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交往，也就有责任给予别人有益的建议和意见。相互信任的人之间，所能够托付的，不过只是生计的一部分，如田地、物品、子女、信用以及某些特殊的事情，但是对那些被视之为谋士的人，则是可以把身家性命托付给他的。由此可见，这些谋士也就更有义务保持忠信和诚实。最明智的君主是不会认为，听从臣属的劝告会有损于他们的伟大，或者会贬低他们的能力。上帝本人也并非不接受别人的劝告，而是把劝告作为他的圣子的伟大的名字之一。所罗门曾经声称：“劝告是保持稳定的前提和最好的保障。”所有的事情都一定会有初次的刺激和再次的刺激，如果不把那些刺激置于劝告之上，那么它们就会被扔进在命运的波浪之中，而且会充满了矛盾，充满完成与未完成，就像有一位醉汉在跟随左右一般。所罗门的儿子发现了劝告的力量，正像他的父亲看到了劝告的必要一样。因为上帝所钟爱的王国首先是那些被坏主意给糟蹋得分崩离析的王国，在这一点上，有两种方法总是能够把坏主意给辨别出来，因而对我们是不无教益的：就人而言，年轻人想出的主意往往是坏主意，就事而言，主张暴力的主意就是坏主意。
古人用形象的故事阐明这个道理：君主与智慧是融为一体的，君主是否有智慧与他能否接纳忠言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故事是说众神的主宰朱庇特曾经娶了智慧女神墨提斯作为妻子，也就是说君权总是与智谋联姻的。第二个故事则是第一个故事的延续，是说墨提斯与朱庇特结婚后，不久就怀孕了，但是朱庇特没有等她分娩便将她吞掉了，于是朱庇特自己身怀六甲，最后从他的头颅里生出了全身披挂的帕拉斯女神。
这段看似荒唐的故事中隐藏着一个君主治国的秘诀，那就是君主应该如何巧妙地利用朝廷上的争论。他首先应该把需要决断的事情交给他的顾问们去讨论，这就好比最初的怀胎或者说是受孕，但是当他们所讨论的事情已经在智囊的“子宫”中孕育生长成形的时候，君王就应当及时地让策士谋臣停止下来，而不让他们进行“分娩”，这就不能显示出执行这件事情非得这些智囊不可，从而把他们所讨论的事情收回到自己的手中，并让世人觉得最后颁布的诏书谕旨都是出自君主本人。这不仅显出君王的绝对权威，而且还因为君王的足智多谋，更能够提高君王的声望了。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开放言论有它的弊病，那么我们就应该有相应的补救办法。第一，开放言论会使国家的秘密难以很好地得到保守。第二，众说纷纭常常会削弱君主和国家的权威。第三，难免会有人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提出一些不利于社会的建议。为了防止这三种弊病的出现，法国曾经实行过意大利人所倡导的那种“秘密内阁”制度。把对国政的议论权只开放给少数人。但是，这种制度所带来的危害可能比公开的开放言论的危害更大。
说到保密，我们应该清楚，君主并没有义务把所有的事情都向他的顾问传达，而是可以有所选择的。而哪些是他应该做的事情，他也是没有必要找人商量的，同时也没有必要把他要做的事情都宣告出来。但是君主还是应该小心，不要自己把将要做的事情的秘密泄露出来。至于内阁会议，他们所信奉的座右铭就是：“我充满了漏洞。”一个以泄密为荣的多嘴的人，所造成的危害会多于许多知道有责任保守秘密的人。
的确是这样，某些需要极端保密的事情，应该是除了君主以外，也就只能够让一两个非常亲近的人知道，而那一两个人的进言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这是因为，除了保密之外，他们通常还应该始终如一地按照一个方向的指挥继续下去，而不会受到干扰。也就是说，这应该是一位非常审慎的君主，应该是一个有耐心的能够用手摇石磨磨面的人，而那些参与机密的顾问也必须是明智的人，他们应该是值得君主信赖的人，他们对君主应该绝对的忠诚，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就是这样的人，他在处理最重大的事情的时候，除了把机密透露给莫顿和福克斯之外，从不透露给其他的任何人。
关于君主的权威受到削弱的问题，以上已经给出了一些补救的方法和措施。不仅如此，当君主们主持参议会议时，他的威严与其说是削弱了，还不如说是增强了。从来没有哪个君主，是因为有参议而失去了他所信赖的人，除非某个谋士过于受到君主的倚重或几个谋士结成帮派，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会被发觉并予以纠正。
关于最后的那个弊端，人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才献计献策的。世界上有的人生性忠实、诚恳、质朴、直爽，而不会狡猾奸诈和拐弯抹角，那么君主应当首先笼络这样的忠义之士在自己的周围。此外，谋士们通常不会非常团结，他们往往是互相防备的。因此，如果有谁为君主出谋划策是为了小集团的利益或私心，那么多半也会传到君王的耳朵里。最好的补救方法就是，君主要了解他的谋士，就像谋士要了解他的君主一样：
“君王的德行中最可贵的一点就在于知人善任。”
另一方面，顾问不应该对他们的君主的为人风格过分好奇。一个顾问的真正素质，就是要非常了解主人的工作而不是主人的性格，只有这样他才会给他进言，而不是去迎合他的脾气。君主应该既能够个别地征求顾问的意见，又能够征求他们集体的意见，这样做就是非常有益的。因为顾问在私下里可以各抒己见，而在别人面前提意见则会受到更多的尊重。在私下里，人们会更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言论，和主人推心置腹。而当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多数会受到别人的心境的影响。因而，两者兼顾是非常有益的。在听取低级顾问的意见时，最好是在私下里进行，为的是让他们畅所欲言，而在听取高级顾问的意见时，则最好是在公开的场合进行，因为那样会使他们感到他们的意见受到了尊重。君主在一些事情上想是可以听取进言的，而在关于人的问题上却不能够听取进言的话，那么他将是徒劳的，因为所有的事情就像没有生命的图像一样，而事情实施的关键，则是在于对人的慎重选择。
在对人的选择任用上，如果是以阶级为标准的话，那将是不明智的做法。“最好的进言人就是死人”，正是这个意思。当顾问们阿谀谄媚的时候，书籍往往会说得明明白白。因此阅读大量的书籍是十分有益的，尤其是那些政治舞台上的“演员”所写的书。
现在，许多的议事机关只具有形式上的表决作用。他们只是附和政策而不是参与制定和选择政策，这对政治将是十分不利的。在讨论重大问题时，最好给议事机关一些充分考虑的时间。俗话说：“过一夜可能就会有妙计出现。”例如在关于英格兰和苏格兰是否应当合并的问题，议会就曾经运用这种手法。
在议会决定为一项事业设立专门委员会的时候，任用那些没有偏见、保持中立的人比任用有偏见的人要好得多。但我认为，建立一些常设性的专职机构还是有必要的，例如对于贸易问题、财政问题、军事问题、司法问题，等等。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有一批具有丰富经验的专家，并且需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些专门委员会应当承担审查的责任，以仲裁所管理职权范围内的各种报告和申诉。然后，再把那些有必要请议会进行复议的重大问题提交议会。但是提交委员会讨论时是不能够让过多的提议者参加的，以免形成要挟的局面。
在议会中座位次序的设置，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件关于形式的小事，其实未必如此，因为谁坐在一条长桌上的首席，那么事实上也就是处于一种决策的地位。当君主在主持一次讨论的时候，应当注意，在讨论进行的过程中，不能够事先泄露自己的倾向性，以免给与会者一些暗示或者压力，让参加会议的人不便再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一来，讨论恐怕就只能听到一片“我主英明”的赞美之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