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1885年实行内阁制以来，至2011年12月已产生了95届政府和61位首相。这些政府和首相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甚至决定了日本社会发展的进程，勾勒了百余年来日本政治风云变幻的“点”与“线”。评述历任首相，就是要阐明其思想、政策、行为方式、执政能力及其在历史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系列评述，构成了一部百余年来的日本人物政治史。
政治家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展开其特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而其活动的历史舞台又始终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因此，作为阅读本书的指南，有必要概略地阐明百余年来日本政治体制的变迁及其不同阶段的特点。
1868年，倒幕派志士联合皇室公卿发动政变，推翻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拥立天皇亲政，建立了明治政府，史称“明治维新”。1882年，伊藤博文受命赴欧洲考察宪法，回国后以德国宪法为蓝本着手立宪准备。1885年改太政官制为内阁制，1889年颁布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首次帝国议会。至此，确立了战前日本的政治统治体制天皇制。
《大日本帝国宪法》（俗称“明治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第1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3条），“天皇总揽统治权”（第4条）。这样，日本形式上采用了二元君主立宪体制，实质内容却与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大相迥异。宪法赋予天皇的至高无上权力与封建帝王无别。近代形态的三权分立制度虽然建立起来了，但相互牵制的立法、行政、司法机构不是对国民负责，而是作为天皇的“协赞”、“辅弼机关”存在，分别对天皇负责的。内阁的权力有限，每个内阁成员分别对天皇负责而非对首相负责，首相只是个“领班”，因此若有一名内阁成员辞职，整个内阁必须推倒重来。立法机构国会由众议院和贵族院两院组成，众议院议员通过国民选举产生，显示出一定的近代性，但贵族院是由皇族、华族和天皇敕命的议员组成，两院的地位则以贵族院为上，两院意见相左时以贵族院的决定为准。军部是游离于三权制衡之外的特殊存在，直接归大元帅天皇统领，其“帷幄上奏”权力不容他人染指，当政府不能满足军备扩张的要求时，军部常使出军方大臣辞职或拒推军方大臣入阁的杀手锏迫使政府就范。此外，在天皇的周围，还有元老、重臣、枢密院、宫内势力等惟天皇之命是从的“股肱”。
可以认为，近代日本的国家政治体制天皇制，是天皇这一古代政治的残渣与近代西方政治制度奇妙嫁接的产物，其特点是天皇具有精神和政治上的绝对权威，各种只对天皇负责的下属“辅弼”机构分别行使着国家管理的职能，并向世人展示了一种“多头政治”的虚相。然而，这一政治体制的实质却是，各种“辅弼机关”构成了一个国家统治的同心圆，形成天皇的周边“屏障”。同心圆的运转是围绕着“圆心＝轴心＝天皇”进行的，任何“辅弼机关”都无法摆脱圆心的“磁力作用”脱轨运行。同时，“辅弼机关”作为架设在国民和天皇之间的一道屏障，无论社会发生何种变动，天怒人怨只会撞击到这道“屏障”而不会殃及处于圆心位置的天皇和皇室。一般情况下，天皇并不亲自处理政务，而是由其各种“辅弼机关”行使权力的。但是，内阁的人事安排由天皇决定，“辅弼机关”之间意见相左或国家出现统治危机时，往往靠天皇出面“裁定”，而在对外宣战、投降等重大问题上，天皇的“圣断”具有唯一性。
战前天皇制体制经历了建立、发展和崩溃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政治运行各具特点。
第一阶段从1885年建立内阁制到1898年第三次伊藤内阁垮台，是官僚政治由盛转衰的时期。此间建立的七届内阁，首相是清一色的开国元勋，在政权更迭上体现了萨摩、长州系官僚轮流坐庄的特点，史称“元老政治”和“萨长专政”。
本阶段政治上的头等大事，是制订和颁布宪法，开设帝国议会，建立近代政治体制，这是前三届政府的使命。在政治运营上，由于官僚势力异常强大，前几届政府均标榜“超然主义”，竭力排斥政党于政权之外，对政党发起的运动，采取严厉的限制、镇压措施。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曾通过颁布《保安条例》，打压民主人士，甚至将其赶出东京。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势力日益强大，他们利用在议会中的合法权利及其社会上的巨大影响，以否决政府法案、抨击政府政策、弹劾政府及发动群众运动等形式，不断向官僚势力发起冲击，内阁因此垮台者不乏其例。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迫使政府调整对政党的对策，甲午战争之后，官僚不得不与政党“合作”，官僚政府中出现了政党领袖的身影。
