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桂兰
1973年5月，陕西省博物馆（今西安碑林博物馆） 接到上级外事部门通知：6月初周总理将陪同范文同总理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来西安参观访问，陕西省博物馆是必看的项目。全馆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都无比地激动和兴奋，盼望能亲眼见见为全国人民日夜操劳的好总理。
这是“文化大革命”当中一次重大的外事活动，也是一次规格极高的接待，因此，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非常重视。为了做好这次不寻常的接待工作，博物馆在一个月之前就开始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不仅彻底打扫了馆内的环境卫生，而且经陕西省纺织品公司审批后，在东大街西安市纺织品批发部挑选和购买了新窗帘和沙发罩，重新布置了外宾接待室，原本十分简陋的接待室，面貌可以说是焕然一新。
最重要的一项准备是对于接待人员的具体安排。馆领导经过认真研究并报上级外事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参加接待的人员共10人，其中4人是馆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6人是陈列部的讲解员（袁仲一既是革委会成员，又参与了具体讲解）。讲解人员分为四组，每个组有一个主讲人。我是第一组主讲人，负责为范文同总理和周总理讲解；袁仲一是第二组主讲人，负责为副团长黎清毅及外交部长讲解；第三组负责为代表团其他成员讲解；第四组负责接待室的招待工作。
等啊！盼啊！终于等到了6月10日这一天。这天艳阳高照，微风徐徐。上午，各部门同志又打扫了一遍馆内卫生，带着无比喜悦的心情等待着总理的到来。当时出于安全的考虑，从上午即实施了闭馆。说也奇怪，周总理要来西安和参观博物馆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甚至上午10点要戒严的事情，一些消息灵通的人士也早已知晓。因此，十分想见周总理的外单位的人们从天一亮就通过各种关系早早地“潜伏” 到碑林大院内，戒严后保卫人员对他们也无可奈何。
如今西安碑林孝经亭之前的广场，原本是孔庙里的一座主体建筑———大成殿。
1959年大成殿因雷击焚毁，只剩下一米来高的台基，台基四周青石雕刻的栏杆尚在，成为台基与外界的天然隔离带。当天，大殿的高台基上，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台基的东西南北四边各有一个可以上下的台阶，保安们严密地把守着四面的台阶，大殿台基上的人们谁也下不来。偌大个碑林院子，在台阶下活动的就只有我们10个接待人员和保安。预计的时间快要到了，大殿台基上站着的游客们，不约而同地集中到台基的西侧，他们望眼欲穿地等待着周总理的到来。
当时周总理和外宾均住在丈八沟的陕西宾馆。总理处事谦虚、谨慎、礼让，在外事活动中尤其如此。他为了表示对客人的尊重，决定他的车不与客人同行，而是先走一步。根据事先的安排，总理的车为1号车，先于范文同总理的2号车早发几分钟，总理在博物馆里迎接客人，这样显得隆重而亲切，更能体现出宾主关系。一切安排得详尽而周密。省上外事部门接待班子的分工也很具体，车队的调度和指挥专门指定省外办一位姓裴的干部负责。小裴同志也许是过于重视和紧张，竟然发错了车，把副团长黎清毅乘坐的3号车当作总理的1号车先发了。
当时用的都是红旗牌小轿车，接待的人员看不到车内坐的是谁，只能按照车的先后去接，因此，第一辆车到，馆革委会主任延文舟和副主任姬晓峰及我三个人急忙上前去接先到的总理。结果下车的人我不认识（后来才知道是副团长黎清毅）。主任和副主任与客人握手后看接的人不对，就原地站着没动，而我只能将错就错地带上客人边往陈列室方向走边讲解。我们刚走到大殿的西南角，总理的车就到了。当我回头看时，总理正和袁仲一同志握手。我心里虽有万分的遗憾，但还是照样认真地给陪同的客人讲解。
