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发展银行是一家虚弱不堪的企业。按照有关报表，到2003年年底，广州发展银行五级分类口径下的不良贷款为357亿元，不良贷款比率18.53%，拨备率不足 3%，资本充足率则只有3.87%。其中可疑与损失类两项合计超过200亿元。标准普尔2005年的评级是CCCpi，居国内银行业倒数第一。理由是资产质量差、贷款集中度过高、利润率低，以及资本不足。广州发展银行背负省内金融机构的政策性包袱，负担危机重重的中银信托投资公司，除了几家分行保持赢利外，大多数分支行均告亏损。广州发展银行承接包袱换来的是央行批准其在全国六大省会城市设立一级分行，成为一家拥有全国牌照的银行，同时也在广州发展银行与财团的谈判中成为最重的砝码。广州发展银行需要一家兜底企业，而急于获得中国市场和金融牌照的外资是最好的选择。自从花旗银行“特批”掌握广州发展银行控制权之后，人们关注的是，花旗银行给广州发展银行带来了什么变化。忘记不愉快的过去是人类的天性，而逼着投资者发挥善良、善忘的美德，也是一种特色。
中国银行业在引进外资之后，到底收获了什么？是引入外资的结果，还是优惠政策与国民贡献的结果？
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高了。不过，与其说这是外资的贡献，不如说主要是财政部和汇金公司的贡献，也就是全体纳税人的贡献。引进战略投资者几乎没有补足资本金的作用。工商银行获注资数千亿元人民币，而2006年，美国高盛集团、德国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出资37.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95亿元）入股工商银行，收购工商银行约10%的股份，收购价格1.16元。不同的是，后三者获得了高额的收益，投资者与有利焉，而给工商银行注资虽然使汇金等公司获得了不菲的收益，却并未体现在纳税人身上。
银行业在资本市场的估值提高了。他们估值的提高主要体现在A股市场，在2007年9月，A股与H股的价差有所缩小，工商银行从8月中旬的57%下降至39%，但差距仍然不小，如果加上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比例，则H股折价率更高。实际上，2006年全球前三大新股筹资前两大就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全拜A股市场的高额溢价所赐。可以很明确地说，是A股市场的封闭式溢价、人民币升值、垄断经营、资本市场交叉持股等因素使工商银行等银行获得市值世界第一的头衔，与此同时，战略投资者的投资收益在8倍以上。
银行的利润提高了。2007年上半年，建设银行997.86亿元的经营收入中，净利息收入为892.13亿元，贡献了90%左右。净利息收入同比增加239.28亿元，其中规模因素和利率因素的贡献率分别为47.46%和52.54%。工商银行同样如此，工商银行上半年来自央行存款的利息收入为63.97亿元，按年增长18.89亿元，增长率41.9%；以政府债券、政策性银行债券和央行债券为主的证券投资利息收入为428.21亿元，按年增长122.12亿元，增长率39.9%。二者合计占该行营业利润的85.5%，占上半年新增利润的74%。央行目前数次加息，负利率毫无改变，导致市场活期存款大增，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的净利差均扩大了24个基点；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净利差扩大了33个基点；深圳发展银行扩大了46个基点。
在资本市场价值重估高到天价的时候，金融机构之间的交叉持股为他们带来不竭的财富。在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上市公司中，银行、保险公司、券商这三类金融企业占绝对优势，包揽了前11名。其中，中国银行以持有1.538.54亿元交易性金融资产拔得头筹，其后是中国平安和中国人寿，分别持有734.36亿元、373.21亿元。光是这三家金融股所持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就占到340家公司已披露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总额的67%。显然，不是这些金融银行更会理财了，而是垄断红利与发展红利更丰厚了。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8%以下，如果股市与楼市在短时间内下挫，如果不再享受优惠政策，银行急剧扩充式的贷款风险将会暴露无遗。只有在经济热度下降、信贷扩张终止之后，这些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才能够说明，这些银行一心向外的市场化改革是否取得了成功。
