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4年一年里，液晶电视在全国的销量不到20万台，如此狭窄但却集中着20多个品牌的上百款产品。对于这些二、三线品牌来说，年销量5000台一般都难以达到，根本不能取得什么利润。对于一些企业来说，仅样机的损失就过亿元，投入和收益严重失衡。
此外，他们高价囤进的液晶面板，由于技术更新，价格“高台跳水”，都成了烫手山芋，只有尽快生产、低价甩卖。重压之下，那些较早进入市场的洋品牌也开始招架不住，忍痛大降价，接受中国市场启动期的残酷洗礼。
此时，“液晶电视时代”的吹鼓手——TCL却低调了起来，悄悄地进行产能布局调整和研发新产品，它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在未来取得更大的竞争力。
2005年初，大量的广告使液晶电视市场沸腾起来了，此时“大猪”们纷纷开始采取行动。TCL推出“银狐”、“薄典”两大系列产品，一段时间内，占有率上升到13%，跃居榜首。另外，长虹的“感官革命”、康佳的“大平板、大娱乐”、创维的“六基色”等营销活动也都拉开了序幕。
到2005年9月，TCL、康佳、长虹、创维几大品牌占领了国内大部分液晶电视市场。那些二、三线品牌要么市场份额减少，要么彻底退出竞争。
可以看出在液晶市场真正开始获利时，那些“小猪”们，已经都成了观众。
他们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原因是忘记了——跟随是他们的占优策略。
很多时候搭便车，是小企业理智的选择。智猪博弈是告诫小企业应尽量避免在竞争激烈的领域里孤军奋战，否则只会输得一塌糊涂。
相比之下，1994年的力帆、“宗申”在进军摩托车产业时，表现的相对冷静，而且研发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动机；同样，“华为”进军交换机时，技术也已经相对领先。“皇明”看中太阳能产业时，国内市场还是一片空白，但因为拥有领先的核心技术，而且产品稳居高端，获利当然极高。
所以，只有“有勇有谋”的小猪，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智猪博弈中，小猪的最优策略就是跟随。如果哪个小猪感觉“自己坐着、别人站着，自己吃着，别人干着”有些让自己难为情，或者是想逞逞能，打肿脸充大猪，那么，它的下场是不容乐观的。
以上例子中彩电行业的竞争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在企业之间的博弈中，往往是小猪处于劣势，如果强出风头的话，势必会在竞争中被击败，投资越大亏损越多，飞得越高摔得越疼。
小企业的强出风头就相当于小猪主动去踩踏板，那样不仅无法吃到食物，还会亏损很大一部分生产费用，最终会因为吃不到食物而饿死。
而小企业在大企业背后跟风，抓住时机就可能会从市场上分得一杯羹，赢取一定的利润，这是小猪得以生存的最好方法。
但是，当作为小猪的中小企业在竞争中惹恼了大猪时，那么大猪就会守在食物旁边不去踩踏板。如果小猪饿了，踩一踩踏板，大猪就吃光投出的食物，凭着自身体能的优势，大猪终究会饿死小猪，成为市场的垄断者，然后不紧不慢地独吞食物。
总的来说，小猪在竞争中处于相当的劣势，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最好不要强出风头，最好的办法就是慢慢成长，等自己长成大猪后再去与对手抗争。
搭便车——生活中的“智猪博弈”
“智猪博弈”的结论便是小猪采取搭便车的策略以求得生存与发展，现实中有很多例子可以解释这一现象。
某个城市，大部分的人都喜欢看焰火表演。有人算了一下，这个城市大约有200多万人乐于此事，放半个小时焰火的成本大约是30万，于是你打算以门票1元的价钱举办一个焰火晚会(只有放焰火一个节目)。于是你拿自己的所有积蓄，外加一些借的钱买了焰火，又租了一个露天的体育场，开始你的宏伟计划。卖票工作开始了，第一天，只有区区的几百人，你想也许是活动刚开始，没怎么注意，第二天人减少了一些，以后每天都在减少，你开始思考原因了……
为什么会这样？道理很简单，人们在体育场外，仍然可以看到焰火，而不需要掏一分钱。这样的事情我们就称为搭便车。知道了这个道理，你可能就明白了，为什么以塔为中心的风景点下面总是要建一些寺院；或是塔内可供参观；抑或把塔包含在其他的风景点之内。塔的视野范围很大，很容易让人们搭便车。
另一个“搭便车”情况就是修路，我们看到周围的路大部分都是政府修筑的。
法律规定道路上是不能私自设置路障进行收费的。因此，你修了路，也不能收费。
即使是政府允许你收费，但如果价格定得高，可能别人就会另辟新路；收得低了，赚到的钱不够弥补道路的维修费用。实际情况中，很难将价格定在一合适的水平。有鉴于此，大家都期望别人可以先修路，然后自己做个搭便车的人。
