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奖励、采纳台谏的话，他们的建议没有不听的，这正符合祖宗设置这个官的意思。如果台谏选得合适的人选总是像现在这样，则陛下只须终身任用他们便可以了。然而臣恐怕从现在起，台谏的话每天都在陛下耳边响起，或言谈小人的过错，使陛下想任用小人却办不到；或者暴露陛下身边的人的罪恶，使陛下想亲近这些人却办不到，逆耳的言论，听起来不可能没有厌倦，左右的人迎合陛下，乘机说陛下奖励任用台谏，是想听到正确正直的言论，而这样带来的弊病，却让陛下不能自由，陛下难道能不在心中感到不愉快吗？臣恐怕那时陛下奖励任用台谏，不会像现在这样倚重了。朝廷中所以辨别善恶的凭借，全在台谏之官，陛下如果讨厌他们话说多了，则为台谏的人，将会闭紧嘴巴，什么也不谈论。君子逐渐远退，小人却日渐上进，天下便会陷入拢乱之中。这是臣所担忧的第二个问题。
以上两件事，是朝廷所应注意的大事。另外，臣还想讲三个与陛下切身有关的三件事：笃于孝敬友爱，勤于学习知识，少一些个人嗜好。陛下现在都已经实践了，不知几年之后，陛下能否像今天这样保持下去。
黄裳又援引唐代魏徵所谈论的十渐以为鉴借，非常诚恳，有几千字之多。又上奏说：“陛下近来所作的事和以前颇不相同，任官授人的事情，许多大臣都不知道，臣听说后，十分担忧，病情也加剧了。”大概当时韩胄已经暗中滥用权力，而宰相赵汝愚尚未发觉，所以黄裳先提了出来。等病情加重时，黄裳经常喃喃自语，说：“五年的功夫，不能在一天里就坏掉。估计我已经做不了什么事了。以后的君子之中，必定有能胜任此任的人。”便口述了一份遗表，然后去世了。时年仅49岁。宋宁宗听说后，十分吃惊，非常悼念，诏赠黄裳资政殿学士。
黄裳为人不计小节，正直、纯洁。每次讲读，都随时随事进纳忠诚之言，上接古人之意，下度当世人情，气平而言语恳切，简练却尽于事理。又笃于孝敬友爱，和别人说话必尽心中之所想，毫无保留。以一书不读，一物不知而感到可耻。推崇贤人，乐于行善是出自天性自然。黄裳写的文章，言语通达，条理清晰。著有《王府春秋讲义》和《兼山集》，论谈天地人伦的道理，人性运命之本源，都是以发扬光大伊、洛学派的宗旨。黄裳曾经和他的同乡人陈平父兄弟在一起研讨学问。陈平父是理学家张的门人，其师友渊源都有源流可寻。嘉定年间，谥黄裳号的忠文。
庆元党禁
庆元党禁，是南宋宁宗庆元年间发生的一桩学案。这桩中国历史上骇人听闻的学界惨案，是由一场政治斗争引发的。
起初，宋孝宗驾崩，宋光宗因有病在身不能为孝宗主办丧礼，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宰相赵汝愚为安定局势，欲立皇太子嘉王赵扩即皇帝位，并想请高宗的皇后，时称宪圣太后，垂帘听政。于是赵汝愚便找知阁门事韩胄，请他去向宪圣太后进奏密议。赵汝愚之所以选用韩胄办理此事，一则是因为韩胄是宪圣太后的妹夫，二则是因为韩胄与太后宫中的内侍张宗尹颇有交情。可让韩胄通过张宗尹将秘密奏疏转到太后手中。韩胄秉承赵汝愚之命，曾两次去太后寝宫，但都被拒之门外。韩胄见驾被阻，正想回府，恰巧遇到重华宫提阙礼，韩胄便把事情向阙礼说了。于是阙礼进入太后宫中，把密奏面呈给宪圣太后，并劝谏太后说此计可行，言辞极其恳切。这样宪圣太后便同意了赵汝愚的提议。阙礼从太后宫中出来后，便把消息告诉了韩胄，韩胄又立即骑快马向赵汝愚报告。当时天色已晚，赵汝愚急命殿帅郭杲派兵连夜分守南北内宫，以防不测。第二天，宪圣太后亲自参加了孝宗的葬礼，然后便垂帘听政，传下懿旨，命皇太子嘉王即皇帝位，号为宁宗。
宋宁宗即位之后，赵汝愚与韩胄两派政治势力的矛盾斗争便开始了。