这一阶段，内政上，为加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届政府制订推行了积极的产业、财政金融政策，对甲午战争前后发生的两次产业革命高潮有推动作用，从而完成了轻工业革命，初步建立起近代工业体系。对外关系上，扩军备战，发动了甲午战争。山县有朋首次组阁时发表的“主权线”与“利益线”演说，标志着“大陆政策”成为基本国策。经过精心准备，日本在1894年发动了甲午战争，打败了清朝军队并从中国、朝鲜攫取到巨大权益。战后，日本因“三国干涉还辽”而“卧薪尝胆”，在“战后经营”名义下，为进行新的战争冒险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军备狂潮。随着国势的不断增强，明治以来最为棘手的修改不平等条约谈判取得重大进展。甲午战争后，日本先后与英、美等国缔结了新通商航海条约，废除了列强在日本的治外法权和最惠国待遇，取得了部分关税自主权，在争取国家主权独立的道路上迈出了根本性的一步。
第二阶段从1898年“隈板内阁”建立到1932年犬养内阁垮台，政党政治由兴到衰，此间经历了22届内阁。
1898年6月，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合作组建宪政党，控制议会多数并建立了第一个“政党内阁”，从而打破了内阁制以来官僚专权的局面，揭开了政党政治的序幕。为对抗政党势力，以山县有朋、伊藤博文为代表的军阀、官僚势力，分别采取了军人执政和建立亲政府政党的策略，导演了20世纪初期桂太郎与西园寺公望轮流执政的“桂园时代”。由于日俄战争后民主运动的高涨，军人执政日益不得人心，1912年底，当军部搞垮第二次西园寺内阁并再次推出桂太郎上台时，爆发了第一次护宪运动，桂被迫下台。此后直到第二次护宪运动打垮清浦内阁的十余年间，建立了数届由军人、官僚执政的“中间内阁”和“政党内阁”，呈现出两大政治势力对峙及对峙中妥协的复杂局面。1924年6月，以加藤高明为首相的护宪三派内阁成立，真正开始了战前宪政史上的“政党内阁时代”。但是，政党政治刚一进入“鼎盛”期便急剧衰落，以致在法西斯运动的冲击下，以犬养毅遇刺及其内阁的垮台为标志划上了终止符。
官僚、军阀和政党作为统治阶级中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政治集团，虽然统治手法不尽相同，为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甚至发生正面冲突，但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特别是在重大的内外政策上，完全站在同一立场。
在对外关系上，这一阶段的历届政府坚持追随英美、恃强凌弱的方针，加紧了对外扩张步伐。1900年，山县内阁派兵加入八国联军，伙同列强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1902年，桂内阁签订日英同盟，日本加入了以英美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体系。1904年至1905年，发动日俄战争，夺取了俄国在中国东北南部的殖民地，随后兼并了朝鲜。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隈内阁出兵占领青岛，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迫使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要求。寺内内阁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维埃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通过建立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成为世界霸主。日本为维护自己的地位，不得不暂时屈从美英，按照华盛顿、伦敦会议协议，将山东归还中国，从西伯利亚撤军，裁减陆海军备。但是，日本不甘心充当二等帝国，继1927、1928年田中义一内阁三次出兵山东干涉中国内政后，1931年，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武力占领中国东北，揭开了全面侵华的序幕，同时也加深了与美英关系的裂痕。
在对内政策上，无论以何种面目出现的政府，对20世纪以来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无不推行白色恐怖政策。从第二次桂内阁大规模搜捕、屠杀社会主义者开始，一次次检举运动，使日本共产党及其他无产政党组织屡遭破坏，大批共产党员、民主进步人士受到迫害。另一方面，政府通过铁路国有化、扩大军工企业等措施，加强国家垄断；通过一系列经济政策和法律，保护垄断资本的利益，使财阀势力急剧增长；同时加强了在殖民地的政治统治和经济掠夺。
第三阶段从1932年斋藤实内阁建立到1945年战败投降，是军部法西斯独裁体制建立到覆灭的时期，此间经历了13届内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