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育民接受任务已经十天了，迟迟下不了手，因为在感情上总觉得过不去。他十九岁那年在吴佩孚手下当兵，因学过武术而被编入警卫连。不久，遇上第二次直奉战争。有一次，警卫连打得只剩下侯育民和另外两个人，当奉军一颗手榴弹向指挥部扔过来时，侯育民眼明手疾把吴佩孚压在自己身下，结果他背部和左臂受伤，而吴佩孚安然无恙。在北伐战争中，他又两次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吴佩孚脱险，因此成为吴佩孚的亲信卫士。吴佩孚一直把他留在身边。他的妻子是吴佩孚给他娶的，房租费和两个小孩的学费，都是吴佩孚付的。去年，他母亲病了，吴佩孚送给五十块银元，准他一个月假期让他回奉天侍候母亲。侯育民想到这些，总感到不能忘恩负义。但是，他很矛盾。想到侯晓霞与他是同祖父祖母的亲堂兄妹，而土肥原又是个惹不起的大特务头子。
十月十日上午一见面，他们慷慨地送给他三百块银元和一支无声手枪，还许诺事成之后给予他二百五十万日元赏金，他可以无忧无虑、舒适逍遥地度过这一辈子，又感到不好推辞。几天来，他老是做噩梦，不是梦见被土肥原拉去五马分尸，就是被吴佩孚拉去活剐，一觉醒来，吓得满身大汗。他在神情恍惚中，两次闯进吴佩孚的书房，心慌加手软，藏在身上的无声手枪怎么也拔不出来。他到底不是暗杀专家，心有所亏，行有所乱，自然逃不过老奸巨猾的吴佩孚的眼睛。
“十多年来，侯育民对大帅一片忠心，我们也真诚待他，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张佩兰害怕往深处想，但又不能不想。
“不能大意啊！”吴佩孚沉静地说，“你不妨找他谈谈，但一定要讲究策略。”
“让我想想。”张佩兰沉默着，如同一块石头。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她说：“我看这样吧，大帅！侯育民一家住在菜市口的两间房子，是租用我舅父家的。我要我舅父找个什么借口，要侯育民退租，然后我们以关怀照顾的态度，让他一家住到我们这里来。反正这里空着有好几间房子，就把马厩旁边那三间房子让给他住。这样，他即使有越轨打算也不敢了。”
“好！你不愧为我的贤内助。”吴佩孚对她投去赞赏的一瞥。
吴佩孚夫妇这一着很厉害，把侯育民的阵脚打乱了。但也起了物极必反的作用。侯育民心想，主人再好，终究是寄人篱下，而且他对这次搬家产生几分怀疑，更感到吴家不是久留之地。这天，他的岗哨交班之后，又一次与土肥原夫妇见面了。
“吴佩孚对我两次进入他的书房已产生怀疑。”侯育民把搬家的情况说了一遍。他身穿黑布制服，几天来的心猿意马，使他掉了十多斤肉，三十四岁的人，看去仿佛年过半百。
“你两次进入书房，怎么不动手呢！”土肥原脸色严肃，锐利的目光逼视着他。他那语气，仿佛是在审讯罪犯。
侯育民真真假假地回答说：“第一次正准备动手，冷不防他老婆张佩兰闯了进来。第二次，唉！我以为他书房里没有别的人，正要那个，忽然听到两排书架之间有翻书的声响，他娘的！他儿子正在查阅什么资料。”他赌咒说，“请将军阁下再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如果完不成任务，就毙了我。只是在动手前，请霞妹帮忙把你嫂子和两个侄儿转移到安全地方。”
“那没问题，民哥！”侯晓霞的感情与丈夫不一样，虽然也对侯育民两次进入书房落空不满意，但不满意中又有几分同情，“至于如何转移，以后再做研究。”
“你进入书房之前，必须进行细致的观察，认真的分析和判断，不能盲目呀！”土肥原仍心有余怒，“我可以再给你七天时间。今天是十一月二十日，期限到二十七日为止。有话在先，亲戚不亲戚，如果说话不兑现，就是我的亲生父母也不认！”
侯育民心里一震，他壮着胆子说：“这回我用生命担保！我刚才讲了，不成，将军你毙了我！”
“希望不要出现那样一种可悲结局。”侯晓霞有意缓和紧张气氛，“将军之所以把这个特殊任务交给民哥，让民哥运转鸿钧，一是你是我的亲堂哥哥，二是看中了你的机智勇敢和有利条件。妹妹我，衷心祝愿你福星高照！”
俗话说：“是亲有三分相顾。”土肥原想了想，对侯育民说：“如果侯先生还有别的好办法，即使由别人动手，也让你干得二百五十万日元。但是，由别人动手必须比你动手更巧妙，更神不知鬼不觉。”