先是韩胄向赵汝愚邀功，赵汝愚说：“我是皇帝宗亲，你是皇太后的亲属，是为外戚，我们都与赵家王朝有亲戚，怎么能谈论邀功的事呢？我看倒是那些为立宁宗出力的大臣应该奖赏。”于是将象征兵权的节钺授给了郭杲，而只封韩胄为宜州观察使兼枢密都承旨。这样一来，韩胄便对赵汝愚怀恨在心了。虽然宰相赵汝愚没有重用韩胄，但是韩胄却因为曾为立宁宗时传递出太后懿旨，而得到了宁宗的宠爱。小人得志便猖狂。韩胄自受宠以来，一有机会，便在大臣们面前耍威风摆架子。待制朱嘉见韩胄一副小人表现，便建议赵汝愚说：“应当厚赏韩胄，给他个空头的封号，然后疏远他，不能让他在朝中为官。”可是赵汝愚没有在意。右正言黄度见韩胄如此狂妄，想弹劾他，但事情被泄露出去，黄度被韩胄抢先参了一本，被贬出京。朱熹见状，上奏韩胄奸诈。韩胄大怒，就指使一个伶人，戴着一顶高高的帽子，穿着宽阔袖子的衣服，装扮成大儒样子，在皇上面前丑态百出，来嘲弄朱熹。气得朱熹无可奈何中只得请求辞职。吏部侍郎彭龟年原要与朱熹一同弹劾韩胄，见朱熹去职，便上书言说，请留下朱熹而应放逐韩胄，不久，又被韩胄排挤出京，做地方官去了。自此，韩胄便掌握了朝中大权，并被宁宗视为肺腑之臣，虽职务不高，只是保宁军承宣使提举佑神观，但权倾朝野，威势要在宰相之上。
白玉龙纹带环大权在握的韩胄把持朝政之后，更加有恃无恐。有一个叫刘的人，曾与韩胄同知阁门事，颇以读点书自负。先前，在赵汝愚与韩胄商量要让光宗禅位给宁宗时，他恨赵汝愚没有找他共议大计，于是便挑唆韩胄说：“宰相赵汝愚想独揽大功，你岂只是得不到奖赏，我担心你将来有被贬出京之祸。”韩胄本对赵汝愚不满，听了这话，便请教说：“怎样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刘说：“可以让你的亲信做御史台的课官。”韩胄问：“怎样才能把我的人安插进去？”刘说：“可以不通过宰相，让皇帝御笔亲批。”韩胄于是便采纳了刘的诡计，让他的亲信刘德秀为监察御史，杨大法为殿中侍御史，刘三杰为监察御史。从此，能向皇帝进言的人，都换上了韩胄的私党。一切准备完成后，韩胄便向赵汝愚下手了。然而他想罢免赵汝愚，却苦于找不到借口给人定罪名，他就去找右宰相京镗商量。京镗说：“他赵汝愚是皇上的宗亲，可以诬告他以谋略危害国家。”于是韩胄就指使右正言李沐上书，声称与皇帝同姓的人做宰相对国家不利。赵汝愚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罢去了宰相之职。
韩胄搬倒了赵汝愚之后，为了彻底打击赵汝愚一派的势力，又诬蔑朱熹创立的新理学是伪学，并指使何淡、胡对新理学肆意攻击。何淡扬言，伪学当彻底清除，不仅要打倒伪学的罪魁祸首赵汝愚，还要扫清赵汝愚的余党。胡更是上书，言说赵汝愚有十大罪状。于是白色恐怖笼罩了朝野上下，而韩胄大行“指鹿为马”之能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庆元学案，由此而发。留正过去曾当众侮辱过韩胄，韩胄便指使刘德秀诬告留正是伪学一党，被罢免远放。吏部尚书叶翥邀侍郎倪思一同写文章批判伪学，倪思不从，韩胄便提升了叶翥，而罢免了倪思。一时间，台谏之臣都违心地迎合韩胄，大批伪学，然而这些官员们又惧怕社会舆论，谁也不公开地点名批判朱熹。韩胄心里很不高兴。有一个叫陈贾的人曾攻击过朱熹，韩胄便提升他为兵部侍郎，想以此让朝官对伪学群起而攻，可这个陈贾却拒绝上任，弄得韩胄大丢面子。直到他的死党刘三杰上书，说旧日的伪学之党，如今则变成了犯上作乱的逆贼，韩胄才转怒为喜，当即提升为右正言。一时间，趋炎附势者纷纷登台出场。王沇献建议给伪学者记名造册，姚愈建议降旨严禁伪学，还有施康年、陈谠、邓友龙、林采等，都因批判伪学得到韩胄的重用。而在庆元党禁中获罪的多达五十九人，更有甚者，宰相赵汝愚被贬永州途中，更被韩胄指使衡州太守秘密处死。
韩胄的倒行逆施，引起了朝野上下的极大不满，虽然朝中的官员大多敢怒而不敢言，可在野的老百姓则舆论哗然。庆元六年（1200年），婺州布衣吕祖泰就上书，极言道学不可禁，并强烈要求处斩韩胄。这时韩胄迫于舆论，更担心“后恐不免报复之祸”，伪学之禁才逐渐解除。
朱熹在《斋居感兴》中说：
东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纲。
西园植奷秽，五族沈忠良。
青春千里岁，乘时起陆梁。
当途转凶悖，炎精遂无光。
便是借咏史来讲述党禁之祸，揭露权奸误国。
小说话本的流行
