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是爱
1985年8月4日那天，何干事命我担任小报室组长，我感到今后的担子很重。
刚刚参加《新生之路》监内劳改小报的编辑工作，队长就指出：“你的一支笔，不仅要教育别人，更要教育自己，只有充分认识自己的罪行，才能重新做人……”
我感谢政府对我的信任，我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向《浙江新生报》及社会上的报刊投稿，歌颂党的劳改政策。我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也多次受到队长表扬。
但改造是全方位的、立体的。我错误地认为，既然人无完人，那么又何必去检点生活中的小事，我心目中的“大事”就是编好报，写好稿，工作中干出成绩来争取减刑，因而对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我不屑一顾：叠被子、挂毛巾、打扫卫生，我素来随便，有时懒得连衣服也请别人洗……如果谁在这些小事上向我提出意见，我就会和对方争得面红耳赤。
与犯人为小事而争吵，成了家常便饭，队长曾多次批评指出“小事非小”，这些小事，却反映出我没有真正做到注重本质改造问题。队长的批评我接受，但碰到具体问题老毛病又会重犯。我常常感到委屈，觉得犯人有意豆腐里挑刺，与我过不去，他们是有意作弄我。
我从小养成好吃懒做的恶习，要改正这些恶习，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痛苦的过程。
自从我担任监内小报编辑工作后，我比别的犯人有更大的活动空间，我可以到各中队去进行采访，有的犯人为了能在《新生之路》上刊登文章，就向我送小礼物：香烟、食品之类。开始我觉得这些是礼尚往来，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但“吃了人家嘴软，拿了人家手短”，作为回报，我就将他写的文章登出。
《新生之路》小报，每天收到各中队的稿件少则十多篇，多则几十篇。小报10天一期，每期最多只能刊登25篇左右。而10天中的来稿有几百篇，可见竞争之激烈。
渐渐地我发觉向我送礼的犯人越来越多，甚至发展到有的人不是送一包烟，而是送一条烟……
于是问题终于爆发，犯人纷纷检举我的受贿行为，我受到队长严厉的批评、警告。这下我吓坏了，检讨书写了一张又一张，并在小组会上公开检讨，表决心，主动接受犯人的监督，保证今后不再接受任何人的小礼物，甚至一支烟、一粒糖。
从此，我下决心从小事做起，认认真真叠被，自己动手洗衣，还学会了缝补衣服，而且从这些小劳动中找到愉快。拒绝接受任何犯人的小礼品后，我与犯人之间的关系更融洽了。我们的《新生之路》也越办越好。
在实践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一个恶习较深的人，他的改造只有通过在众人的监督，经过强迫改造，才能进入自觉改造阶段。
1986年3月5日
我差一点被关禁闭
5月18日上午8：00左右，犯人雷星（化名）对我说：“干事N在发脾气，说非把汪爱源关禁闭不可！”
我大吃一惊：“我没有犯什么错误呀！”
“有人汇报说你在散布集训队犯人在这次政治统考中有许多人作弊的言论。”
这真是天大的冤枉。确实，昨天下午在小报室，我向徐干事汇报过有关集训队劳积会主任杜双（化名）有作弊行为。当时在场的有何、朱、陈三位小报室的犯人。
在劳改队中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式，每一中队，必须有一个由劳改积极分子组成的委员会委员，而劳积会主任就是犯人中的头头，他是协助队长管理犯人的，他有一个办公室，所以这位犯人中的主任，在犯人中威信很高。而这次政治统考是全省性的，我们五监由四监的队长们来监考，领导再三强调不能作弊。而作为一个犯人中的头头带头作弊，我认为是可恶的，于是我向徐干事汇报完全是正确的，我并没有大肆散布，难道我错了吗？谁出卖了我？太阴险了！
于是我急冲冲地向集训队走去，想向干事N汇报经过。正巧在花坛附近碰到N，我连忙立正：“报告！”
“你还报告什么，我非关你禁闭不可！”N严厉地说。
“N干事，请你调查一下！”
“你敢说我没有调查！”