也许是吴佩孚在劫难逃，或许是杀人过多而终究被人所杀的因果报应吧，他终于为侯育民发财提供了条件。
吴佩孚喜欢吃饺子，有条件几乎每餐必吃。十一月二十四日午餐，他吃到第二个饺子时，夹在馅里的肉骨头渣子，正好嵌入左上边一颗镶有金牙套的槽牙的牙缝里，疼痛难忍。张佩兰急忙派人请牙医来寓所诊治。经牙医检查，那骨头渣子嵌在金牙套与糟牙之间，两者又吻合得相当紧密，无法从中清除，只好将这颗槽牙拔掉。但到第二天，吴佩孚牙痛不仅不见好转，而且颚骨高肿，浑身忽冷忽热，好像患疟疾一般。这时，张佩兰想到那位被人称为伊东大夫的牙医是日本人，怀疑地对家里的人说：“这个日本大夫该不是受人支配的日本间谍，有意害人吧！”
侯育民从张佩兰的话里得到启发，喜上心头。但他却说：“不会，不会！日本政府对大帅这么尊重，谁也不敢起这种歹心。不过，也不能大意。我看，还是另请中国医生来给大帅重新诊断医治吧！”
张佩兰认为他的意见很好。经打听，天津中医郭眉臣是著名牙医，她决定派人赴天津。
赴天津请医生的人尚未动身，侯育民已经与土肥原夫妇见面了。他汇报了吴佩孚牙痛的情况，说道：“吴佩孚牙痛，白天黑夜，他身边不离人，由我动手更加困难了。”他乐不可支地欢笑一声，“但我有个非常巧妙的办法，比我动手更神不知鬼不觉，就是设法找个可靠的牙医，利用给他打针或动手术的机会，施用剧毒药剂，这样万无一失。”
“真是天赐良机！”土肥原兴奋得手在大腿上一拍，“实在是妙！侯先生，我作为你的亲戚，绝不食言，事情成功了，二百五十万日元一分不少。”
“谢谢将军的恩赐！”侯育民想到的是巨额日元，也顾不得对方是亲堂妹丈而失体面，霍地起身，对他深深一鞠躬。
“民哥快回去，你外出的时间长了，势必引起吴家的怀疑。”侯晓霞谨慎地说。
“好，我就走。”侯育民起身，面向土肥原恳求说，“希望行动要快，因为吴家正准备派人赴天津请牙医，如果吴佩孚的病情一旦好转，我们的计划定会落空。”他为日元未到手而心怀不安。
“我们也马上赴天津，那里有我们的牙医。”土肥原说的这个牙医是寺田安一郎，是受他指挥的日本特务。他接着嘱咐说：“请侯先生密切注视吴佩孚的病情变化，随时用密电与我们联系。收电报人是寺田诊所莉君，以‘十’表示病情恶化，以‘一’表示病情好转。”
侯育民走后，土肥原向多田汇报行刺吴佩孚的新方案，他见多田深表赞同，接着说：“吴家对日本医生不放心，为了使他们接受寺田的医治，我想请司令部联络员川本芳太郎陪同寺田去吴家，因为他与吴佩孚的交情很深，川本尊称他为老师，他爱称川本为川本生。”
“可以。除了川本，还可以让齐燮元同往，等会我分别找他们谈话。”多田满腔热情，“请将军考虑，派谁赴天津好，川本行不行？”
“为了慎重，寺田那里，我得亲自去。”土肥原说。接着，他向多田要了辆轿车，带着侯晓霞直奔天津。
齐燮元正值花甲之年，阴丹士林布长衫上套件青缎马褂，很有儒家风度。他是晚清秀才，但又是个玩了三十年枪杆子的军人。他曾出任过江苏督军和苏皖赣巡阅使，一九二四年春夏之间，与盘踞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混战获胜。不久，他与吴佩孚同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战败，两人因此成了患难之交，并结为拜把兄弟。他以后闲居天津老家，潜心研究孙子兵法，准备撰写《三十年军事生涯的胜与败》。还来不及动笔，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他公开投敌，当了北平临时政府的绥靖部长。近两年来，他与吴佩孚都住在北平，两家过往甚密。
“请抚万先生来，有件事请阁下帮忙。”多田客气地说。“只要我力所能及，一定尽力而为。”齐燮元毕恭毕敬。“吴佩孚先生牙病严重，先生知道吗？”多田问。“知道了。”齐燮元点点头，“我刚才去看望过他，病情的确很严重。”“作为吴先生的好朋友，他病成这个样子，真令人难过。”多田显得情真意切，“我已经派川本先生去天津请著名牙医寺田大夫去了。”
“那太感谢了，太感谢了！”齐燮元站在拜把兄弟的立场说话。
“刚才听一位朋友说，吴先生的家眷对日本医生持不信任态度。”多田眉头一皱，“大前天给吴先生治病的是个在北平开诊所的日本医生，因为没有治好，他们就怀疑他是间谍。”
“是的，吴先生的二夫人就是这么看的。”齐燮元说。
“而我去请的偏偏又是个日本医生，我担心吴家不会接受他的治疗。”多田很为难地说。
“司令阁下和川本先生请来的医生，我相信吴家不会有怀疑。”齐燮元不以为然地说。
