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力光
西安碑林迄今已有九百二十多年的悠久历史，向以收藏碑刻而享誉海内外。院内丰碑大碣林立，名碑荟萃，所藏各类碑刻达四千余方，被誉为“书法艺术的圣殿”。与这四千余方碑刻藏品相映成辉的，是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数量众多的古代石刻艺术品，它们大致可分为陵墓石刻、宗教石刻和其他石刻三大类，均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特别是其中的佛教石刻造像，总数达四百余种，不仅时代跨度大、品类丰富、工艺精湛，而且其造型风格还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佛教肇始于古印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文化艺术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长安在古代长期是中国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又是古丝绸之路的地理起点，因此成为佛教及造像艺术从西域传至中原的中枢。它不仅在相当多的时间里得东渐的佛教文化风气之先，更是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融合、创造出新的文化形态并进而辐射全国的文化原点。长安自西晋开始就成为北方佛教传布的中心之一，西晋太康七年（286），世居敦煌的高僧竺法护在长安青门外立寺修行，并翻译佛教经典150多部，他在长安期间“德化四布，声盖远近，僧徒千数，咸来宗奉” （《出三藏记集》）。东晋十六国时期，道安、鸠摩罗什等名僧云集长安，弘传佛教，佛教“设像行道”的传播特点，促使长安的佛教艺术也随之兴起。据《长安志》卷5载，后秦的统治者姚兴曾在长安“起造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居中作须弥山，四面有崇岩峻壁，珍禽异兽，林木极精奇。仙人、佛像俱有，人所未闻，皆以为希奇”。虽然当时的佛教艺术遗存没能保留至今，不过透过文献的记录，可以看到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伴随着佛教思想的传入已被带入长安。当这种外来艺术与本土的神仙思想及艺术题材相碰撞后，形成了仙人神兽与佛像交融并存的特殊艺术风貌，这也是佛教艺术在中国刚刚兴起时的特有现象。南北朝时期，长安不仅是佛教传播的中心，更成为佛教艺术的重镇。
至隋唐时期，伴随着佛教的隆盛，作为都城的长安佛教艺术也达到鼎盛。自北魏起，长安地区便有大量佛教艺术的实物留存下来，除石窟和摩崖造像外，更多的是单体石造像，它们现今主要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和耀县药王山博物馆。
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的佛教造像时代跨越了北魏至明清各代，数量众多，形式多样，风格各异，基本构建起长安地区佛教造像艺术的发展序列。单体石造像按形式划分主要有：造像碑、造像塔、背屏式造像、龛式造像、单尊造像等。不同时期所流行的造像形式也不尽相同。北魏时期关中地区的佛教造像多以乡土气息浓厚的造像碑以及民间雕造的小型造像为主体。造像碑是佛教造像的一种独特形制，它将中国传统的石碑造型与外来的佛教造像艺术相结合，取石碑之外形，再于其上开龛雕凿佛像，同时刊刻发愿文、供养者姓名等铭文，形成了造型艺术与文字题记相结合的独特样式。