“我只是说集训队劳积委主任他作弊了，我要向《浙江新生报》写稿，这样的人能当劳积会主任吗？”
“好，你还敢顶嘴对抗！”N气呼呼地向集训队走去。
我呆若木鸡，感到事态严重，万一真的被关禁闭，我就完了。我不但要被开除出小报室，还可能被关禁闭两个月。我匆匆赶回小报室，想向徐干事作一次汇报。然而那天在监内始终找不到徐干事，真急死人。
果然，次日上午监狱领导下令，由于我对抗队长，立即去集训队参加集训，可以想象如果我在集训期间表现不好，禁闭室在等待我。
“完了！”我仰天长叹。
集训队是训练新犯的地方，从此我只能老老实实与新犯一起每天接受队列训练6小时。集训队部命令我写检讨。我真感到委屈极了！
集训三天后，突然接到监狱领导命令：汪爱源调回小报室继续担任小报编辑工作。喜从天降，我终于解放了，但这件事对我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
1987年5月25日
干事命令我写剧本
1991年2月27日上午，教育科陆干事命令我：“今年4月份省劳改局有一次文艺汇演，你要在最近写几个剧本出来，相声、双簧、哑剧都可以。”
又要全省性文艺汇演了，这真令人振奋、惊喜，因为自从1985年第一届全省文艺汇演后，6年来没有举办过第二届汇演。
写剧本对于我来说压力实在太重太重，好在近几年中曾创作过几个，拿出来修改一下就可以派用场了。
陆干事今天又下达通知：“监狱领导下令，相声和双簧都不必创作了。第一届汇演证明，我监的哑剧已打出名气来了，这方面的创作你有优势，所以领导希望你能集中精力创作一个哑剧。”
领导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1985年第一届汇演时，哑剧《车祸》在杭州反响很大，而我监的其他节目尚不能与兄弟单位竞争。
好在近三年中，我曾经创作过两个哑剧，从多次监内外演出的效果来看都不错，我何不将两个哑剧改编成一个更有分量的哑剧来！暂定名《回头是岸》。
为了使表现手法上新颖，我决定在这次哑剧中搬上迪斯科舞、霹雳舞和太空舞动作。
问题是，我监犯人中有这方面的人才吗？
经过两天苦苦的修改，我将过去创作的两个哑剧——《春之路》和《回头是岸》中最富戏剧色彩的部分抽出来，运用在新编的哑剧中。剧本经教育科领导审查通过，并命我在全监犯人中物色“演员”。于是下午我到各中队去了解情况。
二中队徐云海的霹雳舞是全监最好的，去年我曾与他同台演出过，此人艺术素质不错，这个人可以定下来。
九中队的陈宏（化名）、毛茂法（化名）都可以考虑。经过我的面试，觉得他俩的太空舞跳得很有水平。
经过反复面试和筛选，人员终于定了下来。九中队的陈和毛都被淘汰，决定选用六中队的蔡亮，这个人的身材和气质像医生，舞也跳得好。
另一位我选中七中队的汪新金（化名），这个人虽不会跳舞，但个性活泼，身材瘦小，扮演小偷角色比较合适。
伙房有个名叫傅明（化名）的犯人，绍兴人，他的父母据说都是绍剧团的演员，他的嗓子条件特别好。他再三主动要求我让他演一个角色。经过面试考察，觉得他不是演哑剧的料，只好割爱。
从3月2日开始，凡被我选中的“演员”，经监狱领导批准，都从各单位抽调上来，集中向陆干事报到。
昨天下午陆干事宣布，监狱成立文艺队，分两个组。七中队犯人傅华（化名）担任音乐组组长，汪爱源担任表演组组长。并宣布，从3月4日开始，凡文艺队员全脱产15天，20日前一定要排好节目，由教育科拍成录像片，送往省劳改局进行评比。
原来今年中央司法部决定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劳改人员文艺大汇演，各省将优秀节目拍成录像，送往北京进行评比。浙江省劳改局决定，由各劳改单位将节目拍成录像后，集中在杭州评比审查，凡选中者，将集中在杭州彩排、制作录像。
由于监狱领导的高度重视，演员们听说要拍录像，个个精神振奋。
音乐组今天开始在大礼堂排练傅华创作的《春圆舞曲》。排练时间是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
我带领蔡亮、余群、汪新金和徐云海，开始认真排演哑剧《春风化雨》。
1991年3月4日
小品《春风化雨》被选中了
4月6日上午9：30，我在暗房里放大照片。突然听孔靖在门外大喊：“快出来，陈科长有事找你。”
找我？一定又有放大照片的任务了，我说：“请等一等，5分钟后我才能出来。”
陈科长带来喜讯：“劳改局来通知，下午你到蒋堂农场去落实《春风化雨》演员人选。”
