐暴救民，顺天应人之日也。爰率文武臣工，共襄义举，卜取甲寅年正月元旦寅刻，推封三太子，郊天祭地，恭登大宝，建元周启，檄示布间，告庙兴师，克期进发。移会总统兵马上将耿（精忠），招讨大将军总统使世子郑（经），调集水陆官兵三百六十万员，直捣燕山。长驱潞水，出铜鸵于荆棘，奠玉灼于金汤，义旗一举，响应万方，大快臣民之心，共雪天人之愤。振我神武，剪彼嚣氛，宏启中兴之略，踊跃风雷，建划万全之策，啸歌雨露，倘能洞悉时宜，望风归顺，则草木不损，鸡犬无惊；敢有背顺从逆，恋目前之私恩，忘中原之故主，据险扼隘，抗我王师，即督铁骑，亲征蹈巢覆穴，老稚不留，男女皆诛，若有生儒，精习兵法，夺拔痪谷，不妨献策军前，以佐股肱，自当量材优翟，无靳高爵厚封，起各省官员，果有洁己爱民，清廉素著者，仍单仕；所催征粮谷，封储仓库，印信册籍，解军前，其有未尽事，宜另颁条约，各宜凛遵告诫，毋致血染刀头，本镇幸甚，天下幸甚！”
同时，各地响应者四起，在福建有靖南王耿精忠，在广东有总兵刘进忠、平南王尚之信，在广西有将军孙延龄，在陕西有提督王辅臣，在湖北襄阳有总兵杨来嘉，在河南彰德有总兵蔡禄。明朝皇室、遗民和部分知识分子趁势而起。明皇室朱统铝“以前明宗室名号，纠集党羽，盘踞山谷”；盘据台湾的郑经致函吴三桂道：“今者四海仰望惟殿下一人，未审军政之暇，亦知有天外孤臣否？”这样一来，中国西南全部和东南沿海地区以及中原、西北一带，都骚动起来，战火弥漫十数省。一时之间，战火遍及滇、黔、闽、粤、桂、湘、鄂、川、陕等省，叛军气势，锐不可当。但吴三桂在战略上犯了保守主义的错误。攻入湖南后不趁势渡江前进，而是在湖南采取守势。
当吴三桂在云南发动军事叛乱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内部意见分歧，其中只有少数人坚决主张平叛，大多数人主张不要动武，或主张恢复三藩的权力，向吴三桂让步；或主张“裂土罢兵”，承认分裂割据的合法化。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康熙帝力排异议，决定削平叛乱，维护国家的统一，迅即采取如下措施：一、增派八旗精锐前往咽喉要地荆州固守，“以遏贼势”；二、紧急通知广州与福州，两藩停撤，以孤立三桂；三、将额驸、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及家属暂行拘禁，其余散处各地的原属三桂官员一律赦免，使其“安心守职”，以利大局稳；四、削除吴三桂王爵，宣布有擒斩吴三桂之头者，即以其王爵封赏。
康熙帝运筹帷幄，调遣军队，分兵三路，以湖广为主战场，派主力正面设防，以吴三桂针锋相对，并伺机迂回江西，袭取长沙，断敌粮道。以陕甘川为西线，派重兵阻击叛军北上，并收复一些地区。以江西浙江为东线，分兵驻守重镇，保卫江南富庶之地，切断吴三桂与耿精忠的军事联系。同时康熙帝重用汉兵汉将，多次指示汉人中有清操和才能的，“不拘资格”，保举荐用。如著名的“河西三将”即张勇、王进宝、赵良栋恢复陕甘、四川，破云南，捣三桂巢，皆赖其力。
康熙十五、十六年（1676、1677），陕西、福建和广东在康熙的感召下，叛而又降，这样三藩中就剩吴三桂一枝独秀了，从此吴三桂陷入了军事上孤立境地。到1678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立国号周，建元昭武，大封诸将，几个月后忧愤死去。吴军人心涣散，在清军强大军事政治攻势下，迅速土崩瓦解，败退昆明。清军从湖南、广西、四川进入云南，并包围了昆明。吴三桂之孙吴世璠进行顽抗；到1881年十月，清军攻下昆明城。吴世璠自杀。至此，前后历时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遂告平定。
“三藩之乱”有其内部原因，那就是从内因来看，清政府养虎为患，以吴三桂、耿精忠等为代表的三藩集团力图维护政治和经济上的既得利益。也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一方面，传统的“夷夏之防”在广大汉人心中已根深蒂固，它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另一方面清初的统治不得人心。清兵南下时，成千上万的汉人惨死在他们的屠刀下，如“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以及后来的剃发暴政。对此，就连清圣祖康熙也毫不隐讳地说：“吴三桂初叛时，散布伪札，煽惑人心，各省兵民，相率背叛，此皆德泽素未孚洽，吏治不能剔厘所致。”
“三藩之乱”平定后，康熙认真总结了其历史经验教训，“朕阅历代史册，见开创之初及守成之主，政简治约，上下臣民有所遵守。末世君臣变乱成法，朝夕纷更，终无补益。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耳。进而认识到“久乱之民思治”和“恤兵养民”的道理。就在此理念的指导下，采取了一系例切实可行的措施。康熙二十四年（1685），发布了“嗣后永不许圈”的谕旨，；康熙二十五年（1686）前后，“逃人法”日益松弛，直到最终被彻底废除。这些激化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法令的终结或放宽使社会秩序渐趋平稳，民族矛盾也得到了缓和，为社会生产的发展在无形中就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三藩之乱的平定，一方面使国家重新统一，避免了内部分裂，最终完成了清王朝真正的统治全国局面，另一方面，促使清政府改变了计划民族矛盾的政策，有效地维护了民族团结和长治久安。
§§§第二节 宝岛台湾的回归祖国
郑成功塑像
平定了三藩的叛乱，趁着告捷余威，康熙又把注意力转向台湾。
台湾同中国大陆的渊源深厚而久远。在远古时代，台湾和大陆本来连在一起。后来由于地壳运动，相连结的部分陆地沉为海峡，台湾遂成海岛。台湾海峡的海底就像一条河谷，有向南和向北两大河系，这是当它还是陆地时，被河水冲击、侵蚀而形成的，最深处不过100米，大多数地方的深度只有50米，而在1．5万年以前，东海海面比现在低130米左右，这在地质上说明两岸原来是一个板块，台湾、澎湖等岛屿就在祖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与福建省相连接。现代科学还证明，台湾不仅是东海大陆架的一部分，而台湾的基本地形，与大陆的地块相同，在地质成分上，是与福建、浙江两省相同的酸性火成岩体。所以，后来有人送给台湾一个雅号——“浮福建”，意思是说，台湾是福建省漂浮在海上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