造像碑滥觞于四至五世纪，兴盛于六世纪中叶，消退于七世纪中叶，为北方地区民间造像的主要形式之一。陕西地区目前所见最早的纪年造像碑为藏于陕西耀县药王山的北魏始光元年（424）《魏文朗造像碑》，这亦是中国已发现最早的佛道合刻造像碑。造像碑按形状划分，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顶部平整的方柱形（或扁方柱形）；一种是螭首或圆首的扁体碑形。通常于两面或四面开龛造像，有单龛和多龛之分，在佛龛四周再以阴线刻或减地平雕的技法雕刻出建筑、供养人、伎乐飞天、狮、龙、虎等藻饰，佛龛和藻饰的空处刊刻发愿文及供养人姓名。造像主尊以释迦牟尼为主，另外还有弥勒像，释迦、多宝并坐像及千佛、维摩变等。
我馆所藏熙平二年（517） 《邑子六十人造像碑》（图一）是方柱形造像碑的典型，高198厘米，宽82厘米，厚44．5厘米。这是一尊佛道合刻造像碑，碑阳开圆拱形龛，内刻一佛二菩萨像，龛楣饰火焰纹；碑阴雕刻头戴道冠、手执羽扇、着交领束腰长袍的天尊像，造像形式模仿佛像，面相清秀，衣纹细密流畅。此尊造像的风格特别，佛、道像头部硕长，佛龛为火焰纹，道龛为屋形，供养人形象清瘦，当是北魏迁洛以后受南朝文化影响所致。同属这一类型的还有北魏《田良宽造像碑》（图二），亦是四面开龛。这种佛道合刻的造像碑，是陕西关中地区造像碑的特色，体现了佛道交融共存的状态。
碑形造像碑则更多地模仿了汉代以来石碑的形制，或作圆首，或于碑首雕刻螭龙。
如1959年陕西华县出土的《朱辅伯造像碑》（图三），雕造于北魏建明二年（531），高178厘米，宽85厘米，厚20厘米。碑首雕刻四螭下垂，碑座佚，整体布局丰满，藻饰华美，雕刻精湛。碑阳开三层佛龛，最上一层龛位于碑额部，龛内主尊着菩萨装，磨光高肉髻，作倚坐式。碑阴碑额龛内主尊像亦类似。此种佛头像与菩萨装相结合的造型较为少见，从其所处位置、坐姿等分析，表现的应是弥勒造像。北魏时期，弥勒造像有两种造型，一是据《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雕造的菩萨装弥勒，表现了弥勒从人间上升兜率天为一生补处菩萨的弥勒上生信仰；另一类是据《佛说弥勒下生经》、《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等雕造的佛装弥勒，表现的是弥勒未来从兜率天下生到人间成佛的弥勒下生信仰。《朱辅伯造像碑》的弥勒造型，将磨光高肉髻的佛的面容，与菩萨的装束结合于一身，很可能是造像者希望把对弥勒的上生信仰与下生信仰结合在一起，达到兼而信之的目的。碑阳中层之中凿大龛，内雕一佛二菩萨。两侧各凿一小龛，一侧龛内为菩萨像，另一侧龛内为头戴冠、身着右衽交襟衣作世俗装扮的人像。此二龛表现的当为文殊、维摩诘图像，典出《维摩诘·问疾品》。该碑碑阴从上至下亦开三层龛，第一层如前所述为弥勒造像。第二层龛内雕刻结跏趺坐双佛并坐像，手均施禅定印，按照图像特点，应是据《法华经·见宝塔品》雕造的释迦、多宝佛并坐像。《法华经》为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西晋太康七年（286） 竺法护在长安译出《正法华经》，后秦弘始八年（406）鸠摩罗什又于长安重译《法华经》，促使法华思想在长安广泛传播，因此，释迦、多宝对坐像也成为北魏时期长安造像的重要题材。
《朱辅伯造像碑》与同出另外三方朱氏家族造像碑：北魏延昌元年（512） 《朱奇兄弟造像碑》、北魏普泰元年（531） 《朱法曜造像碑》、北魏《朱黑奴造像碑》，佛像的造型风格相近，均为着“褒衣博带式大衣” 的秀骨清像式。衣纹的处理采用直平阶梯式手法表现，着重线条的装饰意味。宽大的衣裾层层交叠，覆于佛座，形成所谓的“悬裳座”。从这批造像碑的风格、佛像服饰及雕刻技法来看，受河洛地区造像碑影响较大，反映了河洛地区造像艺术对陕西佛造像的影响。
西安碑林还藏有几方西魏时期的造像碑。如西魏大统三年（537）《高子路造像碑》（图四），此为一残断的造像碑，上半截已佚，高81厘米，宽82．5厘米，厚32厘米。正面造像为一坐佛、二菩萨、二弟子、二力士、二护法狮及发愿文。主龛左右开有多排小龛，龛中为坐禅弟子和世俗信徒。主要供养人高远刻于主龛左方，一立像、一坐像和一骑马像，各像均有榜题。