总理下车后，在延主任等人陪同下，先到周秦汉陈列室休息。休息期间，总理关切地问：“馆里有哪些陈列？” “哪些陈列是以前没有看过的？”当得知“唐墓壁画展”、“周秦汉隋唐断代史陈列” 和“石刻艺术陈列” 为新陈列后，就站起来仔细观看展柜中的“张骞通西域图”。当总理看到陕北画像石上的“牛耕图” 时，他说： “印度现在使用的还是这种犁。” 当看到咸阳杨家湾出土的汉彩绘武士俑时，总理很惊讶，连声说，真了不起，并询问是哪个墓出土的文物。这时范文同总理的车到了，总理前往迎接，并陪同客人首先参观“唐墓壁画展”。
在看壁画时，总理问武则天的墓是否被盗过？讲解人员回答说没有。总理问：“你们怎么知道没有被盗？”他接着又说： “你们就是对乾陵感兴趣，你们不是还想挖武则天的墓吗？我就怕你们挖一个空空（在此之前，在郭沫若的提议下，陕西省曾向国务院打过发掘乾陵的报告。据说，报告是郭老亲自呈给总理的，总理没有批）”。在看《礼宾图》时，总理指着画面说： “这个是西欧人，这个像日本人，这个像蒙古人。”
还指着画中唐朝的官吏很风趣地说：“这是礼宾司的人。”
在隋唐陈列室，总理对每一幅地图和文物都看得很仔细。当看到“关中水利图”
时，总理说：“古代关中的水利是很发达的嘛，现在怎么样？” 这时范文同总理让总理看唐代的抽水工具———高转筒水车模型。总理看后说：“真了不起，能把低处的水抽向高处。”当看到一组唐墓中出土的三彩建筑群时，总理对范文同总理说： “这是中国古老的建筑形式，这大概是大地主住的。” 接着，总理指着展柜中陈列的回鹘文的照片说：“回鹘文是从右往左写的，你们恐怕是倒挂了。” 在唐长安城图前，总理很熟练地指出了丈八沟在唐长安城西南角的位置，并说唐长安城的周长有30多千米。总理知识的渊博令人惊叹，实际上唐长安城的周长就是35千米。
按照事先的安排，团长和副团长两个组在参观的中途同时到接待室休息。当我带着副团长一行到接待室时，周总理和范文同总理已经在那里了。总理坐在与门正对的一个单人沙发上，右边坐着范文同总理，左边坐着省革委会副主任胡炜。我请陪同的客人落座后，顺势坐在进门左侧窗下的一个座位上，正好和总理斜对面。这时，我才有机会细看总理。他穿一身灰色的中山服，胸前左边的口袋上插着一支钢笔，钢笔之上别着一个刻有“为人民服务” 的红色横条形小牌子。总理正在和身边的胡炜说话，他目光虽然是炯炯有神，但面容有些憔悴，老年斑也显得颜色更深，要比以往在电视上见到的周总理消瘦很多。
休息期间，一位中年女同志（可能是总理的保健医生） 走到总理面前，递给总理几片药，并轻声地说了句什么。接着，总理用茶几上杯子里的白开水将药吃下。看到此景，我的心往下一沉，暗想：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为国内外大事日理万机，可不敢得什么病啊！
休息之后，总理一行去参观石刻艺术陈列室。当看到石刻艺术室牌匾上陈毅的字时，总理显得异常惊讶和激动。在陈列室里看到宗教石刻时，总理指着唐代汉白玉残菩萨像对范文同总理说：“这个很像希腊的风格。”
参观结束之后，两组人同时经石刻馆前的路往停车场走。这时候，原本集中于大殿台基上的人们纷纷冲到石刻馆前和停车场周围。保安人员只能手拉手筑成一道“人墙”，我们在“人墙”以内缓缓地走到停车场。告别时，总理最后一个上车，一一地和接待人员握手道别，任凭身边的保卫怎么催促，我们谁都是握着总理的手不愿松开，总想把这个难忘而幸福的时刻延长再延长。
总理走后，大家还在热烈地讨论着、回味着，凡与总理握过手的人都充满着一种幸福感，而没有握到手的人感到万分遗憾。突然，馆里一位同事半开玩笑半正经地对我说：“让我握一下你和总理握过的手吧，分享一下你的幸福。” 这时，延主任也走过来对我说：“你这人就是运气不行，阴差阳错地让你没能接上总理。”我说：“我只有遗憾，还能说什么呢？” 是啊！没能亲自给总理讲解，应该说是我讲解生涯中最大的遗憾。
总理离开陕西不久，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总理在参观了陕西省博物馆后，认为陕西的文物丰富而精美，但博物馆的展室太狭小，条件太差，与那些珍贵的文物反差太大。他当面指示当时陪同他的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和副主任胡炜等领导，要为陕西省博物馆建座新馆，以改善展出条件。
几经周折，18年之后，1991年，新建的博物馆终于落成开放，它的名字叫“陕西历史博物馆”。不过，文博工作圈内的人仍习惯性地叫碑林为“老馆”，称陕西历史博物馆为“新馆”。无论陕西的这座现代化的博物馆叫什么名字，看到它，我们应该想起关心和支持博物馆事业的周总理。
（责任编辑：韩钊 贺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