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夜归的时分，节节走在方圆几里最破败的一片住宅楼里，心情竟是平静的。已经容不得她悲伤了。她必须平心静气地挑一幅担子，蔑视一切重量。妈妈全指望她了。
走到楼下，她长舒了一口气，抬眼看天，找不到星星也找不到月亮，便向远方的大地望去。四面八方的灯光毫无表情地亮着，把她身处的这块黑暗包围了。人间到处有灯火，只有节节生活在黑处。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她和她的妈妈还都活着，心脏在跳，呼吸在持续。
然后节节就上了楼，开门，看见了妈妈。妈妈正歪在床上，看挪到卧室里的电视。自从出了院，妈妈的情绪倒是稳定了下来，但话却比过去少得多，神情仍是木木的，而且人也明显瘦了，原先精致紧绷的一张脸，现在眼眶深陷，颧骨突出，都能看清骨骼的框架了。如果不是成天开着电视，屋子里就会静得可怕。
节节还没叫妈妈，许胜利就先从厨房出来了。他端了一碗面，放到床头柜上，然后说：“节节等会儿，我再给你盛——怎么面试去了这么久？”
因为从以前的公司辞了职，节节只好重新找工作。
她嗓子“吭”了一声，估摸着能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了才开口：“今天去的那个地方，经理是以前公司的副总跳槽出来的，所以没怎么多说就要我了。不过他们知道我的业务直接能上手，所以第一天就开始加班了。”
许胜利“哦”一声，妈妈却也用清脆的声音说：“哎呀，节节以后又要忙了。”
听得出来，妈妈在努力寻找着一种“让人高兴”的腔调。这个发现让节节欣慰了许多。
她更加满不在乎地说：“那怕什么——反正再晚都要回家。”
看来这个家里已经形成了默契：强颜欢笑也比哭丧着脸强。谁也不能给谁的心上再加码了。
等到吃完了面，节节便接了盆热水，给妈妈擦身子。回家以后，经过长期而艰苦的练习，摔得胳膊肘一片青紫，妈妈终于能够自己把自己挪到马桶上，然后再挪回轮椅了。如果不是掌握了这个技能，那就只能麻烦许胜利了。节节实在没法想像妈妈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麻烦男人帮自己上厕所。
但洗澡这事儿还得节节来做。她把妈妈推到卫生间，搬到凳子上坐好——或者说是“放好”——小心地脱了衣服。拿毛巾一点一点地擦下去时，节节竟然一阵恍惚：这是一具多么完美的女性身体啊。锁骨纤细，腰上一点赘肉没有，两条腿又长又直。谁能想象她的下半身是不能动的呢？
一般在擦上半身时，妈妈会舒服得闭上眼睛，有时候还会抗议节节把她咯吱痒了。但只要擦到腿，她的表情便暗下来了。
过了两天，妈妈说想学着自己脱衣服自己洗澡，硬把节节赶了出去。但过了一会儿，节节进去拿东西，赫然看见妈妈的腿上布满了血道，有的是指甲掐的，有的是什么尖利的东西划的，每一道都很深很重。
节节登时明白了怎么回事：在自己面前，妈妈努力表现得平静乐观，但独自在家时就控制不住情绪了。妈妈会焦急、怨恨，于是便会虐待自己的腿。
“叫你们没知觉，我叫你们没知觉！”节节想象妈妈是如何恨着这双让她自豪了半辈子的腿，“你们怎么连疼都不会疼了！”
节节便什么也不说，转身到卧室拿来医药箱，给妈妈的腿涂红药水。刚涂了两处，她便看到一滴眼泪落下来，凝结在洁白的腿上。妈妈赤着身子在哭呢。
“没事儿，没事儿。”节节头也不抬地继续涂药。
妈妈却摸着节节的头发，让她抬起头来，说：“妈妈真是个自私的人。”
节节的语气仍是尽量轻松：“你又胡想什么。”
没想到，妈妈说：“节节你不用宽慰我，就是我自私。我活该。其实以前医生就警告过我了，说我的伤在脊椎上，不能再做一点儿跟舞蹈有关的事儿了，但我就是不听。我老是侥幸：怎么就有那么严重呢？后来还赌气，心想要是跳舞都不能跳了，跟瘫了有多大区别呀？就是有瘾呀，戒不掉，一边强撑着跳，一边还觉得自己挺伟大的——其实伟大在哪儿呀？现在真成这样了，自己还是受不了，而且还拖累你……我后悔呀，那时候要是多想想你，我也就不会这么任性了……”
听着妈妈的话，节节却早已泣不成声了。她又想起妈妈是怎么落下的伤了。
“怪我怪我怪我——”她嘴里地重复着，抱着妈妈的腿拼命揉起来。
