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少年玄烨亲政成功
康熙勤学图
从元末到明末的300年中，女真（满族）社会经历了从氏族制瓦解到奴隶制，又到封建制的转变。其速度之快，跨越时段之大，实为罕见。然而，女真（满族）社会这一超常速度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各种制度习俗，也在发生相应变化，相反，后者呈现出严重的滞后状态。清朝的最高统治者从一开始就在集权和分权上左右摇摆，举棋不定，君权始终未能得到真正的加强。
后金时期，努尔哈赤为抑制八旗（八王）的分权倾向，提出了八王共治制度，这是后金早期军事民主制的具体体现。北方少数民族部族长各自领有本支宗族的属众，遇有涉及共同利益的重大事情，多由最高首领召集各部族长共同商议，集体决策。这一制度的构成与职权屡经嬗变，至皇太极崇德初年，形成“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又称“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它有着相当浓厚的氏族军事民主制痕迹。
随着后金政权不断扩张势力和进占辽沈地区后，满族社会已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化，这种具有原始氏族社会军事民主残余的八旗旗主共治国政的体制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如不加改革，必将使君权与贝勒权的尖锐矛盾更加激化，并且必然给后金国军政实力的壮大带来巨大的危害。适应这一客观要求，皇太极当政后，不断集中权力，锐意改革后金政权的机构设置，促进后金政权的封建化，大力树立皇帝的威权，逐渐利用对宗室贵族议政的任用权，使专制皇权凌驾于议政王大臣会议之上，议政王大臣会议职能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意志。
皇太极去世后，遗命四位理政王共同处理国政。最后各方斗争的结果是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得立，多尔衮与郑亲王济尔哈朗（亦为理政王）同为辅政王，又称摄政王。这时候又出现了权臣对君权的挑战，而一直到顺治亲政之初，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极大，几乎所有重大军政决策都出自议政王大臣会议，“清朝大事，诸王大臣佥议既定。虽至尊无如之何。”皇帝则被撇在一边。面对这种局面，顺治亲政伊始，就迫不及待地传谕议政王大臣，要求：“国家政务，悉以奏朕。”但同时也承认：“天下至大，政务至繁，非朕躬所能独理。分猷宣力，内赖诸王贝勒大臣内三院六部都察院，……外赖藩王贝勒等及各大臣……”终顺治一朝，其君权的力量还是被压制殆尽，皇帝始终生活在议政王大臣会议势力的笼罩之下。
顺治帝去世后，立下遗诏，指定由皇三子玄烨嗣位（即康熙），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遗诏云：“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荩，保翊冲主，佐理政务”。
按照顺治帝遗诏，玄烨应“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但辅政大臣却以“神器既已攸归，天位不宜久旷”为由，坚持要皇太子及时即位。于是，顺治帝死后第三天，即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九日一早，8岁的玄烨就在太和殿登极，成为清人入关后第二位皇帝。是日遣官祭告天、地、太庙、社稷，陈卤簿仪仗于太和殿前，陈中和韶乐于丹陛上之东西，陈丹陛大乐于太和门内之东西，因在丧期，俱设而不作。玄烨着白色丧服先到顺治帝灵前行礼，祗告受命，然后换礼服，分别向圣祖母太皇太后及两宫皇太后行礼，升中和殿受执事各官朝拜礼，升太和殿宝座，只鸣钟鼓不作乐，受王公文武百官上贺表，行三跪九叩礼，在诏书上用宝（盖印），宣诏。礼毕，玄烨还宫，再换上丧服。然后颁诏于天下，改明年为康熙元年，并宣布罪犯中非常赦所不可原谅者全部赦免。
