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血蝙蝠是哥斯达黎加的森林中盛产的一种动物，它们以吸取牛、马等家畜的血为生。但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每次吸血，他们都要花费约20分钟的时间在牛、马身上咬个创口，然后用舌头舔流出来的血。因为牛、马在刺痛中经常会在地上翻滚甚至有可能将蝙蝠踢开，所以有些蝙蝠折腾了一整夜，回来时，肚子仍是空空的。科学家的观察发现，饱腹而归的蝙蝠，在回到巢穴后，会毫不吝惜地将自己辛勤获得的“血”吐出来和同类分享，尤其是因妊娠或哺乳而无法外出猎食的雌蝙蝠，会得到额外照顾，而且这种分享不限于有血缘关系的蝙蝠间。1984年，威尔金森做了这么一个实验，他把前一晚上取食前捕捉到的8只蝙蝠，在黎明前释放到一个白日栖息场所，那里有很多吃饱的蝙蝠，结果发现有5只饥饿的蝙蝠从其他吸过血的蝙蝠那里获得了食物。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把取食之后的6只蝙蝠放到同一地点，没有一只接受其他蝙蝠提供的食物。
“重复博弈”中的合作可以让生物在自然界更好地生存，也可以让人们在社会中更好地生活。
劣币驱逐良币
春夏交接的季节，天气总是让人捉摸不透，然而最让人刻骨铭心的是安徽阜阳毒奶粉事件。一时间，使乳品行业踏进了“冬天”。这一事件使消费者痛心疾首，监管部门也开始发动清剿风暴；但更多的是引起奶制品行业的反省。
陕西奶源基地非常丰富，全国乳业巨头都想要争夺这儿一个主要战场，但是竞争如此激烈的场面竟然也同样受到劣质奶粉的冲击：2004年4月28日，西安市食品部门查获3132箱、共计30.6吨劣质奶粉；更有很多不法分子采用食品添加剂等炮制奶粉，让人不禁毛骨悚然。
一系列劣质奶粉事件被揭发后，陕西省一些正规乳品厂家大都举“规范市场，共筑诚信”的大旗。西安市人大代表、优秀企业家、西安玉山奶粉厂厂长王军愤愤地说：“三年前我就一直呼吁规范乳品市场，但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现在事实证明这个行业到了必须整顿的时刻了，作为3A级信用企业，玉山奶粉厂已通过ISO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企业以诚信向社会承诺，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期间有许多行业人士认为，劣质奶粉泛滥成灾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这一现象的产生。所谓“劣币驱逐良币”(又叫格雷欣法则)，是英国的格雷欣在1559年提出的，它指的是在双本位货币制度下，如果称币值(重量或成色)高的货币为良币，币值较低的货币为劣币，当两者都进入流通中时，良币功能将产生收藏功能而退出流通领域。长此以往，良币将被驱逐，而市场上流通的就只有劣币了。而市场上充斥着劣质奶粉，就好像“劣币”一样，以极低成本吸引了很多消费者，尤其是在农村，其结果是导致“良币”——优质奶粉退出市场。这之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消费者贪图便宜的心理，但主要还在于乳业中的“良币”是不是货真价实、成色十足的优良“货币”；其次，“良币”是否有发挥正常效用的土壤。
首先是投资热度过高引起的无序竞争。据了解，陕西省现在有80多家乳品企业，加上外来乳品企业，有差不多100家，这种局面导致争夺奶源基地非常残酷和激烈。按理说，充分的市场竞争能够使农民增收，可陕西省乳业的竞争却是很明显地具有两面性，因为它在损害企业的利益，又挫伤了农民的养殖积极性，进而增加了市场的风险。因为奶源有限，一方面造成企业之间争夺相当激烈；另一方面因为鲜奶畅销，使得奶户为追求短期利益，质量难以保证。另外就是异地、跨区收购会带来很大的负面效应。
其次，监管缺乏相应的力度，企业维权意识不够强烈。近些年来，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消费者关注的热点。但据反映，一些马路批发市场上劣质奶粉是经常可以见到的，而一些正规企业却无可奈何，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造假者的气焰。
事实上，一切都是靠自己，良币要维持优势地位也是一样。经过此次劣质奶粉事件后，陕西省银桥、关山、玉山、和氏等一些乳品企业作为“良币”的优势逐渐得到了发挥。此外这些乳品企业还积极参与组织一系列公益活动。这些活动得到了社会好评。其实乳品业的“良币”们只要尊重市场规律，加强自身质量，加紧品牌打造，运用合理的竞争手段，提高“良币”的含金量，那么，始终都会是驱不走的优质“货币”。
以上的报道详细地分析了乳品市场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其中，提到了“劣币驱逐良币”这一概念。经济学上有个格雷欣法则：如果市场上有两种货币——良币和劣币，只要二者所起的流通作用等同，由于劣币成本低，人们在使用中往往会选择劣币而后储存良币，久而久之良币就会退出市场，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原理。通俗点讲，当人们手上同时拥有崭新的人民币和破旧不堪的人民币的时候，你在购买物品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把旧钱、破损的钱用出去，或者在同时拥有真币和假币的时候，会优先选择使用假币——那么，可以想象一定时间后，如果不进行强制性肃清和回收，市场上流通的大部分是假币和破损币，即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