“很难说。贵国有句名谚：‘一次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所以，思虑再三，为了打消吴家的顾虑，劳驾齐先生与川本先生一道陪同寺田大夫去吴家。”多田用恳切的目光望着齐燮元。
“一定效劳，一定陪同。”齐燮元不胜感慨地说，“贵国政府明确表示支持吴先生与汪先生合作，阿部首相已复信支持吴先生任军委委员长。日本朋友与吴先生之间的情谊如此之深，只希望他早日康复肩负重任，怎么会借治病起不良用心呢？说句不客气的话，这是女人之辈头发长见识短。”他停了停，又说：“我一定陪同寺田大夫去吴家，如果他们有什么顾虑，我负责说服他们，请司令放心。”
至于川本，是多田直接领导的特务头子，而且是亲信。多田把他叫来，告之以真相，作为任务，自然是非完成不可。川本右手的五个指头往手心里一攥，说道：“我一定密切配合，让吴佩孚死在我们手里！”
土肥原夫妇到了天津，才知道寺田已外出，为时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梅津美治郎治牙病去了长春，这可把他们急坏了。好在他每天收到侯育民的电报上都有个“十”字，看来吴佩孚的确是在劫难逃。原来，吴佩孚的牙病经过老中医郭眉臣诊治，服了六剂汤药，仍然不见好转，而且两边的腮帮都肿了，咽稀饭都困难。正当吴佩孚服完六剂中药时，寺田从长春回到了天津。他听土肥原说明来意，见可以获得三百万日元的报酬，喜在眉头笑在心，连夜与妻子利黛子配制剧毒药剂。
十二月四日上午，土肥原夫妇与寺田和扮装成护士的利黛子，兴高采烈地驱车赴北平。下午两点五十分，寺田夫妇由川本和齐燮元陪同，来到吴佩孚住宅。这时，吴佩孚的脸已肿得像个刚出蒸笼的大馒头，喉咙发炎，滴水不进，心摇神荡，昏昏迷迷。张佩兰和她的儿子吴道时正在哭泣，见他们来了，赶忙拭着眼泪打招呼。
“吴老师！我是您的川本生，陪同天津的著名牙医寺田大夫给您治病来了。”川本坐在床沿上亲热地拉着吴佩孚的一只手。
齐燮元俯下身子，关切地说：“大帅哥，我是抚万。寺田大夫是多田司令官特地派川本先生从天津请来的，他医术高明，快请他给你看病吧！”
吴佩孚睁开那肿得眯成一条细缝的眼睛，艰难地点了一下头。
寺田双手掰开吴佩孚的嘴，让利黛子用手电筒往口腔里照了一会，然后权威地说。“耽误了，耽误了！由于牙病没有及时控制，已经引起炎性病变，使牙龈化脓，并祸及咽喉。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施行手术，切开脓包引流。”
“服必要的药物和打针，不动手术可以吗？”张佩兰母子对日本医生仍然存有戒心。
“服药打针，如果在五天前可以，现在不行了。”寺田断然摇头。
“请师母和师弟放心，寺田大夫是个医德医技都很高的医生，还是尊重他的意见动手术为好。”川本劝说道。
“大帅已病成这个样子，再耽误不得了；赢得时间就为他赢得生命，请嫂子和侄儿不要犹豫了。”齐燮元极力劝说。
张佩兰母子俩眼里含着泪水，默然点头表示同意。但张佩兰仍不放心，见利黛子在取注射器，她拿起一支麻醉剂看了看，见玻璃管上用英文写着“奴佛卡因”才放下心来。可是，当寺田从六处切开红肿的牙龈，用镊子夹着药棉，蘸着剧毒药剂，装着清除脓血，在各个切开口反复搅动，又在喉咙口反复擦抹，让毒剂充分进入吴佩孚体内时，张佩兰母子已经完全丧失了警惕。
由于剧毒药剂的作用，吴佩孚进一步处于昏迷状态。当晚十点左右，这个自从一九一五年开始发迹起，曾经连年穷兵黩武，制造战乱，镇压革命，一度使人们陷于生灵涂炭境地的一代军阀，就一命呜呼了。吴佩孚这么一死，他的投降日本侵略者也终于未成事实。
第二天，汪精卫和多田假惺惺地分别发唁电、写悼词，对吴佩孚的死表示“哀悼良深”、“不胜悲痛”。
蒋介石在唁电中表彰吴佩孚“拒绝敌诱，大义炳耀”，并以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和政府名义做出决议，对吴佩孚“追授一级上将”，其“生平事迹，存中央史馆”。董必武在共产党创办的《群众》周刊上，撰文称道吴佩孚“具有一定的民族意识”，“没有出来充当汉奸头目”，“使敌人的诱降遭到可耻的挫败”。
这些发自民族深情的评说，是死者德有应得，还是受之有愧？有待于历史学家做进一步研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