顺治帝遗命索尼等四人为辅政大臣，使他们受宠若惊。索尼对诸王贝勒说：“今主上遗诏，命我四人辅佐冲主。从来国家政务，惟宗室协理，索尼等皆异姓臣子，何能综理？今宜与诸王贝勒共任之。”诸王贝勒则以“大行皇帝深知汝四人之心，故委以国家重务。诏旨甚明，谁敢干预”为由，谢绝了索尼的请求。索尼等又奏请了太皇太后，于正月初八日在顺治帝灵前，向皇天上帝、向顺治帝起誓就职。他们在誓词中表示，要“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皂帝大恩。若复各为身谋，有违斯誓，上天殛罚，夺算凶诛”。接着，玄烨即位后，诸王也率各贝勒及文武众臣在大光明殿向皇天上帝起誓：“冲主践祚，臣等若不竭忠效力，萌起逆心，妄作非为，互相结党，及乱政之人，知而不举，私自隐匿，挟仇诬陷，徇庇亲族者，皇天明鉴，夺算加诛。”
尽管在四辅臣中，鳌拜名列最后，但“索尼老病，鳌拜多专政，与苏克萨哈不相能，遏必隆不能自异”。索尼是正黄旗人，他德高望重，但年老体弱，遇事一般持缄默或回避的态度。鳌拜是镶黄旗人，是清初能征善战的猛将，遏必隆与鳌拜同旗，为人庸懦，遇事无主见，共同的利益使他总是与鳌拜站在一条线上。只有苏克萨哈与他们不同，他是正白旗人，多尔衮的部旧，因在追黜多尔衮时反戈一击有功，才被顺治帝任命为辅政大臣的，正由于苏克萨哈是从多尔衮那边分化出来的，索尼等人都瞧不起他，他与鳌拜虽是姻亲，二人却常常因政见不合而发生争论，宛如仇敌。鳌拜虽然屈居第四，但由于资格老，军功高，常常气势夺人。在这种情况下，鳌拜虽居四辅臣之末位，却得以擅权自重，日益骄横，开始走上专权的道路。
客观地讲，鳌拜早年在清初的统一战争中，南征北战，屡建奇功，是功臣也是忠臣。他的叔父费英东早年追随努尔哈赤起兵，是清朝的开国元勋。鳌拜本人随皇太极征讨各地，战功赫赫。他参加过崇德二年（1637）的皮岛战役，因英勇善战，论功行赏，被封三等男，赐“巴图鲁”号。崇德六年，松锦会战中，他“以步战败明军步军营，功最”。八年，随阿巴泰征明，入长城，围北京，攻掠至山东、兖州、临清而返。顺治元年，清兵入关后，多尔衮考核群臣功绩，鳌拜“以忠勤戮力，晋一等子”。随阿济格征湖北，破李自成军，又随豪格入四川，与张献忠战于川北西充，“大破之，斩献忠于阵”。
鳌拜不但是一员骁勇战将，而且也对皇太极忠心耿耿。皇太极死后帝位继承发生问题。他所属的镶黄旗和正黄旗坚定地站在拥立豪格的立场上，继而拥戴福临，在稳定清朝内部的继承秩序方面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多尔衮摄政之后，党同伐异，鳌拜本是豪格的坚定拥护者，又不阿附多尔衮，遭到残酷打击和清洗，有功而无赏、无罪而受罚，三次论死，备受打压。
顺治亲政后，鳌拜可以说是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顺治闻知鳌拜、索尼等人曾经盟誓“一心为主，生死与共”，忠心耿耿，遂对鳌拜极为敬重，视为心腹重臣。从此以后，鳌拜随侍顺治身边，直接参与管理国家各类事务，如商讨本章批复程序、联络蒙古科尔沁部、协和太后与皇帝之间的关系、祭奠过世王公妃嫔、协助会审案狱，并倡议“大阅以讲武”，自教武进士骑射，可谓文武双全，因此在顺治死后，被赋予辅臣大任。
