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双手接过首饰盒，激动极了。我呆呆地站着，什么感激话也说不出来。汽车开了。我望着他离我们越来越远，直到看不见他的影子。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得到小少爷的礼物：一条珍珠项链。可惜我从没有戴过它。那是因为我太珍惜它的缘故。我把它藏得好好的，就像藏在心里一样。当然我闲下来的时候，也会拿出来欣赏。有一天，我正在欣赏珍珠项链，大小姐突然来到我的身边，她恶狠狠地对我说：“你别痴心梦想，易泉他不会娶你这个下人的。”
“我没想过他娶我。”我脱口而出。
“我看你是很想的，你还不老实？”大小姐一边说一边一把抢过我手中的项链，然后把它扯断了。珍珠一下七零八落滚到了地上。我赶紧蹲到地上去捡珍珠。我的心里受到了很重的伤害，眼泪倏地落下来。大小姐却得意地回自己房里去了。
“神经病。。
“恶婆。”
我冲大小姐的背影轻轻骂。心里很心疼这一地散落的珍珠。不错，我是下人，可小少爷从没有把我当下人。后来，我很有耐心地重新用一根细绳，穿好了珍珠项链。只是，再也恢复不到原来的精美样子。
第二天中午，家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在午休。我站在后门口，与隔壁范家的丫头翠翠闲聊。突然来了几个警察，还有一个日本鬼子，他们二话没说，就把我和翠翠推到一边，冲进了屋子。我是吓坏了，抖抖索索的，但还是大声嚷着：“鬼子来啦！”
“你嚷什么嚷？”一个警察转身对我说。
这是一个熟悉的声音。我定睛一看，认出来了，他是大少爷刘易怀。他怎么当警察了？我正在纳闷，听见老爷从屋里传出声音来问：“谁来啦？”
“我，刘家大少爷回来啦！”大少爷大声回答着。
“你给我出去。”老爷一边从里屋出来，一边气呼呼地说。
“我来了，就不走了。为什么我自己的家不能回？”大少爷一边说，一边吩咐其他几个警察和日本鬼子在客厅的木椅上落座。
老爷走进客厅，一下傻了眼。本来他以为大少爷最多是赌博、嫖女人、偷东西。他怎么也没想到大少爷居然去当警察，还与日本鬼子勾结在一起。
“你……你这个孽子，你是不是想气死我？”老爷全身颤抖地说：“你们都给我滚出去。”
大少爷站着没动。日本鬼子突然叽哩咕噜地说起话来。老爷听不懂，但他知道那肯定是侮辱他的话。老爷气愤极了，他又一次全身颤抖地说：“你们都给我滚出去。”
老爷有高血压，他说完：“你们都给我滚出去。”这句话后，倏地瘫倒了。我赶紧上去扶老爷，这时候大少爷不但不扶老爷，还冲着老爷骂：“你这个老不死的。”
太太和二姨太三姨太，都从自己的房间里出来了。她们叽叽喳喳地指责大少爷。大少爷向那几个警察和日本鬼子一挥手，扬长而去。
屋里的女人哭成一团。幸好这时管家陈森采购东西回来了。于是他很快找来司机，把老爷送去医院。老爷这次病得不轻，等老爷病好出院，我已决定离开思鑫堂回乡下去完婚了。
我离开思鑫堂时，太太的病比从前好了许多。她说：“你要常回来看看。”
没多久，抗战胜利了。我在乡下接到太太写给我的信。她邀我回家去参加老爷办的庆祝晚会。可是这时候，我早孕呕吐的不良身体反应很严重，便婉言谢绝了太太的一番好心。
我再一次到思鑫堂去做女佣，已经是13年后了。这时候思鑫堂已今非昔比。太太已在五年前，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二姨太和三姨太在解放初年，就改了嫁。二少爷去了新疆，四少爷去了贵州，五少爷去了云南，只有大少爷和三少爷留在上海。大小姐嫁给了一个地主成份的中学教师。中学教师犯错误后，被送回他的老家余杭乡下劳动改造去了。大小姐因此也拖儿带女的，跟着去了乡下。我真没想到大小姐会去乡下，会落到这般境地，我心里真的很同情她。
我是被小少爷叫回来做女佣的。小少爷年初从美国回来了。他带回来一个妻子和一个两岁的儿子。难得他还想着我，千方百计托人找到我居住的乡村。我知道小少爷是不会忘记我的。他已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他是学建筑的。这正是1957年的初春，在小少爷眼里，上海的阳光与纽约一样温暖。然而上海毕竟不是纽约。上海虽然有国际饭店这样的高层建筑，也有租界这样西洋化的建筑。但在小少爷的构思里，上海应该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有旋转餐厅等等现代化的建筑。我是一个乡下女人，那些时髦的语言，全是从小少爷那里听来的。