从榜题可知，此造像碑是频阳县令高远及家眷于西魏大统三年所造。频阳，以县在频水之南而得名，故城在今陕西富平县东北，西魏时为京畿重地，现有西魏文帝永陵及北周文帝成陵。
造像碑中高远及家眷被刻作千佛状，每人一龛，龛上又刻大树，以示其坐禅环境，这种形式少见于造像碑。
这些北朝造像碑上的题记，内容广泛，包含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如其中由关中地区鲜卑、羌、氐等少数民族供奉的造像碑，反映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发愿文中涉及当时社邑、家族、佛教组织等情况的内容，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外，这些铭文的书法古拙质朴，别有意趣，亦为人们所珍视。
造像塔可分为单体和多层塔两种。1949年陕西省查家寨出土的《景明四面造像》（501）（图五），高60厘米，宽56厘米，厚50厘米，外形大致呈正方体，顶部和底部平整，四面开龛，根据其形状推测，原本应是多级造像塔中的一层。正面龛内雕刻一佛二菩萨，佛结跏趺坐，手作施无畏与愿印，身着双领下垂袈裟，衣裾自然下垂、悬于座下，身后配舟形背光，并刻小化佛。佛像丰厚慈祥，菩萨姿态婀娜。龛楣与两侧雕饰千佛，龛下刻有一排供养人像。造像碑其余三面与正面的整体格局相似，但局部略有差异，显得浑然一体又富于变化。
此外，背屏式造像亦是北魏时期的主要造像形式。如北魏《和平二年释迦坐像》（461）（图六），1974年西安市西关王家巷出土，高65．5厘米，宽38厘米。佛结跏趺坐于方形束腰台座上，施禅定印，身着袒右式袈裟、并敷搭偏衫。波形发髻，双目下垂，神情宁静、端庄。佛之左右各立一胁侍菩萨，身后的舟形背光从外至内雕刻涡状纹、飞天、火焰纹、小化佛和莲瓣纹。释迦的整体造型与“凉州模式” 和云冈一期的“昙曜五窟”造像有很多共通之处，表现出了北魏前期佛像的特征：既有犍陀罗佛像的遗迹，又带有秣菟罗艺术的影响。如释迦的波状肉髻来自犍陀罗佛像波浪式卷发的影响；袈裟衣褶以直平阶梯式手法表现，则又体现出秣菟罗细密凸棱衣纹的遗风。在造像背光反面还以浅浮雕的手法雕刻了复杂的图案，可分作上下两部分。上半部为礼菩萨图，正中雕刻弥勒菩萨，头戴华冠，袒上身，下着裙，双手交叠于胸前，交脚坐于束帛座上。其下方刻有众听法天人和供养菩萨。下半部分三层，浮雕佛本生、本行故事，并刻有榜题。画面内容有“太子降生”、“七步宣言”、“九龙浴太子”、“阿夷占相”、“婆罗门八人乞象”等。佛本生故事和本行故事合刻的形式，大多出现在北魏前期的造像中，因本生故事宣扬的是小乘佛教的苦谛思想，故在佛教传入中土的早期多有这类题材，但在内地大乘佛教兴起后，本生故事题材逐渐消失。《和平二年释迦坐像》造像上的“婆罗门八人乞象”本生故事，在现存的单体造像中未见。
又如北魏皇兴五年（471） 雕造的《皇兴造像》（图七），1949年前陕西省兴平县出土，高87厘米，宽55厘米。正面圆雕交脚弥勒像，坐于狮座之上。弥勒为波纹高肉髻，面相丰满，隆鼻厚唇，身着通肩式大衣，衣纹厚重交叠，带有明显的犍陀罗风格。其身后为舟形背光，雕刻有莲瓣纹、火焰纹、忍冬纹及小化佛等图案。佛之双足由一天人托举，表现的应是帝释天擎弥勒双足从兜率天宫降生，出自义净译本《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的描写：“当尔隆生时，千眼帝释主，躬自擎菩萨，欣逢两足尊。” 背光后面以减地平雕的手法刻七层佛本生、本行故事，每层再分为二至三格，共十五幅画面，表现了“九龙灌顶”、“树下思维”、“太子降生”、“阿夷占相”、“乘象入胎”、“礼佛图”、“七宝图”、“一种七获”等内容。在雕刻手法上，工匠们沿用了东汉陕北画像石所惯用的减地平雕加墨线刻画细节的手法，又与外来的立体雕刻的样式相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