尽管福临接受了乃父的教训，在临死前把身后的一切安排妥当，但当时的大清王朝仍然是问题丛生、矛盾复杂的艰难局面。在军事上，西南的南明永历政权和大西军余部，东南沿海的郑氏政权以及夔东十三家军等抗清力量依旧存在；在经济上，连年战乱，使社会经济严重凋敝，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财政状况十分窘迫；此外，“大兵入关时，明臣迎降，睿忠王权宜任之，故胜国弊政，未尽厘正”。顺治一朝，党争不断，各级官吏不贪污受贿，行私中饱，吏治败坏。因此辅政伊始，以四辅臣为执政核心的清廷还能步调一致，荣辱与共。
在军事上，鳌拜等人还是采取剿抚并重的策略，除了继续顺治朝以来的统一战争之外，鳌拜辅政时期却没有进行什么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辅政开始以后不久，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小朝廷及其支持者李定国部为清军消灭了。康熙二年到三年，鳌拜的弟弟穆里玛等又率军镇压了大顺农民军的余部夔东十三家军。
鳌拜在辅政时期，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恢复经济。在鼓励垦荒方面，除了前述以垦荒对官吏实行考成外，政府也鼓励百姓承种荒地，还发给湖广等地穷民及河南等数省投诚官兵牛种银两，给他们创造条件垦种田地，务农为生。实行了“轻摇薄赋”政策，除了开垦荒地，三年起科之外，他们还十分注意蠲免。另一个重大的举措就是实行“更名田”，康熙七年十月，“命查故明废藩田房，悉行变价，照民地征粮”。这就正式承认了农民在明末起义中获得的部分成果，有利于调动生产积极性。从顺治十八年到康熙七年，人丁共增加228575户；土地共增加140322顷；征银共增加114838两。
在吏治整顿问题。针对晚明遗留下来的弊政，鳌拜等进行了一些整顿和改革，来提高行政效率和官员的办事能力，清除官场恶习。顺治十八年二月革除内官十三衙门，“内官俱永不用”，为有清一代避免宦官干政肃清了道路。同时，谕令有关各部门严查督抚在地方的劣政，对地方官吏“不论满洲、汉军、汉人，应拣选贤能推用，”对能够“恪遵上谕，洁己爱民，奖廉去贫，兴利除害……又能大破情面，纠察地方恶宦劣衿者”分别升迁；能“谨慎奉法，察吏安民者仍留原任”；“行事碌碌，无实政及民者”降调外用；而“徇情贪贿”者要革职治罪。随着这些措施的实行，清朝统治者对全国的统治逐渐巩固。
顺治没有选择宗室亲王担当辅政大任，而是选择了异姓大臣。这也许跟他幼年时期多尔衮专权的经历有关，他不想再出现一位“多尔衮”来操控子孙的天下。但这种辅臣制度难免地会产生分权与专权、君权与臣权的直接冲突。
首先，是辅臣内部的权力斗争。突出的表现就是旗务之争，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是为了适应军民一体的军事需要，但其最大的后遗症就是旗同伐异，从皇太极开始，皇太极不仅将自己掌握的正白旗、镶白旗改为正黄旗和镶黄旗，使其地位日益上升，将努尔哈赤留给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个幼子的正黄旗、镶黄旗改为正白旗、镶白旗，而且把正蓝旗纳入手中，其所代表的三旗势力更是处处压制多尔衮的两白旗和代善的两红旗势力。皇太极死后，黄白旗为争立皇帝，冲突尤为激烈，后来幸而以妥协告终，但彼此成见甚深。多尔衮是正白旗之主，摄政时压制反对他的两黄旗，索尼、遏必隆、鳌拜均曾得罪。顺治亲政，朝局一变，黄旗抬头，白旗失势，黄白旗之间的矛盾一直延续到康熙初年。鳌拜得势后，形成镶黄旗一旗独秀的局面，其他各旗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