在现实中，人也是一样。很多人在单位里投机取巧，偷懒不负责任，但他们有一张巧嘴，在领导面前吹得唾沫横飞，巴结得无微不至。于是，他们往往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和重视，他们就是职场中的“劣币”；而另一部分职工虽然兢兢业业，废寝忘食地工作，却得不到领导的重视。长此以往，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是原本勤勤恳恳的职工积极性严重受挫，在没有工作动力的情况下工作效率开始下降，他们开始看透事实：勤劳、埋头苦干的人往往费力不讨好，而只要学会油嘴滑舌，能投机取巧便能在轻松中获得高回报。于是，他们开始向这方面过渡，最终都演变成为“劣币”。二是“良币”无法接受这种现实，干脆调离此部门，或者直接拍拍屁股走人，到别的公司去打拼。这样，在现实生活中劣币就完成了一次取代良币的过程。别以为一个部门中，有一个“劣币”无关紧要，要知道，古人所云极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如果整个部门的职工被这一“劣币”同化后，那简直就无法挽回了，若领导者希望通过在一堆“劣币”中放入一个“良币”以起到带动整体的作用，但“良币”会处处受到众多“劣币”的压制和打击，“良币”埋头苦干，“劣币”讥笑它是做给领导看，“良币”加班加点带头奉献，“劣币”以为他是为了出风头。到最后，这个“良币”要么成为又一个被同化者，要么被孤立，导致处处碰壁，无法再在这个部门待下去。
若惜是一个资质很不错的女孩。她参加工作后，上门为她介绍对象的人便络绎不绝。公司里的追求者不够十个也够八个。众多的追求者各有各的性格，有的能说会道，很会哄女孩子开心，有的憨厚老实，纯朴善良。若惜很为难，她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男人。其中有一个同事，毫无能力可言，但就是有一张会哄人的嘴，若惜不高兴时他能哄她开心，若惜有心事时他能及时看透，于是若惜感觉和他在一起很快乐。而另一位男士很出类拔萃，心地善良，但就是不善于表达，他以为只要有一颗真爱的心就可以了。最后若惜选择了前者。在追求女孩的时候，往往是能说会道、善于献殷勤、死缠烂打的男性最后赢得“美人归”。这其实也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引申。
可见，“劣币驱逐良币”在现实中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如何才能使“良币驱逐劣币”呢？这是我们迫切应该考虑的问题。
盗版驱逐正版
有一位以贩卖盗版产品为生的人这样描述：“如果我贩卖大麻或海洛因，被逮住后会被关进监狱甚至处死。如果我贩卖盗版产品，能获得更大的利润，却什么事都没有。”
“在菲律宾，50个警察在这边射击，盗版分子在另一边用枪反击；在马来西亚，盗版团伙的人在街上用枪袭击一名警察，结果子弹掠过警察，击中了一名在餐馆里吃晚饭的人。”美国电影协会驻北京首席代表戴马克说。
戴马克每谈起“利益数以十亿计”的盗版，脸上的笑容立即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戴马克反复强调这样一句话“他们是很危险的犯罪分子。”。
在戴马克眼里，打击盗版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行业”：“有人因反盗版而遇害。两年前，我们在马来西亚的一位员工，独自外出工作，而在她的住所，汽车被砸，电脑被偷走，女佣人因为被误认是她而遭到殴打。在泰国，我们的员工走在街上，罪犯从背后袭击，他在医院待了两个星期……在有些国家，罪犯会被……枪毙。”戴马克对中文懂得不多，更不会说，但“枪毙”二字，他运用的恰到好处。
戴马克认为，盗版应该被归入刑事犯罪，而盗版者一经查出应“都关进监狱”。他的观点是，盗版者们之所以没有全部进入监狱，是因为很多国家“有很高层的势力保护他们”：“在马来西亚有很高层；在泰国有很高层……在菲律宾，警察高层卷入了盗版，他们自上而下地保护盗版分子。”
美国电影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全世界盗版率最高的国家是中国，但戴马克依然相信，这些危险的罪案不会发生在中国，因为“犯罪分子们很聪明，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胆敢这么猖狂，政府会摧毁他们”。
盗版虽然在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上述动刀动枪的猖獗现象，但也已经深深地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和正版的发行。正如材料中所言：如果贩卖大麻或海洛因，被逮住后会被关进监狱甚至处死。如果贩卖盗版产品，能获得更大的利润，却什么事都没有，这一现状让一些人禁不住诱惑，纷纷加入盗版行业，牟取暴利。
盗版为什么会如此猖獗，以致于正版都无法与之抗衡呢？
我们可以把其中的原因归咎于管理部门检查力度仍然不够与书贩的贪图小利。
