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漆黑的夜。在上海城区，凡是没有路灯的地方，天地接在一起，什么也看不见。气温陡然上升，热得出奇。对这种久晴欲雨的预兆，喜欢在秋夜凑热闹的蝈蝈、蟋蟀、纺织娘最敏感，它们早已寻找到遮风避雨的地方躲藏起来了。整个一一三六弄庭院，沉浸在死一般的寂静里。
晚上八点，汪精卫集团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小会议室举行。天气闷热，又面临盼望已久的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能否在明天召开的恼人问题，人人心情烦躁，脸上布满密细的汗珠，呼吸都感到困难。
“我认为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不能再推迟了。”一阵沉默之后，周佛海以顾盼自雄的神态说话了，“凡是拥护和平运动的国民党员和中国民众，以及日本政府和赞成中日和谈停战的友好国家，都殷切盼望我们这次大会早日召开。再说，这次大会是个纲，纲不能举，目不能张。具体地说，大会不开，政治会议也开不成，国民政府改组和还都南京或建都广州，也是纸上谈兵。”他想到参加全会的人那么少得可怜，在心底里发出一声喟叹，但他能够自圆其说，“代表的确少了一点。但是，我们看问题，总不能离开时代背景。我们正处在烽火连天的战争时期，或者说处在非常时期，绝不能死抱常规不放，以老眼光来看待代表的多寡。从某种意义说，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召开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的代表拥有更大的凝聚力，即使只有一百人，也能代表全党做出一切重大的决议。”他显得谦虚地望了汪精卫一眼，“这是我的一点浅见，对不对，请汪主席裁定。”
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汪精卫，出现一种期待的静默。
“周先生说的不是浅见，你的话，寓意着很深的哲理思想，殊属高见！”汪精卫紧皱着的脸，像用熨斗熨过一样慢慢地舒展开来，“不能犹豫了，大会一定要在明天召开。正因为我们处于非常时期，会议速战速决，会期缩短到只开一天。”他奸笑一声，“为了避免那些不怀好意的人讽刺挖苦，恶意中伤，会后发消息，不报道代表人数，会期可以写成三天。这并不是我们弄虚作假，而是斗争策略。如同古往今来人们评论打仗一样，谁最能蒙蔽和麻痹对方而打了胜仗，就赞颂谁的战略最高明，从来没有哪位军事理论家说这种手段是虚假，是狡黠。”世界上任何人的存在和所作所为，总是有道理的，这也许是人类的天赋吧！
从他喜悦而带有几分倨傲的神色看，他对自己的高谈阔论很自豪。他目光炯炯地扫了大家一眼，把视线停在金雄白的脸上：
“金先生是写新闻的专家，大会召开的消息请你来写。”他没等金雄白回答，就“噢”了一声，“听说邀请你当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还有点犹豫，是吗？”
原来，金雄白连国民党员也不是。昨天下午，当林柏生将与会通知书送给他时，他岂止是犹豫，简直是惊异，是滑稽可笑！今天上午，周佛海找到他，对他说，“你过去不是国民党员，现在可以是，我马上介绍你入党，请填入党申请书。”金雄白大惑不解：“当大会代表不是需要六年以上党龄吗？”周佛海说：“没有关系，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你这个新党员不仅可以马上当代表，而且可以马上当中央委员哩！”金雄白虽然感到这样做很荒唐，但想到将从此扶摇直上，也就高兴地填了入党申请书。
现在，金雄白见汪精卫提起这件事，感到脸上有几分不光彩，担心把事情真相说出去，被人传为笑柄，隐讳说：“开初之所以有点犹豫，主要是感到自己不够资格，后经过周先生的关怀和勉励，我也就不揣冒昧，欣然同意了。至于这次大会的消息报道，我一定遵照汪主席刚才说的精神把它写好。”
“好同志，我们的好同志！”汪精卫称心如意地笑着。他把脸转向周佛海，“下面，请周先生宣读大会主席团主席和成员，以及大会正副秘书长名单。”
