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罗马是最乐于向世界开放的城邦。他们愿意把公民权授予一切愿意归顺和在罗马城定居的人，而对于他们出生在什么国度是根本不关心的。不仅如此，他们还允许这些外籍公民享有与罗马人完全相同的权利——不但享有贸易权、婚嫁权、继承权，而且还享有选举权和担任公职的权利。罗马人不仅将这些权利授予个人，也可以授予家族、城邦甚至一个国家。同时，罗马人也把自己看做世界的公民，他们不断向外扩张、拓展和移民。于是罗马的制度也就随着罗马的发展而被世界化了。一方面是罗马走向了世界，而另一方面是世界走进了罗马。这也正是罗马由一个小城邦，迅速成长为称霸一方的世界强国的原因。
为什么那么少的西班牙人可以获得并保持那么强大的宗主权，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惊异。西班牙本土无疑是一株巨大的树干，它的力量远远胜过了兴国之初的罗马和斯巴达。除此之外，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让异族人自由入籍的惯例，但是他们却有一种仅次于授予国籍的方式，那就是他们可以一视同仁地招募各族人进入军队，而且有时候还让异族的人担任高级将领。不仅如此，从西班牙国王刚颁布的国事诏书来看，他们此刻好像也意识到了本土人丁不旺的缺陷。
有的行业是需要长时间坐着并且在室内工作的，比如制造精密的仪器，从它的工作性质来说与军人的性格存在着一种对立性。一般情况下，好战的人都有一点儿懒散的习性，更多的是喜欢冒险而不是劳动。如果要让他们保持着那种魄力的话，那就不要过于苛求他们，试图让他们去改变性格。因而，在古代的斯巴达、雅典、罗马以及其他的国家里，他们使用奴隶，这样一来他们就不用再从事那些劳动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有利条件。蓄奴制在最大的程度上被基督教的法律废除了。最接近于蓄奴的做法，就是让异族人来从事那些行业。由于这个原因，异族人也就更容易地在所在国里生存和生活，从而可以把大多数的本国平民限制在三种行业中——土地的耕作者、自由的仆人以及从事有力而又有男子气概的行业的手工艺者，如铁匠、石匠、木匠等，职业军人还不算在内。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要想强大，那么举国上下就必须把军事作为至高无上的荣耀、学问和职业。前面所讨论的那些事只不过是军备而已，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行动的话，那么军备再好又有什么用呢？罗穆卢斯死后，留给古罗马人一个劝谕，教他们首先应该致力于军事，这样，他们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斯巴达的国体结构完全是为了达到这个意图和目的而建立的，虽然它这样做并不是非常明智的。虽然波斯人和马其顿人也作过这种努力，但是结果不过是转瞬即逝。
高卢人、日耳曼人、哥特人、撒克逊人、诺曼人以及其他民族也都曾有过全民皆兵的阶段，土耳其人直到现在也还是这样，虽然比起过去的要逊色多了。在信仰基督教的欧洲，现在实际上只有西班牙人是这种样子。不过“人人都会从他所最专注的事情中得到好处”，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道理，是用不着赘述的。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希望成为伟大的国家，那么他就不能够离开武力的支持。而另一方面，那些长期以来不断声称要动武的国家，也就创造了奇迹，这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而那些只是在一个时期声称要动武的国家，在很久以后的那段时间内，当他们已经不再声称要动武而且武力已经衰败的时候，却仍然拥有那种伟大。