但这都是客观因素，问题的根源在于现时的书价“虚高”，一本《池莉文集》，正版每本要68元，而盗版只需13元左右就能买到；包装非常精美的一套《史记》，正版定价达258元，盗版只需要20多元。很多爱读书的普通老百姓根本无力购买高价的正版，望“价”却步。当他们看到正版与盗版之间的“天价差”时，他们不由自主地选择了盗版。虽然盗版的质量要差许多，但购买盗版也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一份《中关村盗版软件的经济学分析》中，研究人员说：“消费者总是选择他们负担得起的最佳物品。买盗版的消费者实际上就是自发地遵循了这个最基本的经济法则——就成本和收益比较而言，盗版价格(成本)比正版的低得多，使用价值(效用)却相差无几，盗版的性价比如此之高，那么消费者对盗版如此之热衷也就不奇怪了。”
可见，盗版的低价格可以满足普通消费者的现实需求，这就使得正版受到驱逐，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盗版驱逐正版的现状。据报道，2004年广东大圣文化传播公司出版刀郎的专辑《2002年的第一场雪》，其正版发行量400万张，但盗版却达2000万张。
盗版驱逐正版可以说就是一场价格战，正是盗版的廉价吸引了大批消费者，但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其内在的因素。
首先，“劣币”与“良币”表征的产品是同质的。无论是盗版还是正版，它们记录的内容是几乎完全相同的。同样是一个光碟，可能盗版的画质稍有不清，但大同小异，消费者依然可以从中看到他们想看的东西；同样是一本书，盗版可能印刷上稍显毛糙，但读者只要能从中辨认出自己希望找到的字句就已经达到了他们购书的目的。所以，盗版和正版记录的内容是几乎相同的，消费者可以通过选择其中的任意一个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其次，“劣币”与“良币”表征是不同质的，但消费者因所处的知识水平、环境等而无法分辨。盗版的水平越来越高，很多盗版品都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而消费者不是专家，他们很难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可能消费者本想高价购买正版，但却花正版的钱买上了盗版的货。
最后，“劣币”与“良币”表征尽管不同质，但价格差距明显，所以消费者权衡后认为两者综合价值类似。因为盗版和正版所记录的内容相当，而价格差却很悬殊，所以，消费者往往会选择购买盗版。
面对“劣币驱逐良币”，“盗版驱逐正版”的现状，良币靠什么取胜？
其实，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有喜欢劣币的嗜好，谁都想捧一本带着油墨香气的正版书兴致勃勃地阅读；谁都想看画质清晰的正版光碟；谁都想安装正版的电脑软件，提高电脑运行效率。这就呼唤我国的出版行业应该尽快进行改革，以消费者利益为改革的中心，压缩不必要的流通环节，减少流通层次，确实把正版书的价格降下来。另一方面严厉打击盗版，对盗版行业进行严格的监管控制，这样盗版行业的生存空间才可能缩小，直至销声匿迹。
“平权运动”与“逆向歧视”
在博弈论的研究中，有逆向选择的说法，由此可以引申到某些人权问题，也就是我们要说的逆向歧视。我们先来了解一则有关逆向歧视的例子——平权运动。
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伴随着黑人运动和妇女运动出现了“平权运动”的一项政策。其发起者是美国总统约翰逊。他主张照顾少数种族和女性，不管是大学录取学生、公司招收或晋升雇员，还是政府招标，目的很明显，就是反对歧视黑人和女性。
于是，“平权运动”得到了实施，黑人和妇女的大学录取率、政府合同中的黑人中标率也相应的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平权运动”的热点尤其显现在高校录取制度上。有的大学，明确地表示给黑人、拉美裔申请者进行“加分”，或者实行百分比定额制。这种制度的实施，使得美国大学里出现这么一种局面，即各种族齐头并进。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90年代中期之前，这是一个曾经几乎“纯白”的学校，但“平权运动”给他们的校园添了很多色彩：39％的亚裔，32％的白人，14％的拉美裔，6％的黑人和1％的印第安人。
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对“平权运动”产生不满情绪，因为“平权运动”矫枉过正，逐渐形成了一种“逆向歧视”。
打响反对“平权运动”第一枪的是1978年的“巴克案”(bakke case)。
1941年巴克(AllanBakke)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他从小勤奋好学，成绩优异。
1959年他考入明尼苏达大学，开始机械工程的学习。大学毕业后，巴克入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并参加了越南战争。在残酷的战场上，他每天都要面对一些受伤和死亡，于是产生了想做一名医生的愿望。
退役之后，他选中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作为报考院校，因为该校学费比私立名牌大学要便宜得多。
巴克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预科课程，并在科学知识、语言能力、数学等方面出类拔萃。但当他向加州大学戴维分校医学院提出入学申请时，加州大学却拒绝了志在必得的巴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