万岁！我的小品中了！中了！
喜从天降，我兴奋得不能自已。陈科长命令我一定要穿囚服去。“那当然，当然。”可我的囚服半个月没洗，怎么办？我连忙到铸工车间向唐龙（化名）借囚服。
中午我特意洗了澡，又向别人借来衬衫和毛衣。我想音乐组的组长傅华也一定去吧，这样两人到杭州去有伴多好。
队长答复，傅的节目已被淘汰，这次全监只有我的节目被省劳改局选中。
下午1时，在陈科长与金副科长亲自陪同下，三人乘一辆专车直驰蒋堂劳改农场。
单处长和杨书记早已从杭州来到蒋堂。单处长一见到我，就与我亲切握手，这个细节让我感到温暖。
我们来到蒋堂大队礼堂，只见女犯们正在舞台上紧张地排练舞蹈。
在这里我碰到了方林（化名），他热情地握住我的手：“我早就估计到五监只有你能选上！”
方是我的老朋友，记得6年前第一届省文艺汇演时，我们在杭州同台演出过，他当时代表十里丰劳改支队，怎么如今到蒋堂来了？
方对我说：“单处长对你很信任，希望你能推荐我也去杭州参加省艺术团，我可以与你合作相声、双簧。”
“你怎么没选上？”我吃惊了。
“估计没有希望，因为我们蒋堂支队的新芽艺术团中有人在排挤我。”
“那你们现在排演的节目难道不是省里选中的？”
他告诉我这些节目是蒋堂新芽艺术团明天去温州慰问汇报演出的。他写了一张简历：方林，现年45岁，1961年毕业于省戏校。1963年前在前线话剧团工作，1964年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2年，1966年在省广播电台和省电视台工作……
下午单处长找我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希望我能写出一个打得响的小品来，最好能再写一个反映监内改造的小品。
他指出，我的《春风化雨》（我的哑剧已改为小品）需要进一步修改，今天从蒋堂已选好一个与我合作的演员。这个小品最好能改成两个人演。最后单处长严肃地说：“我只给你们两个人10天时间，节目一定要排好，因为20日左右各单位被选中的演员将到杭州集中。”
当我向单处长推荐方林时，处长答复：“这个人我知道，人选问题领导会统一安排，你如今的任务就是全力以赶，改好剧本，排好节目，我在杭州等你好消息。”
就这样，傍晚有一位蒋堂的犯人跟我们同车来到五监。他叫张明（化名），温州人，24岁，身高1.65米，初中文化。
1991年4月6日
谁叫我是囚犯
昨天晚上突击到深夜12时，新写的小品《破镜重圆》完成了一半。
集训队长M突然通知我：“明天你要和其他犯人一样，一起参加《罪犯行为规范58条》的考试。”
“报告，省劳改局要我突击写小品，两天中一定要完成，请求能不能免考。”
“你想搞特殊化，不行！告诉你，如果考不及格，不但杭州你不能去，还要严管！”
这下我可傻了！
我们小报室的犯人在业务上由监狱教育科直接领导，但由于我们住宿在集训队，因此生活上还是属于集训队管理的，这种双重领导，不少事使我左右为难。如果我将这件事向教育科领导汇报，为完成剧本，可能批准免考，但这样一来就得罪了集训队领导，而我们的减刑材料是要集训队报的，M的命令我岂敢不听？
哎，谁叫我是犯人呢！
无奈，晚上睡在床上也使劲背……
真急人，越是心焦，记性越差，有时背着背着一片空白，连一条也记不清了。
次日清晨4：00，我用凉水冲脑袋，又开始突击啃“58条”。
上午8：00参加考试，结果是70分。
天哪，总算通过这一道关。
这几天紧张得真的不得了。也许紧张就是充实！
1991年4月12日
我在“检讨”中生活
前天上午8：30，突然集训队M队长命全体小报室和教研室人员到集训队报到。
看来又有什么紧急情况，可最近监内没啥大活动呀，发生什么事了？直觉告诉我谁要倒霉了。
做梦也没想到倒霉的却是我，原来老改造裘克（化名）检举揭发我有“反动言论”。我惊讶，什么？我有过反动言论？天大的笑话，这是污蔑，我愤怒了，但在队长面前又不好发作。
事情是这样的，前天晚上在宿舍内大家聊天时，我曾议论毛主席与江青的事，说江青曾是上海的二流电影明星……而这些在书上、杂志里都有过介绍，岂能说是反动言论。
而这些言论被裘“加工”后，就成了“反动言论”。
可笑的是，全监犯人中只有我对马列著作及哲学书的学习最勤奋，也最热爱，像我这样的人竟有反动言论？
M命令我写检讨。
我要求在我改好剧本后再写检讨，M同意了，但检讨书必须在两天内上交队部。
真是好事多磨！