白话小说始于“说话”的“话本”。“说话”是古代城市中的一种民间技艺，以讲述故事为主。从事“说话”的艺人称为“说话人”。所讲故事的底本称“话本”。这种技艺最迟在唐代就已出现，至今还保存下来诸如《叶净能话》、《唐太宗入冥记》之类的早期话本。宋元时代，随着城市经济的更加繁荣及市民阶层的逐渐扩大，适应市民阶层文化娱乐生活需求和审美趣味的“说话”技艺空前的发达起来，成为当时主要的文艺形式之一。说话人向听众讲说（间有吟唱）故事，事先有一个文字简略、往往只记录唱词和主要故事情节的底本。一些“书会才人”常常将这种底本加以增饰润色，写成专供人们阅读欣赏的书面文学作品，这就是我国最早的白话小说。它在文言小说之外，又开辟的一种更具生命力、大众化的小说新形式。
话本在体裁上具有不同于唐传奇和变文的特色。说话人为等候听众，并稳定早到听众的情绪，于是汲取变文里押座文的经验，在正文之前吟诵几首诗词或讲一两个小故事，以便延迟正文开讲时间。因而话本里有了“入话”或“得胜头回”、“笑耍头回”等名称的内容。这些诗词、小故事大都和正文意思相关，可以互相引发。说话人为渲染故事场景或人物神态，往往还在话本中穿插骈文或诗词。话本的故事情节大多曲折、生动，引人入胜，人物性格十分鲜明。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通俗而传神。结尾又常用诗句总括全篇，劝戒听众。短篇话本篇幅较短，说话人可一次讲完。而长篇话本为了便于说话人吸引听众再来听讲，则往往选择故事引人入胜处突然中止。这成为后来章回小说分回的起源。
从种类上看，宋元时代的“说话”及话本大致分为四类：一、小说：又名银字儿，专门敷衍有关“烟粉、灵怪、传奇、朴刀杆棒、发迹变态”等内容，演述短篇故事；二、说经：讲述宗教故事；三、讲史：演长篇历史故事，又称“平话”；四、合生：指物为题，应命成咏。四类中以“小说”与“讲史”两类最重要，其中的“小说”类，因其题材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内容新鲜生动，形式短小精悍，因而最受群众欢迎。
宋元“小说”话本，仅据宋代罗烨《醉翁谈录》所载就有一百多种。现存的约有四、五十种，主要收录在《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熊龙峰小说四种》以及冯梦龙编辑的“三言”中。这些短篇话本小说，多以城市现实生活为题材，广泛地反映了宋元时代的社会风貌，给古代小说创作注入了新鲜血液。从内容上看，以爱情婚姻和侠义公案两类作品最多，成就也最高。其中有许多优秀之作。《碾玉观音》描写裱褙匠的女儿璩秀秀和碾玉工人崔宁的个人遭际，敷演他们为追求爱情、建立幸福小家庭而惨遭迫害的悲剧，揭露和控诉封建统治阶级对小手工业者的剥削、压迫与人身摧残，讴歌秀秀坚强不屈、至死不渝的反抗精神。人物性格塑造得十分成功。《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写富商的女儿周胜仙主动追求开酒肆的青年范二郎，虽因遭父亲阻挠与情人误解而两次死去，但其鬼魂仍然不懈地追求，生动地反映出当时女性民主意识的觉醒。此外，《快嘴李翠莲》、《志诚张主管》、《鸳鸯灯》、《杨思温燕山遇故人》等，也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爱情婚姻问题，塑造出了各具特色的女性形象。宋元话本中的侠义公案作品，较著名的有《错斩崔宁》、《简帖和尚》、《错勘赃》、《合同文字记》及《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等。它们通过描写公案讼狱事件，反映了复杂的社会矛盾，揭露了现实的黑暗与官吏的昏愦，表现出对被摧残者的深刻同情和对反抗者的热情礼赞。这些作品往往描写细致，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宋元“小说”话本中还有一些搜奇录异的作品，如《西山一窟鬼》、《洛阳三怪记》、《定州三怪》、《菩萨蛮》、《三星度世》等，宣扬神鬼迷信、宿命论思想，糟粕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