真是两个自作孽的女人呀。节节想，到了这个份儿上还要互相惩罚。
过了两天，剧团以前的团长登门了。
这个团长从节节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是团长了。前些年过了退休年龄，但上面还让他继续当。“领导干部”不退，在别的地方都是好事，在这儿却相反：可见“有关部门”早已有了把剧团解散的意思。哪个自寻死路的愿意主管一个即将消失的单位呢？还是让“老人儿”熬着吧。就算底下人拎着菜刀拼命，也是找他拼。
宣布完解散的消息，团长就消失了，两个礼拜不见人影。大家都觉得可笑：“这么信不过我们，怕我们找他闹吗？大家这么多年了，谁会找他撒气？”
而现在，已经不是团长的团长拎着个旧书包，一回来就径直去了节节家。
他看见节节她妈妈，第一个动作是拍自己的肚子：“你看得出来我也是跳舞的出身吗？”
妈妈摇摇头。团长就势在床边坐下：“舞蹈演员我见得多了，你是最敬业的一个。”
妈妈就笑了：“又不是跳得最好的。”
团长说：“跳得好是跳给别人看的，敬业是跳给自己看的。”
说完从书包里拿出一叠钞票：“这是大伙儿的一点意思。”
妈妈赶紧摆手：“这怎么行。剧团的情况我又不是不知道。”
团长止住妈妈：“经济状况不好的我也不找。主要是那几个手头宽裕的。”
原来这老人家这些天跑遍了城市，去找以前在剧团呆过、如今混出了起色的几个人。他们有的是出了点儿名的歌手和导演，有的是转行做买卖的商人。团长挨家挨户地敲他们的门，对他们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化缘。以前都找上级化，现在化到你们头上了。”有些人到外地去走穴或者开会，他就隔一天再去找，找到为止。
然后解释化缘的目的：“团里有几个病号，情况实在是不容易。我们发扬一下革命的人道主义好不好。”
那些人听了团长的话，倒都唏嘘一番。只不过拿出来的钱参差不齐。出手最多的是一个刚在国外拿了什么奖的歌唱家，因为团长上门时，恰巧有电视台的记者正在她家采访。歌唱家一边签支票，一边斜脸对着摄像机流眼泪：“什么叫艺术人生？你们看的是艺术，我歌唱的是人生。”
电视台的小年轻玩世不恭地说：“您还是留点儿眼泪，到直播的时候再往外冒吧。”
然后对准团长，让他说这个歌唱家小时候有多艰难。团长就讲了一个她每天天不亮就吊嗓子的故事——不是鸡叫醒了她，而是她叫醒了鸡！
把钱放到床边，团长又掏出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串“捐款人”的名单：“还不还的总是个人情，你自己打个电话谢谢人家吧。”
妈妈迟疑了一会儿，把名单拿起来看看，话却多了：“哎呀这个人不是美籍华人了吗？怎么还住在中国？还有这个，我们以为他到南方打工去了呢，居然成了老板……”
但过了一会儿，又把名单一撂，指指上面两个人名：“别人的都能要，这两个人可不行。”
团长说：“怎么了？人家哪儿惹你了？”
妈妈苦笑一声：“哪儿是人家惹我，是我惹过人家呀。您忘了，这个跳舞的，刚来咱们团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舞蹈学院毕业的，那业务是没得说，可那时候我为了上戏，天天挑人家的不是，气得人家躲在被窝里哭……还有这个拉提琴的，就为在食堂抢头拨儿冬菜包子，节节他爸给人家开了瓢——我那时候嘴怎么就那么刁，挺着个大肚子非要吃冬菜包子……”
团长伸出一根手指头，朝着妈妈的鼻子晃一晃，就像当年“点”着那个古灵精怪的小姑娘：“你都当妈多少年了？怎么还是一肚子小心思？我哪儿有工夫管你们那点儿磕磕绊绊？再说病号不只你一个，还有好几个肝病的中风的呢，你不要，让人家怎么要？”
妈妈这才没话了。团长站起来，表情却是黯然神伤了：“组织上能为你们做得也就这些了。”
“没组织的事儿。”妈妈说，“我现在哪级组织的人员都不是了。我就谢谢您。”
团长感伤地往外走，看到守在门口的节节，停了停说：“真和你妈妈年轻的时候一样。我简直是看着你们母女俩人长大的。”
节节鼻子一酸，赶紧低下头。
团长拍拍节节的肩膀：“以后就是你受累了。”
节节说：“不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