要改写剧本，又要写检讨书，我心乱如麻。有啥办法呢？静下心来吧！
傍晚终于将写好的剧本抄写完毕，急匆匆地去交给陆干事，接着赶写检讨书……
通过这件事，我算认清了，这位年近古稀的老改造确实非等闲之辈——
裘克（化名），68岁，大学毕业，绍兴人，与我同乡。1951年在北京因反革命罪被判“死缓”，劳改24年后释放。后担任浙江省十里丰劳改农场水泥厂副厂长。1984年又因受贿罪，被判刑6年。1990年投入五监改造。1991年3月调入教研室担任技术班教员。没想到这个相貌平平的人，竟大耍手段，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
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位同乡对我如此“关心”呢？别看他年纪大，但性格古怪，两天前，由于他出言不逊，被我骂了一顿……看来他是刻意报复！
生活就是这样复杂与微妙，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
创作剧本的欢乐和写检讨书的痛苦交织在一起，它们把我的心灵送到一个无法用笔墨形容的境地。
这就叫生活，生活就是矛盾，就是运动与变化，就是欢乐与痛苦的不断交替。
1991年4月15日
惊险的一幕
由于陈科长通知我是20日去杭州，我想慢慢准备吧。于是昨天上午7：30，我去医务室要求吴新（化名）给我理发、修面。不想我的头还没理好，陆干事来一个紧急通知：“限你20分钟内将行李整好，马上要出发。”我跳了起来：“不理发了，理一半也不要紧。”吴说：“保证再有一分钟就完成。”一分钟后我飞奔到宿舍，高喊着：“小张，快，快，限你15分钟整好行李，马上要出发。”小张大发牢骚：“这是怎么搞的？”我俩手忙脚乱地整行李。
原来，由于我监只有我一个人到杭州去集中，领导就决定我到蒋堂去报到，让我搭蒋堂的车到杭州去。
这次我决心要将照相机带去，这次机会难得，一定有不少新闻可拍。因此当4月15日那天省艺术团杨科长来最后一次审查我俩排演的小品时，我当场向杨科长和我监教育科金副科长请示，是否可带照相机去拍新闻题材，两位领导都表示同意。
但当我请示集训队的M时，他坚决不同意。“县官不如现管”，如果我不尊重集训队领导的意见，今后对我的减刑问题肯定有影响，这些年“个中三味”已尝过多次了，教训可不少……
但不带照相机实在太可惜，再说我拍新闻主要是投给《浙江新生报》，也为五监新闻报道争光，何况我已获得上一级领导的同意了呢！
为了减少麻烦，我有心将照相机藏在棉被的夹层里，而将闪光灯放在旅行袋中，我想M也许只是说说而已，不可能真的来检查，再说离出发时间仅有15分钟了。
然而，我想得太天真了。当我和小张搬出行李，到花坛旁等车时，突然我想起还没有带肥皂，于是我又飞奔回集训队……
我回集训队取肥皂仅5分钟时间，但恰恰这5分钟发生了惊险的一幕。
当我拿着肥皂回到花坛时，小张紧张地对我说：“真太惊险了！你刚走M就来查行李了。”
“M来过了？”我大惊失色。
“看，你的旅行袋都翻乱了！”
“我的照相机被拿……拿去了？”我吓得倒吸冷气。
“还好，没有查棉被，否则完蛋了。”
我转惊为喜。
“你别高兴得太早，M发现你带了闪光灯，又查到了彩色胶卷，他问我‘他的照相机带了没有’，我说‘没有’，又问‘那他带闪光灯干什么？’我说‘也许他到劳改局可以向队长借照相机吧’，M最后还说‘如果他这次将照相机带去，回来我找他’……”
“你真行，够朋友，谢谢你了。”
小张得意地笑了……
正好此时蒋丹均监狱长向我走来，我俩立即立正报告。
监狱长笑道：“这次到杭州去，我要求你一定要演好戏，别出洋相，你是代表五监全体犯人去的，要经得起考验……”
“报告监狱长，请放心，我一定不出洋相。”
“汪爱源，快出来！”只听金科长在大门外大声地喊。
我向监狱长立正报告后，我俩快步跨出监狱大门。在专车上我向金科长汇报了M查相机的情况。金科长说：“照相机是我们科里经过研究才同意你带去的，你放心好了，M的工作我会去做。总之要演好戏，也要拍好照……”
“谢谢科长了。”我几乎感动得要掉下眼泪。
更让我感动的是，我曾向M请示要带些钱到杭州去，他不同意，我只好死心。没想到金科长说：“这次我们给你带去50元现金，这钱我们将交给蒋堂艺术团的队长。”
我的眼圈又一次红了。
1991年4月20日夜
写于浙江省第四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