国家要动用武力时，就需要有一个冠冕堂皇的战争理由或法律和惯例，因为人的正义感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如果没有某些至少是看起来公正的理由，那么人们一般是不会投入一场将导致无穷灾难的战争的。土耳其人通常会以传播宗教作为战争的理由，那是他们随时都可以使用的战争借口。罗马人虽说把拓展帝国疆域视为建立大功的统帅们的殊荣，但并不是说他们只有这么一个对外发动战争的理由。由于这些原因，想要通过武力走向富强的国家就必须做到以下两点：其一就是要对其他国家施加在本国的边境居民、过境商人或外交使节身上的无礼行为非常敏感，并且要及时地对挑衅作出反应。其二是随时准备以最快的速度出兵援助盟国，就像当年的罗马人那样。罗马人的原则就是，如果一个受到外敌入侵的盟国与其他国家也订有共同防御的盟约并分别向多个国家求援，那么罗马人的军队总是最先赶到的，他们绝对不会把这份荣誉留给其他国家的。
至于古人为了某个党派或某个国家的政府性质而进行的战争，我们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证明它的理由是否正当，如罗马人为了希腊的自由而进行的那场战争，又如斯巴达人和雅典人为了在希腊各城邦间建立或推翻民主政体或寡头政体而进行的一系列战争，再如一国或以主持公道、或以提供保护、或以解救其他国家受到专制压迫的国民为理由而发动的战争等。总而言之，一个对寻找战争理由不敏感的国家是不可能走向强大的。
一个人如果不经常进行锻炼，那么就不可能有强壮的身体。同样，无论是君主国还是民主国，每参加一次战争就可以得到一次锻炼。
但这不包括内战。因为内战会耗损元气的，而对外战争才是对国家强大有利的运动。为了准备这种运动，就应当经常鼓励人民崇尚武力的精神。此外，还应当保持一支强大的、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常备军。西班牙人就是这样做的。他们那支训练有素、常备不懈的军队已经有一百二十年的历史了。
成为海上的霸主，就是获得最高权力的一个象征。西塞罗在给阿提卡的一封信中谈到庞培为了与恺撒交战而进行的准备。西塞罗说：“庞培严格地遵循一种真正的地米斯托克利式的方针：他认为，谁控制了海洋，谁也就控制了一切。”而且，毫无疑问，如果庞培不是出于虚荣和狂妄而在平原上与恺撒作战的话，那么他一定会让恺撒疲于奔命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海战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埃克兴之战对那个世界帝国的诞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勒盘托之战则终止了土耳其人的伟大。
海战决定了战争胜负的例子不胜枚举，不过这是在君主或者国家为了支持那些战斗而拿一切来冒险的时候。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控制了海洋的人，也就拥有了巨大的自由，他想从战争中获得多少，就能获得多少。另一方面，那些陆军力量强大的国家，却往往会陷入窘境。在今天看来，对于我们欧洲的各国来说，海上力量的优势是巨大的。这既是因为欧洲的大多数王国并不仅仅是内陆国家、他们的大多数疆界被大海所围绕，同时也是因为不论是东印度群岛还是西印度群岛的财富，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对控制海洋的一种附属品而已。
与古代战争所赋予军人的光荣与崇高相比，近代战争似乎是在偷偷摸摸似的。现在为了鼓舞士气，虽然也设有一些骑士的勋位、勋章等，但是这些东西是不分军民地乱发一气的。但在古代，为了激发人们的勇气，是要在决胜之地树立胜利纪念碑、追悼的颂词以及阵亡将士纪念碑、奖励用的花环与桂冠，就是君主也会借用大元帅的头衔，而出征的将士凯旋、兵员解甲回家时也会得到大批的犒劳。而士兵更为看重的是，古罗马人的凯旋礼，这不仅仅是一个仪式或炫耀，更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极为明智、高贵的制度，其中包含了三重意义：授予将军荣誉，把战利品上缴国库，犒赏全军。但对于君主制的国家来说，那种荣誉未必适合，除非把这些荣誉归于君主本人或他的子孙们，就像古罗马时代多位皇帝的所作所为那样，他们把战役的凯旋礼据为己有，只为他们自己或儿子们所取得的胜利进行庆祝，而对将士们赢得的胜利，则只是赏赐给将领们一些庆功的衣服和勋章而已。
综上所述，虽说人不可能仅凭思考就能够使自己的身高增长一寸，但是对国家政体而言，使国土更广、国势更强则在于君主或政府的能力。因为只要让以上所说的那些策略、规则和惯例得以实施，他们便可以为子孙后代播下强盛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