搭便车理论首先由美国经济学家曼柯·奥尔逊于1965年发表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利益和团体理论》(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the Theory ofGroups)一书中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不付成本或少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也就是说，扮演好一个小猪的角色，抓住机遇，坐享其成。
《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战国时期，齐宣王有个人尽皆知的爱好，即非常喜欢听人吹竽，尤其是喜欢听许多人一起合奏，所以齐宣王组织了一支多达三百人的吹竽乐队。那些被挑选入宫的乐师，自然受到了齐宣王丰厚的待遇。
当时，有位名叫南郭的人，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听说齐宣王有这种嗜好，就设法混进了乐队。可事实是，这位南郭先生根本不会吹竽。每当乐队吹奏的时候，他就混在队伍里，很卖力地摇头晃脑、东摇西摆，装模作样地“吹奏”。因为学得惟妙惟肖，再加上是几百人一起吹奏，所以齐宣王根本发现不了他是在滥竽充数。日子就这样过了好几年，南郭先生不但没有露出一丝破绽，还过得十分舒适的生活，因为他有着很高的赏赐。
后来，齐宣王死了，他儿子齐缗王继承，也继承了先帝的爱好，即都爱听吹竽。有一点不同，就是齐缗王喜欢听独奏。
听到这个消息后，南郭先生吓得浑身冒汗，提心吊胆。心想，这回肯定要露馅，如若再弄个欺君之罪，连这条小命也保不住了。所以，还没有轮到他演奏，就已经溜之大吉了。
滥竽充数的故事是一个很经典的“搭便车”的例子。在博弈中，很多弱者都希望得到强者的庇护，并从较强者那里获得一些恩惠，于是就出现了“跟风搭便车”的现象。在商业领域，我们不难发现很多厂家经常会采用“搭便车”这一策略。
当一些强势产品刚刚推出，厂家会极力拓展新的市场。做广告、搞促销，能用的办法都用上了，而且不惜重金，可能会付出几千万的花销。那么弱势厂家在做什么呢？他们也在看时机。当强势厂家经过重金投入，并开始产生回报的时候，弱势者就会抓住机会，开始向市场抛售自己的产品。
我们来看看“神奇牦牛”搭便车的例子。“彼阳牦牛”曾在电视、报纸媒体上做了大量的广告，而“神奇牦牛”恰好窥见了一个不错的行销机会。它悄悄渗透终端，采用终端跟进策略，争取跟着“彼阳牦牛”的脚步走，竟然取得了意想不到销售业绩。“神奇牦牛”的包装色调与“彼阳牦牛”非常相似，只是包装盒面积稍大，但价格较低，其终端展示形象比“彼阳牦牛”更显牛气。所以，“神气牦牛”在几乎没有任何广告花销的情况下赢得了市场。这种情况在生活中屡见不鲜，前几年“伊利”四个圈掀起了一场雪糕的销售热潮，就在这时，一些小企业就开始“搭便车”了。于是“四个圈”被众多杂牌雪糕渐渐取代，“四大圈”、“四个圆”等，包装盒“四个圈”几乎相同，名字叫得也非常相似，但价钱却很低，这对很多消费者都是一种误导。对没有强大实力的弱势产品而言，搭强势品牌的“广告便车”是一条切实可行的策略。
其实不仅仅是弱势企业搭强势企业的便车，强势企业也在“搭便车”。为了迅速普及和推广一个品牌，很多企业都会选用请明星来代言的宣传方式，这种“名人效应”从某一方面来讲，也是一种“搭便车”。
最初的时候，TCL为了打造“国产手机第一品牌”的国际化形象，耗资1000万元聘请“韩国第一美女”金喜善，并力邀国际着名导演张艺谋进行广告拍摄。金喜善美丽、高贵、大方，符合产品本身的特质，同时她的国际化背景是TCL品牌搭便车的不可忽略的因素。在金喜善出演的TCL手机品牌形象的广告中，她只是利用自己的肢体语言和表情表达了她对TCL手机的喜爱和信赖，并没有一句话。这部广告片在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段进行了投放，之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中国手机新形象”的传播语在全国上下得到了较快地传播。所以，邀请金喜善对于迅速打响TCL手机品牌来说，的确是一个明智之举。
不仅在电器等商业中的领军行业中存在“搭便车”的现象，这样的情况在图书市场上也屡见不鲜。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金庸新”、“全庸”、“古龙巨”、“琼瑶着”等作者。当人们买书的时候，往往会以为这些作品是金庸、古龙和琼瑶的原着。因为一般在封面上都会印有某某作者着，而“金庸新”+“着”往往会让读者理解为金庸先生的新着，于是争相购买想先睹为快，其实都上了搭便车者的当。从此以后中国图书市场上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游戏——跟风出版。这个游戏持续许多年，花样百出，成为中国图书市场一道不绝的“风景”。