周佛海从衬衣口袋里掏出名单，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表示这可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正经地念道：“主席团由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陈璧君、褚民谊、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何世祯等九同志组成。汪精卫同志为中央临时主席，周佛海同志为大会执行主席。公博同志因病、璧君同志因探望卫老太太，都在香港不能与会，明天实际上主席台的是七位同志。全会秘书长由梅思平同志兼任，罗君强、陈春圃、卢英三同志副之。”他若有所思地顿了一下，“开会前，已将何世祯同志向诸位介绍过了。我开始讲话时，卢英同志才到。他现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可能有些同志不认识他，那卢英同志站起来与大家见见面。”
头带黑色宽边大盖帽、身着黑色制服的卢英站起身来，右手举在帽檐上，转动着开始发福的身子向大家敬礼。
“大会主席团和大会职员这样安排，大家有意见吗？”汪精卫照例问了一句。
“没意见！”“同意！”“拥护！”对汪精卫的走过场，大家照例通过。
林先生和春圃负责找各代表团谈话，进行完了吗？汪精卫又问。
“进行完了！”林柏生和陈春圃同声回答。
汪精卫为了使到会的人都有卖国投降的思想准备，开会前三天，由林柏生和陈春圃找各代表团谈话，极力鼓吹汪精卫为了和平事业不畏艰险，从重庆逃到河内遇刺幸免，以及日本政府派影佐等人帮助他脱险，潜回上海的所谓英雄气概，介绍了汪精卫赴东京谈判的主要内容和《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的基本精神；宣传日本朝野一致支持汪精卫在中国收拾残局，建立新的中央政府的大好形势和有利条件；灌输汪精卫“对日本的冤仇宜解不宜结”，“要化敌为友”，“战必大败”，“中国的唯一出路，只有接受日本的和谈条件，实现和平反共建国”等汉奸言论，促使与会者接受和通过汪精卫制定的一系列反动的方针政策。
“各代表团对你们的谈话反应怎样？”汪精卫兴致勃勃地问。“反应很好，大家对汪主席的和平救国主张极表赞成。”陈春圃欣然地说。“大家对汪主席为和平事业冒死不辞的精神深为感动，有些代表边听边抹眼泪。”林柏生显得很激动，装出一副鼻子发酸的样子。“嗯，哦！”汪精卫表情淡然，但很陶醉。过了好一阵，心情才平静下来，望着褚民谊问道：“褚先生！到今天傍晚止，前来报到的代表有多少人了？”“二百三十一人。”褚民谊的话声又低又粗，仿佛勉强从喉咙里挤出来似的。“想必今天晚上和明天早晨还会有代表来，该会超过二百四吧！”汪精卫仰望天花板，像是在祈祷，又像是喃喃自语。
褚民谊心领神会。但他估计不可能再有人来报到。散会后，他以全会筹备组长的名义，通知他的妻侄陈国琦、陈国璋、陈国丰和陈常焘当代表，通知李圣五的妻子、妻弟、表弟和表侄也当代表。他屈指一算，还只有二百三十九人。于是，灵机一动，又把他的妻子陈舜贞和罗君强的妻子孙艳梅也拉来凑数。好了，汪精卫希望超过二百四，多一个也算超过。
已是深夜十二点了，丁默邨、李士群和陈春圃还坐在汪精卫家里，为汪精卫的安全绞脑汁。本来，已经安排一批日本宪兵和特工组织的特务潜伏在七十六号周围，又因沪西一带的租界防务由意大利军队负责，通过土肥原特务机关出面，与意大利驻沪军司令部联系，已派出三十名意大利士兵，在相距七十六号大院半里远、一里远的地方日夜巡逻，已经无懈可击。但是，对汪精卫来说，毕竟目标太大，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势必树倒猢狲散，前途不堪设想。
“为了防止意外，建议汪主席提前去七十六号，最好现在就去，睡在我家里，可以保证您的绝对安全。”李士群语意恳切。“为了防止意外，也建议汪主席比代表们迟一天离开七十六号。”丁默邨的话也出自内心。“不必这样大惊小怪吧！”汪精卫沉思着说。
“俗话说：‘胆小天下可去，胆大寸步难移’，希望六姑爷接受丁、李二位先生的意见。”陈春圃恳求说。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先生！”徐珍深情地望着丈夫。
汪精卫虽然不愿意，但又不能不迁就大家的意见。于是，他带着徐珍、陈春圃、桂连轩和六个亲信卫士，驱车去七十六号，当晚，他和徐珍睡在李士群夫妇睡的床上，李士群和叶吉卿转移到隔壁房间里睡觉。陈春圃、桂连轩和卫士们架几块木板，睡在汪精卫睡房门口的走廊上。
二十八日的黎明，在闷热和波涛汹涌似的乌云中降临。每天从七十六号大院门口过往的市民们，发现它的两扇高大的铁门紧闭，门口高高地搭起一座彩色牌楼。牌楼上端用红色灯泡组成一个三尺来高的“寿”字，满以为住在里面的主人做寿。这正好中了汪精卫一伙的诡计。忽然，大风乍起，牌楼被吹得摇摇摆摆，扎在上面的松枝和彩色纸花颤颤抖抖，红色灯泡战战兢兢。人们望着这凄凉情景，暗自思忖：不吉兆，寿不上。