中国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已经起步。从某个层面来说，确实如此。这些银行在竭力争取在境外开疆拓土或者通过并购的方式设立分支机构，也设立了理财中心为国内投资者到境外投资，最近的次级贷受损虽然暴露出理财不善以及文过饰损的“美德”（工商银行甚至未作计提），却形象地说明，这些自以为市场化急先锋的企业确实试图在业务上进行拓展。
市场化并不只是并购游戏，也不是股权激励，其实质是一种竞争体制，所有的一切组织架构都围绕竞争而来。但这些银行恰恰缺乏对于竞争的本质理解，他们是天然的蓝筹股，他们可以获得中国经济发展的利润，他们在资本市场降生伊始就是股市的定海神针，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首批获得QDII资格，他们也能够心安理得地继续享受占业务70%~80%以上权重的利差，而不以为有任何不妥。他们同样理直气壮地将股权激励当做市场化。
支持向外资借助改革力量的观点是，既然内部市场资源无法激活金融市场，外资又不是活雷锋，他们进来既获得了收益，使中国银行业开始了真正的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化改革，也使中国银行业在资本市场获得了更高的估值，一举两得之事，何乐而不为？
很少能听到比这更自欺欺人的说法，所谓内部市场资源无法激活金融市场是个伪命题，从未尝试何以知道结果？请不要说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商业银行内部人控制或者农村信用社吸引资金式的拉人入股是对内开放，那是权贵市场或者行政市场的重演，既要吸引民资，又不给民资公平的收益机会，失败在情理之中。
市场改革绝非一蹴而就，许多人都清楚的事实是，许多国有银行的董事会仍然缺乏人事支配权，银行内部建立以业务为条线的事业部制等体制如一团乱麻。有银行内部人士称，花旗等金融机构的理念与组织结构确实先进，但要运用到中资银行，恐怕现在还只是纸上谈兵。
贱卖是对内资不够开放的必然结果
银行的改革路径在验证如下重大命题，放弃内部竞争市场的培育，以开放促改革的路线能否成功。看来问题极大，只有对外开放而缺乏对内开放一翼的市场，无法改造内部的行政土壤，无法形成真正的竞争环境—就连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地区的商业银行宁波银行都依赖于当地财政局的大力支持—无法改变漠视境内投资者利益的不良文化。
对外资开放并未形成完善的估价系统，目前银行股陷入内外隔绝的双重估价系统之中，这种差别使银行股在吸纳国内资金的同时，将利益源源不断输送到境外市场。正如当初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的畸低定价甚至引发了内部人士的不满一样，国内金融机构的畸低定价当然会让境内的市场人士趋之若鹜。正由于中资银行无法形成准确的估价体系，市场价高者得的理论在此被中资银行引入外资先进技术等多重目标解构，但是，如果我们连市场最基本的价高者得的理念都无法坚守，谁又能相信，这是一个正在往市场化方向进军的金融体系？
在国有商业银行之后，是大批的城市商业银行，他们仍然无法摆脱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的窠臼，我们看到地方政府与外资银行联袂而行。不过，由于国有大型银行引入外资遭遇反弹，城市商业银行引入外资银不会那么顺风顺水。
对外资角色的质疑并不仅仅局限于民间，已经体现在政策层面上。据报道，2007年证监会以窗口指导的形式，暂停了A股市场战略投资者。这一政策从南京银行、宁波银行上市就已采用，建设银行的招股意向书上也没有出现战略投资者的身影，而9月底上市的北京银行同样没有战略投资者参与配售。这说明，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战略投资者未必是稳定器与市场化的督促者，更多的是在资本市场上寻租的温床。那些主张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的人无法回答如下疑问，如果这些战略投资者仅仅持股20%，他们有什么动力竭尽全力改造参股企业？并且，如果中国内生的市场化资源如此不堪一击，受到计划体制的重重围困，那除了将经济控制权拱手让给外资之外，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将成熟市场体制嫁接到计划与行政之树上？