据调查显示，畅销书占国内图书总量的6.7％，创造的利润则占整个图书市场利润的68.9％。巨大利益的诱惑下，跟风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一本书畅销后，很多相似的书籍就会在很短时间内出现在市场之上。南方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谭庭浩认为，跟风是大众文化生产中一种具有规律性的现象。匈牙利学者阿诺德·豪泽尔在《艺术社会学》里说过，通俗文艺“总是机械地套用某些创作规则，即坚持那些畅销书、红极一时的东西的标准，某种手段一旦获得成功，就百用不厌，不管是否已经用滥了”。的确如此，图书生产一旦进入大众文化领域，跟风就会成为一种时尚。其根本原因在于利益的驱动：因为跟风只是机械复制，只要速度快，就可以获取暴利。
戴安娜去世后一个月内出现了17种关于她的书；张国荣去世一周之内，就有两本纪念张国荣的书面世，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其中一本从组稿到成书仅仅用了5天的时间。克林顿的回忆录《我的生活》中文版“经过近两个月紧张而高效的工作”，即将面世之时，莫妮卡·莱温斯基自述《我的爱情》已经在市场流行了起来，而这本书实际上是2000年在世界各地出版的名为《莫妮卡的故事》的“莱温斯基自传”。伊拉克战争、非典型肺炎、奥运会期间，图书市场上的你争我夺绝不亚于新闻事件本身的精彩。例如，几年前一本《谁动了我的奶酪》得到了空前的畅销，《我该动谁的奶酪》、《谁也不能动我的奶酪》等一系列书出现在了市场上。《哈佛女孩刘亦婷》出版后，很受家长们的欢迎，出版社自然取得了丰厚回报。于是，《哈佛男孩张肇牧》、《剑桥女孩孟雪莹》、《清华男孩章启轩》等一系列图书接踵而来。
作为一部分弱势企业，“搭便车”是他们赢利的有效途径。有时候“搭便车”的结果是“车主”大赚，搭车者小赚，这样自然皆大欢喜；但有时候会出现“搭车者”反客为主，抢占了“车主”原有的市场，这样，“车主”就会想办法赶你下车了。
生活中，“搭便车”的例子更是屡见不鲜。曾经读过这样一则故事。
一位教授在下班后到学校的澡堂冲澡，由于是刚刚下班，所以教授成了洗澡的第一批人。大家都知道刚开始的时候水管里的冷水还没有放尽，谁先去踩踏板，谁就会淋一身冷水，如果大家都不去踩，那么谁也别想洗。这正是“智猪博弈”中的大猪小猪问题，那么谁来充当这个大猪呢？教授终于忍不住踩了踏板，于是冰冷的水呼啦啦地淋了教授一身，冻得他瑟瑟发抖。大家却站着看，直到发现喷头的水开始冒热气才各自踩上了自己的踏板。教授做了一次无私的大猪，而这众多的小猪都搭了个“便车”——冲上了热水澡。
可见，搭便车者很容易在博弈中大占便宜。但有时候严重损害了“车主”的利益，这不得不让我们有所思考了。
首先，不可否认“搭车者”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但这种劣势并不是他们为所欲为的挡箭牌。如果仅希望靠着这样的借口，在市场上大搞跟风销售，到头来不仅会有损“车主”的利益，也会间接伤害自己。
其次，“搭车者”终日做着“搭车”的美梦，而从不抱有自己“买车”的想法，胸无大志，不仅不能使自己壮大，而且会丧失原有的道德。在教授洗澡的例子中，小猪们可能都抱着自私自利的心理，抛弃了应有的道德观，一群强壮的中年人把踩踏板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年逾花甲的老教授身上。可能他们会想，总会有人去踩的，于是悄悄地在一旁等，还窃窃地嘲笑踩踏板者的愚蠢，并且还在为自己的小聪明沾沾自喜，何其悲哀！
再次，当人们的道德都丧失殆尽的时候，就会没有一个人愿意充当大猪与车主。因为他们都看到了搭车者与跟风者的利益简直就是不劳而获，得来全不费工夫，那么谁该去当这个辛苦的车主？可能谁都不愿意去了。
第四，关于“搭便车”现象的整顿迫在眉睫。这并不代表着完全取缔搭便车的现象。便车不能白搭，适当的收费也是很有必要的。曾经就有小报说，有一人从北京搭便车搭到了上海，试想如此远的距离却分文不花，这会助长多少人加入搭车行列中来呢？适当增加搭车者的投机成本，他们中的很多人就会开始努力，使自己成长为“大猪”或者是成为“车主”。此外，道德修养的提高也是很有必要的。有时候“车主”可能会容忍“搭车者”，但若“搭车者”很嚣张，甚至希望反客为主，那就只有踢他下车了，根本用不着客气！
做有头脑的勇士——懦夫博弈
假设在一条笔直的公路两端各有一个司机驾驶着自己的汽车全速前进，如果他们不刹车的话终究会撞得车毁人亡。如果谁畏惧了，把车转到了一边，或者是干脆停了下来向对方屈服，那么他将是这场对弈中的胆小鬼，成为懦夫，而对方将会是一名勇士。这就是所谓的“懦夫博弈”。
让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这一博弈中的利害关系。对于博弈中的两个司机来说，他们都可能会在测试前极力吹捧自己的勇往直前，希望以此来威胁对方，迫使对方在中途停下来认输。但与此同时，他们心中也会顾虑到对方不退让的后果。
在双方的比试中，如果一方退下来，而对方继续前进，那么对方获得胜利，放弃者则很丢面子；如果对方也退下来，那么双方打成平手，皆大欢喜；如果自己没退下来，而对方退下来，自己则胜利，对方则失败；如果都前进，则两败俱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