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衞文麿KonoeFumimaro1891.10.12-1945.12.16）出任三届内阁首相：
第34届（1937.6.4-1939.1.5）
第38-39届（1940.7.22-1941.10.18）
近卫文麿（1891-1945）是日本战前公卿政治家、法西斯主义代表人物、发动全面侵华及太平洋战争的罪魁之一。
1891年10月12日，近卫出生在门庭仅次于天皇家的五摄家（即藤原豪族的近卫、九条、鹰司、二条、一条等五家。摄家是具有担任摄政、”关白“资格的门弟）之首近卫家，其远祖中臣镰足是大化革新时期的功臣，曾协助中大兄皇子发动政变，一举诛除跋扈于朝廷的豪族苏我氏，推行大化革新，因功官拜大织冠（大化革新时制订的天皇下最高官职），得天皇赐姓藤原。曾祖父近卫忠熙是明治天皇之父孝明天皇的心腹重臣。父亲近卫笃麿历任贵族院议长、学习院院长、枢密顾问官等要职。
近卫文麿作为藤原家族的嫡流、近卫家250年来第一个由正妻所生的长子，出生之日起即被视作掌上明珠，受宠无度，曾祖父为他出生高兴得连连题诗，其父常在他身上拴着绳子以防跌倒。还在近卫穿学生服的时代，前内阁首相，当时的政府元老、首相推荐人西园寺公望初见他时，也得以”阁下“相称。后来近卫作为政府重臣参加御前会议时，天皇面前人人诚惶诚恐，毕恭毕敬，欠身端坐，唯近卫可以不拘小节，近卫的身份和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在那个封建气息极为浓郁的时代，高贵的血统是近卫登上日本最高政治舞台的资本。
由于近卫家与天皇家如此深厚的渊缘，近卫从小受到”天皇家屏藩“的严格家教与训练，三岁时祖母带他参拜皇室，尊皇尽忠的封建伦理在心中根深蒂固。
近卫的父亲近卫笃麿是个狂热的大亚细亚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首倡”东洋乃东洋人之东洋“理论，并创立东亚同文会。父亲的思想主张对近卫有很大影响。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近卫文麿，同时也接触到20世纪后世界资本主义文明的气息，使他形成了独自的气质。近卫出生的第八天，母亲死于产褥热，直到他长大成人，才知道现在的母亲只是他的继母或姨母（他母亲的妹妹），这使他”开始感到人生不过是谎言的编织物而已“。近卫13岁时父亡，成为近卫家族主，继承了世袭公爵爵位。过早当家立业，促使他形成自负、执拗的性格。他几乎不崇拜任何历史人物，甚至对蜚声日本的日俄战争英雄乃木希典大将和东乡平八郎元帅也不以为然。但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曾担任英国首相的鲍尔弗勋爵，因为鲍尔弗执政前默默无闻、执政后一鸣惊人，显示了卓越的效率和才干。表面看去，近卫文质彬彬、风度翩翩，主张”叫花子也是宾客“，其礼贤下士、平易近人的君子之风为他换取了很好的名声。但实际上，他老练世故，多疑善变，心地冷酷。内心深处隐藏着”根深蒂固的贵族思想“。近卫有几个妻子，他常和孩子们、包括情妇所生的孩子一起嬉戏玩耍，没有多少日本式家长的威严，倒像个美国式的父亲……1909年4月，近卫从贵族院子弟学校中等科毕业后，转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英文科学习。1912年3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后转入京都大学改学法律，1916年，以世袭公爵身份担任贵族院议员。
1917年，近卫从京都大学法学科毕业，同年经西园寺推荐入内务省工作。1919年1月，随西园寺参加巴黎和会。此间，他先后发表《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战后欧美见闻录》等文章，阐述了对国际政治的看法。近卫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既成的强国“与”要求打破现状的国家“间的战争，美英垄断殖民地的现状，”有悖人类机会均等原则“，”德国要打破此种现状，诚为正当要求“，”日本不能不给予深切的同情“，”领土狭小、原料缺乏的日本“，”为了生存的需要，只能像战前德国那样，做出打破现状之举“。他确信，日本”向外扩张，诚为顺乎自然之势“。可以说，从青年时代起，近卫就树立了侵略有理的思想基础，并以此指导一生的活动。
为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近卫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1921年，联络部分贵族院议员，组成宪政研究会，推进了贵族院的”改革“。1922年，任其父开创的东亚同文会副会长。1926年，任东亚同文书院院长。在20年代，他还参与组建火曜会、日本青年会、新日本同盟、二五会等团体，培植势力，扩大政治影响。1931年，任贵族院副议长。1933年，任贵族院议长，进入国家最高权力中枢。
30年代的日本，在世界大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下，经济凋敝，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以军部为核心的法西斯势力，把摆脱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对外发动侵略上，1931年关东军蓄意制造的”九一八事变“，便是基于这样的背景。
军部的扩张主义行径，引起了近卫的共鸣，他撰文赞颂”军部有一个把日本引向何处的明确目标与计划“，认为少壮军人自”满洲事变以来所推进的方向，是我日本必走的命运之路“，当然也是他自己”必走的命运之路“。
1936年，冈田内阁因”二二六“事件垮台，元老西园寺曾推荐近卫组阁，但近卫对发动这一事件的皇道派军人持同情态度，对善后处理感到为难，便以健康原因推辞。其后成立的广田内阁和林内阁，皆因无法控制局面短命而终。林内阁辞职后的1937年6月4日，第一次近卫内阁宣布成立。
虽然想法不同，各怀鬼胎，但无论元老、重臣，还是军部、政党、财界和民间右翼势力，都拥护近卫的上台。的确，高贵的血统，46岁的年华，因有推辞首相之举而给人以无权力欲的印象，近卫的”条件“无人可比。对统治阶级来说，近卫的出马是众望所归。
近卫上台后，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统治阶级各阶层利益的共同要求，那就是大力推进对外扩张。他在组阁当天的讲话中宣称：“我国属于‘非持有国’类型，必须确保我民族自身的生存权力，我国的大陆政策是建立在这个确保生存权利的必要之上的”。新政府负有实现“国际正义”的使命，而“实现国际正义的较好方法，是获得资源的自由，开拓销路的自由，为开发资源所需劳动力移动的自由”。这无异是一纸赤裸裸的夺取殖民地宣言。
近卫上台一个月又三天的1937年7月7日，驻华北日军发动芦沟桥事变，点燃了全面侵华的战火。7月底，华北日军与前来增援的关东军、朝鲜日军攻占了京津地区，并继续向华北腹地进犯。8月13日，日军开辟上海战场。11月12日占领上海，旋即攻占京沪铁路沿线城市。12月13日占领南京，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中国军民30万人遇难。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和广州，半个中国沦陷。
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清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后，近卫及其政府“比军部更主动地扩大和推进了战争”。芦沟桥事变发生后的7月9日，近卫内阁一度决定采取“不扩大方针”。但7月11日忽然声明出兵华北，增派七个师团。“八一三”事变后，近卫内阁彻底抛弃不扩大方针，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对华一击”。到日军占领南京时，近卫内阁的对华强硬态度达到顶点。1938年1月，近卫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同时紧锣密鼓地拼凑亲日傀儡政权。这一恫吓政策失败后，近卫又接连发表第二、第三次对华声明，向蒋介石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和“亲善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所谓“三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