七十六号的大门整天没有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也就是只有地位较高的人住在七十六号。住在外边的其他人，凡是有小汽车的从后门进入；步行者，先到七十六号西边的华邨巷，接受守在两头巷口的特务检查。昨天傍晚时，特务们以日军将在华邨巷进行为时三天的一项秘密化学试验为由，将住在这里的三十多户市民吓跑，所有的房子成为日本宪兵和特务们的隐蔽场所。华邨巷与七十六号大院只一墙之隔，昨天晚上，特务们临时在墙上开了个两尺来宽、四尺多高的洞作为通道。从这里赴会的人，经过特务的严格检查之后，就从壁洞钻入七十六号，个子较高的人只能弯着腰进。七点左右，集聚很久的雨终于落下来，雨点密得像一铺帷幕，又像一堵呈现出无数斜纹的雨墙。有二十多个没有带雨具的步行赴会者，被淋成落汤鸡。雨一下，气温骤然下降，都冷得浑身像筛糠。好在冷的时间不长，李士群就拿来衣服给他们换了。
雷鸣电闪，接着是一场滂沱大雨。站在会堂四周的五十多个腰插手枪、身着雨衣的警察，笔挺挺地伫立在雨里，经昏暗与闪电不断交替的背景衬托，仿佛一群时隐时现的幽魂。
丁默邨、李士群和梅思平等人早已来到会场。他们见光线不足，把场内的电灯全部开亮。主席台上空，悬挂着一段黄布横幅，上面贴着写在四方菱形白纸上的墨笔大字：“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无孔不入的风，从瓦槽里挤进来，从窗户口冲进来，将横幅吹得飘飘忽忽，有如一片飘零的大落叶。
八点整，全体与会者已进入会场，一齐端坐在一排排木靠背长椅上。接着，召开了二十分钟的预备会议，由梅思平宣读大会主席团成员和职员名单，宣布大会应注意事项和保密纪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没有宣布大会闭幕，任何人不得离开七十六号大院外出。
八点二十分，大会在哗哗雨声中开幕。汪曼云司仪，他生怕雨声嘈杂，大家听不见，伸长着脖子，张开喉咙喊道：“大会开始，全体肃立。主席、大会执行主席和主席团成员就位。”
汪精卫首先起身，周佛海等人依次跟在他后面走上台去，面对孙中山遗像和国民党党旗及国旗，垂手立正站着。汪曼云喊道：“奏国歌！”留声机里传出以《总理训示》为词的国歌声：“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当响到最后一句：“一心一德，贯彻始终”时，静听者们的心胸里都有一种肩负重任之感，觉得跟随汪精卫独辟蹊径很不容易。唯有一个人不同。他就是坐在第五排座位上的年轻的共产党员李时雨。他虽然也深有负重感，但感情迥然不同。他想到的是潜伏在汪精卫集团里，不仅不能让他们有任何怀疑，而且要充分取得他们的信任，及时掌握他们的投降内幕，巧妙地密报给中共中央北方局，任务相当艰巨。
接着，由大会执行主席周佛海领读《总理遗嘱》。这时，汪精卫的思维，伴随着一股自豪和光荣的感情，退回到十四年前的三月十一日上午，北平铁狮子胡同十一号孙中山行馆的病榻前。孙中山因晚期肝癌已经病危，守护在他身边的几个国民党元老和宋庆龄、孙科等人，都希望他留下一篇遗嘱。
中山神志清醒，同意写遗嘱，但说话已经很困难，不可能口述了，他深情地望着宣传部长兼他的高级文学秘书汪精卫，嘴唇动了动，但没有声音。他之所以寄希望于汪精卫，因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汪精卫是他的得力助手之一，特别是在宣传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汪精卫会意，俯下身子对孙中山说：
“我与在场诸位磋商一下，我负责执笔，写好了再念给总理听。”孙中山艰难地点了一下头。汪精卫观点明确，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文思敏捷，不到两个钟头，一篇仅用了一百四十五个字，既概括了孙中山伟大的一生和他的革命学说，又指明了继续革命的战略思想和奋斗目标的遗嘱写出来了。这使孙中山称赞不已，汪精卫一边念，他一边点头。然后他由孙科扶起来，宋庆龄双手托起他的右手腕，欣然在上面签了字。汪精卫也因此捞到了一份政治资本。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渴望成为孙中山的继承人，当上国民党的领袖。但事与愿违，以后他虽然两度出任国民政府主席，但国民党的领袖职务一直没有到手，只在去年四月才当了个副总裁。今天，一定是孙中山在天之灵，念及他汪精卫代写遗嘱的功劳，果然要当国民党领袖了。他想到这里，用激昂的声调，跟着周佛海朗读着《总理遗嘱》，似乎要感动孙中山的英灵，保佑他官运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