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同质认同与差异认同。同质认同是指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所有的文化都必然消除其内在的价值差异性而走向同一个点，即共同的、西方取向的、以英语为基础的文化价值系统。在今天，也就是认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世界。同质认同的发生既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有关，也与不发达国家的人对自身价值的认同毫无信心的自卑心理有关。在同质认同的一方看来，自己已有的价值认同与发达国家价值认同相比是落后的，当自己走向经济全球化这个交往平台的时候，就不应该固守自己落后的价值认同，而应该认同那些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来自发达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因此，在这种观点看来，一个国家和民族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向西方价值文化趋同并最终走向同质的过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我们承认自己落后，那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价值？而这样一种结果，恰恰是迎合了西方发达国家对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渗透的需要。其实，这里的问题关键不在于能不能认同西方价值的问题，而是一个认同的方式问题。其一，认同的前提是这些先进的价值理念对我们自身的发展有利，离开了这样一个前提，就会因为自我认同的缺失而迷失自我，甚至丧失自尊，这样的认同恐怕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愿看到的。其二，对西方价值的认同只是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价值发展的“相同”的一面，但是，经济全球化对价值认同的影响除了这一方面之外，还包括价值观的多样化的一面，二者共同构成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价值认同的文化景观。其三，对西方价值认同并不一定与其完全相同。因为任何价值观念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它是对该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西方的价值观念有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基础，对这样一种价值观念完全接受下来，而不去考虑自身社会的现实和文化背景，这是一种没有“根”作支撑的价值认同。即便是这种认同是代表了一种价值发展的方向，但也有一个价值的本土化过程。差异认同是指认可、承认、包容了价值差异的价值认同。差异认同的前提是不同认同主体的“共在”。经济全球化在当代的发展将人类送入到一个崭新的异质主体共在与共生的时代，在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而展开的交往平台中，存在着多种异质主体，这里面既有个体主体，群体主体，也有类主体；既有民族国家主体，也有非国家主体。在他们之间形成了多重复杂的交往关系，不仅有个人之间、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交往，而且也有个体与“类”主体的交往；不仅有民族国家行为主体之间的交往，而且还存在着民族国家行为体与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的交往；不仅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交往，而且也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往，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当今的交往出现了交往主体的复杂性和多样化。交往主体的多元化，造成了人的认同多样化。多样化认同的共在，形成了一个类似于阿伦特提出的“公共世界”，这种公共世界的存在，昭示并凸显了当今时代人类生存与活动所具有的全新的公共性认同特质，并要求人类将“共生”视为自己的一种新的生存选择，以及人类最文明、最具现代意味的合作关系和生存与生活方式。共生凸显的是人类利益的一致性以及互联性，正是这种利益的一致性和互联性，使人类成为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的相互存在、共同发展的整体，共生的现实必然客观上要求形成一种世界性的共生性社会理念。这种世界性的共生性的社会理念就构成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共生性的价值认同。构建这种共生性价值认同，显然不能用消除认同多样性的办法，更不能采取将一种认同主体的认同强加到另一个认同主体身上的办法，而应该采取不同认同主体之间的不断对话的方法来确立这种共生性的认同理念。但是，要想求同必先辨异，这是对话得以延续的先决条件。按照这种理解的话，我们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来谈论不同价值之间的对话，需要秉承一种“由异求同”或“求同存异”的对话宗旨。这是因为：既然承认每一种价值认同都有它们各自不同的生长环境，面对着不同的社会、文化“问题域”，因而属“异质认同”，那么，当我们承认这种差异的时候，实际上也就认可了每一种认同存在的合法性。按照这样的理解，对话首先就是在不同认同中间进行比较。从哲学的角度看，比较是为了求得一种共生的公共性理念而需要的一种宽阔的理论视域，即在理解这种公共性理念的时侯，不能仅仅把眼光局限在认同的一方，而要以另一认同方的认同所提供的研究视域为参照进行思考。从对话各方的关系来看，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我—它的关系，而是我—你的关系。所谓我—你的关系，即主体之于主体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超越人之于他者的认识和实用关系之上的“会合”、“相遇”关系，是将其他对话主体视为一种与我一样的另一个主体的关系。在这种“我”与“你”的对话中，既不存在一些人担心的那种对话中的话语霸权，也不存在那种对话中的失语，而是“我”与“你”在相互的交流过程中，双方互为“倾听”并有着自己的“发言权”；最根本的，对话需要相互之间的理解。由于对话双方都肩负着指引人类发展未来路途的使命，应该通过交流、对话、协商，把握自身与社会发展的一致性方向；从对话的结果来看，对话的结束必然意味着一种共生的价值认同形成。但是这种共生的认同反过来又是能够包容差异的。当然，就对话本身来说，并不是一劳永逸的。相反，一种认同形成的共识，往往要经过反复的、多次的对话才能达成。