对内开放本应重于对外开放，即便无法做到，起码应该做到两者均衡。但揆度现实，形势不容乐观，我国金融领域的对内开放仍然不足，在最开放的农村小额信贷领域，对于存款、利率以及经营范围有严格控制，农村小额信贷市场无丝毫出路可言，茅于轼先生再努力，也成为不了中国的尤努斯，他的小额信贷试验只能从一个村庄扩大到三个村庄。这不是他个人的悲哀，是农民与国家的悲哀。
这是错误路径改革上结出的恶之花，只要对内资不开放，只要中国缺乏内生的市场，外资就会继续狂赚下去。
中国金融业不开放或者过度开放，都是在自毁长城。中国经济与金融业的开放是大势所趋，但在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并重、对等开放的原则。外资所获收益，是内部伪市场化的外部折价。有时，美妙的对外开放，不过是对内封锁市场、避免深度市场化改革的幌子，更有甚者，所谓对外开放，不过是借用国际资金为遮掩不可收拾的坏账的权贵利益博弈。
仅从批判民粹主义的角度反思中资金融机构贱卖论是狭隘的，有可能遮蔽对内开放不足这一中国改革路径中最大的错误。当对外开放倒逼内部改革成为唯一的大型国有企业救赎之道时，我们有理由质疑，内部的市场改革动力从何而来？在充分竞争这一市场化的前提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对内开放、对内公平显然应该重于对外公平。外资金融机构抛售，如果能够促成中资金融机构对改革路径的反省，促成对市场的理性态度，将是中国金融机构市场化之大幸事。
从根本上来说，拓展国内资金渠道，建立本国有公信力的评级机构，方能重新夺回国内金融机构的定价权，最终形成我国市场化的利率体系。我国金融机构恰恰相反，获得海外金融机构注资，而后由国际知名评级机构提高评级，如此一条龙式的定价权让渡，让中资机构失去置喙余地。
培育市场机制与吸引外资不能画上等号，只有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才是建立市场体系的核心。金融市场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对内开放应并行不悖，甚至应重于对外开放，才能释放我国金融市场的巨大活力，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大部分民营企业仍然在民间较高的利贷环境中解决资金需求，说明银行的资金配置效率存在制度性障碍。以民间小额信贷公司许可为突破口，国内金融机构的竞争平台开始构建，这是一大进步。
无论是金融机构、中介机构、实体企业，对内开放的重要性无须多论。否则，民粹主义的土壤因为内部的不公而生，而国内的财富源源不断流向低效金融机构，通过低效金融机构流向更低效的国有企业与政府项目，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与纳税者都会成为永远的买单者，培育中产收入阶层显然是一句空话。
在外资纷纷进入金融、大型连锁超市等重要领域的同时，舆论与有关部门常常纠缠于压力锅、小家电等领域外资进入是否有垄断之嫌，对外资审核争论激烈，却鸡零狗碎，成本高，效率低。2009年3月，商务部否决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案，属于典型的提高民营企业经营成本的损人不利己之举。没规范或者规范太多的后果是，我国在打开经济之门的同时，还受到了不规范与封闭的指责。
最后，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国审查体制政出多门的痼疾，对于金融机构保障安全更是雪上加霜。一些实行部门审批制，如合格的QFII投资中国国内资本市场的限额由证监会等审批，外资参股证券公司比例目前不超过33%，保监会规定外商投资占国内保险公司股权比例上限为25%，银监会规定参股中国银行业，单个金融机构投资的比例可以等于但不超过20%，多个金融机构不超过25%，而外资参股中国有企业业要通过商务部等部门审批。
审查政出多门未必能保护经济安全，反而提高了成本，增加了政策的变数，给人提供了攻击自己的口实。我国金融领域的开放程度远在一些发达国家之上，绝大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引进了国外战略投资者，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曾经指出，对参股比例上限的比例规定，“并不是一个比例限制，而是用来确定银行归属的属性，因此是监管和营运的不同”。有案例为证，花旗银行入股广东发展银行经过特批获得了绝对控股权。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因为国内舆论的反弹，一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入股方案被暂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