其次，是辅臣与君权的争斗。自多尔衮始，辅臣对君权一直都处于对立状态，多尔衮自不待言，多尔衮死后，另一位摄政王大臣。济尔哈朗立即操纵议政王大臣会议抢夺权力，对多尔衮的势力进行残酷打击。多尔衮时期的议政王除济尔哈朗外，其余成员都先后被排挤出去，而代之以济尔哈朗势力为主的一大批新人，几乎所有重大军政决策都出自议政王大臣会议。“清朝大事，诸王大臣佥议既定。虽至尊无如之何。”顺治皇帝摆脱了多尔衮的阴影，又要面对另一位摄政王叔父的咄咄之势。到了康熙时期，鳌拜俨然又成为另一个“多尔衮”式的人物，在皇帝面前“施威震众，高声喝问”，“稍有拂意之处，即将部臣叱喝”。“凡事在家定议，然后施行，且将部院衙门各官，于启奏后常带往商议。”以至当时“文武各官，尽出伊门下”，俨然成了当时的太上皇。
而更重要的是进步与保守之争。清朝入关后，在如何统治中国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顺治帝认为，加强汉化才能使清朝长治久安。而四辅臣缅怀满族的旧制度，旧习惯，主张退回到旧时代中，辅政伊始，他们便宣称要“率循祖制，咸复旧章，以副朱帝遗命”。凡事都要“遵照太祖太宗例行”。经过篡改的顺治遗诏以“渐习汉俗”、对满臣“不能信任”等十四罪自责。顺治十五年，福临曾将皇太极时建立的内三院名号取消，仿明制将大学士改为殿阁大学士，顺治十八年，鳌拜等以不合旧制恢复内三院名色，“设满、汉大学士等，照尚书、侍郎品级”。并下令将制度上“满汉分别、参差不一者，或前后更易、难为定例者”，根据“太祖、太宗成宪斟酌更定”。
同时对汉族则施行高压政策。顺治帝刚去世，江南就发生“奏销案”，结果查出“未完钱粮文武绅衿共13517名，应照例议处，衙役人等254名，应严提究拟”。江南名士，如吴梅村、徐元文、彭孙遹等皆牵连入案。康熙二年又大兴文字狱，稍早“哭庙案”和后来的“明史案”、“逆诗案”都因文得罪，株连甚众，刑罚残酷。对汉族地主知识分子，打击不遗余力。
此外，鳌拜还制造圈换土地事件，借口当年多尔衮将镶黄旗应得之地给了正白旗，而镶黄旗土地不堪耕种，便下令户部重新丈量土地，将蓟县、遵化等地拨给镶黄旗，再另圈土地拨给正白旗。这样做表面上是鳌拜在打击正白旗的势力，实质上是以换地为名，再次掀起大规模的圈地高潮。这正是鳌拜所代表的落后保守势力在康熙初年抬头的反映。它无论对当时刚刚恢复发展的生产力，还是对才建立起不久的稳定的社会秩序，都将产生很大的破坏作
康熙六年（1667）六月，索尼索尼上书请小皇帝遵循先帝顺治14岁亲政的先例，开始亲政。七月，康熙亲政，加恩辅臣，仍命佐理政务。鳌拜大权独揽，仍把持着权力不放，并诬陷辞职苏的克萨哈“背负先帝”，“别怀异心”，罗织二十四条罪状，要把苏克萨哈斩首抄家。康熙不同意，以“核议未当，不许所请”。但跋扈成性的鳌拜在康熙面前挥拳捶胸，疾言厉色，对康熙恐吓要挟，最后连康熙也无法改变鳌拜的决定，结果苏克萨哈被处绞刑。当时在康熙宫廷中的法国传教士白晋记载说，在康熙十五六岁时，四位摄政王中最有势力的宰相（即鳌拜），把持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六部的实权，任意行使康熙皇帝的权威，因此，任何人都没有勇气对他提出异议。此时的鳌拜已经对康熙的皇权构成了严重威胁。
康熙决意铲除鳌拜集团，康熙的祖母孝庄太后具有崇高威望和非凡才智，也鼎力支持，各种势力迅速地倒向皇帝一边。客观形势对鳌拜愈来愈不利，而他还懵然不察。。为避免打草惊蛇，酿成大变。康熙决定不露声色，于是挑选一批身强力壮的亲贵子弟，在宫内整日练习布库（满族的一种角力游戏，类似摔跤）为戏。鳌拜见了，误以为“帝弱好弄”，“心益坦然”，未加戒备。康熙八年（1669）五月，清除鳌拜的时机终于到来。康熙先将鳌拜的亲信派往各地，离开京城，又以自己的亲信掌握了京师的卫戍权。在鳌拜单独入朝时，由布库少年突然擒拿下狱，宣布鳌拜30条罪状，但念鳌拜资深年久，屡立战功，且无篡弑之迹，康熙对他宽大处理，免死禁锢。其党羽或死或革。“声色不动而除巨恶，信难能也”。从此，康熙帝开始实行名副其实的亲政，清王朝的历史又开始了新的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