第三，事实认同与建构认同。事实认同简单地说是指实际上已经存在的价值认同，换言之，是指对既有或者曾有的自然、历史、道德、价值模式等的认同。这种认同秉承的是一种“凡是现存的就是合理的”的理念，实际上是把认同看作是一经形成就永远如此的一种存在。这种认同形成以后，人宁愿相信这种认同是永远如此，也不愿接受任何外来价值的介入。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这种认同通常表现为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价值认同。狭隘的民族主义价值观是一种种族主义的价值观，这是一种自恋式的认同方式。这种认同方式将自己所生存的环境看作是整个世界的中心，其认同是全人类最先进的楷模，它具有普世皆准的意义，因此，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以“我”为中心向世界不断扩散的历史。当两种价值认同相遇的时候，往往表现为用一个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认同来与其他民族认同相对立，并以自己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认同来排斥其他认同。事实认同也通常表现为一种复古式的认同方式。复古式的认同实际上是对自身已有的事实认同的强化。从表面上看，当一种本土价值遇到外来价值的时候，对自己已有认同采取固守态度好像是抵制外来价值认同的正确选择，实际上它恰恰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昭示着对西方价值的强烈认同。因为，当一种价值认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冲击甚至被解构的情况下，如何看待事实认同就成为众矢之的，它要么被西化派口诛笔伐，要么被保守派冷嘲热讽。对于一些落后民族而言，每当论及本土价值认同的时候，总是无法摆脱殖民话语对本土认同“他者”地位的预设，进而无法从整体上认识这种认同的传统并在自主的立场上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建构认同是指人们的认同不是预成的，而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和不断构建的。就一种认同来说，既然它是一种求“同”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同”是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对作为认同主体而存在的人的本体论基础的“同一性”的追寻，它与近代理性主义所追求的抽象的同一性不同，主张从人的实践活动中通过不断的建构而生成。而一旦这种认同生成，它就成为人们所共同认可和接受的东西，也就通常表现为一定程度上的稳定性。不过，由于认同本身又是一个不断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这样，对于价值认同来说总是又表现为一定程度上的连续性。但是，认同虽然是一个求“同”的过程，却又是一个在社会的流动性、断裂性所表现出来的人的价值发展过程中的多样性展示、流变性呈现和断裂性改变中来生成的。其一，价值的多样性存在本身就要求不能把价值认同看作是一个封闭的过程，而应该看作是多种价值因素的对话、吸收和融合的过程；其二，价值的流变性呈现表明价值认同的稳定性本身就是在这种流变性中孕育生成的，所谓变与不变这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所以，认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价值认同问题，本身就要求我们掌握好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既要学会求同存异，又要懂得异中求同。其三，价值的断裂性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一种认同的中断，实际上，这种价值断裂并非完全是指价值认同发展过程中的非连续性。
在我们看来，断裂本身也是一种认同，只不过这种认同是以一种否定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罢了。由于认同的断裂又通常表现为认同的危机，因而我们可以从认同与危机的关系中来把握价值认同的断裂问题。在价值认同与价值危机的关系上，如果说价值认同是指一种包含差异的肯定的状态的话，那么，价值危机只不过是价值认同发展和演化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否定性状态，并构成价值认同发展的内在环节。因此，在价值认同上，无论是交往活动中的哪一方，对那些历史的或现实的认同存在，都不能固守其不变性或者当作落伍者完全抛弃，而应该把它作为构建新的价值认同的参照，在此基础上创新价值认同。
和谐社会背景下当代公共性问题的探讨
董嫱嫱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构建和谐社会能力”明确列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在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第一次被提升至国家层次而具有普遍性意义，显示出我们党具有高度的理论创新意识和实践应对能力。
回顾历史，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布局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局部展开，一系列社会问题日益凸现出来，诸如城乡问题、区域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社会道德问题等，使得社会发展的风险系数不断增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攻坚阶段。正是在这样一个重大历史关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脱颖而出，可谓异常及时而又难能可贵。
所谓和谐社会，即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社会主体间利益协调，功能完备的社会，是以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为基本前提的。从社会的利益格局来看，双赢互利，这是和谐社会的要旨，同样也是对“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通俗地说，和谐社会也就是使构成我们社会的各方、参与我们社会发展的各方，如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经济和社会、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都能获得双赢互利，而不是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要想实现社会的有机和谐，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就应当在降低社会风险的基础上，提高社会自身的公共性。
一、公共性问题的产生和概念
（一）公共性问题的产生
近代以来的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过程，也是一董嫱嫱，女，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05级博士研究生。
个由公共活动领域和私人活动领域合一到分离的过程。公与私的区别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尤其在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社会治理模式由以前农业社会的统治型治理模式向管理型的治理模式转变，人们活动的公私界限日益明显，社会公共事务日益增多，国家机器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日益增大。人类生活分化为公共活动领域和私人活动领域，人与人之间的公共事务的增加，必然产生彼此之间的公共性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价值多元化的当代社会，人们的公共活动领域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比如公平竞争、价值观危机、人权丧失、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消除贫困、可持续发展、公共安全、恐怖活动等公共性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公共性已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代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