小少爷带回来的妻子，长得很像四姨太。我叫她沈医师，沈医师是一个很文静温和的女人。她的父亲1949年从大陆去了台湾，她没有要求去台湾定居，跟着小少爷回上海来了。
米夏是他们的儿子。带领这个白白胖胖的两岁小男孩，就是我的工作。应该说思鑫堂虽然没有了从前的人鼎兴旺，但有了孩子就有了人气和热闹。现在思鑫堂住着三少爷一家四口，小少爷一家三口，以及老爷、管家陈森和我，正好十个人。
小少爷这时候在上海某个建筑设计院工作。他的工作热情很高。有时在自己书房里画图纸，一画就是一个通宵。小少爷说他有太多的蔚蓝宏图。他要把浦东那一块，设计成像纽约一样的现代化新城。其实那时候久住上海的人，到过浦东的怕也没有三分之一，或者说是四分之一，乃至五分之一。即使到了春光明媚的日子，郊外踏青的日子，上海人宁愿跑到老远的龙华，或是西郊的徐汇镇去溜达溜达，却不愿冒了些微的风浪，渡过黄浦，到浦东去观光一下。也许就因为这个缘故，浦东一直停留在18世纪古老的状态中。
小少爷说，他的这一建设浦东的梦想，是从孙中山先生的计划书里看来的。孙中山先生把他的毕生精力，草拟了维新中国的“实业计划”。在他这一部伟大的计划中，满载着发展东方大港，改造黄浦江的整个计划。如果若干年后，真正贯彻了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实现了东方大港的计划，到那时浦东不是现在的浦东，上海亦不是现在的上海了。小少爷把这些话，常常挂在口中的。
中国“五七”反右运动，那时候刚刚开始。“大鸣大放”是那时候，几乎每个单位都提倡的一句口号。小少爷肚内有满腹经论，自然要倾吐出来。于是他干劲十足地写批判“某某某”的大字报，把大字报贴到设计院的大门口。这在当时是震惊了整个设计院的。因为那时候不是“文革”，还没有人贴大字报。
小少爷后来打成“右派”，当然与贴大字报有关。我知道他们给他立了好几条罪状。但我只记得那张大字报的罪状。
秋天是凋零的季节，满地的枯叶在街道上飘来飘去。小少爷就在这年的深秋，被送去杭州劳改。当然这是我们的说法。其实到那里，还要接受公安机关的预审。最后才能确定是否真正坐牢。去杭州完全还有家庭背景的照顾性质。不然就得去大西北。小少爷是由公安局，押送去杭州的。我与沈医师还有小米夏，是拿着大包小包一起去杭州的。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小少爷被关押在哪一座政治犯看守所。
老爷在我们动身前，替我们在离杭州火车站不远的建国中路华藏里，向一个粮食老板转手了一栋房子。这是一栋二层楼的房子，有前楼和附楼，还有一个大院子，里面种着桂花树、冬青树、葡萄树、桑树等。尽管房子的条件不错，但没有了在上海时的良好感觉。尤其是沈医师整个人，一下显得忧郁和憔悴。
我们两个女人和一个孩子，住一栋楼感到害怕，就把整个二楼租出去了。这样我们既有了一些收入，也有了些人气。这年我们初来乍到，沈医师因为是“右派”家属，没有机会进对口的医院，而是进了一家棉毛针织厂做厂医。真是大材小用了。
白天沈医师去她的工厂做厂医，我就在家里管孩子、做饭。孩子午睡时，我就出门去打听附近哪一座政治犯看守所里关押着小少爷。当然我的举动都是徒劳的。但我不甘心，我一直跑到“小车桥”。“小车桥”就是某个“监狱”的地名。
有一天中午，我正在家里做饭，沈医师急匆匆赶回来说：“打听到了，我知道易泉在哪里了。”于是我们吃过午饭，就抱着小米夏去看他爸爸了。——在一条曲曲弯弯的小巷尽头，赫然写着：某某政治犯看守所的字样。
小少爷。不，我后来改口叫他刘先生。刘先生被关在14号牢房，犯人代号是26710。我们到的时候，就有看守冲牢房喊：“26710出来。”
一个正常的男人，变成了一个代号。一个留学归来的学者，变成了一个囚犯。
14号牢房是一间没有窗户的房子。它阴森森的，有点儿鬼魅般的气息。房顶有一盏狱灯，很昏黄的。我们从外面望进去，里面有两张单人床。床上铺着草垫，是保暖用的。刘先生听见看守叫他的代号，就从里面快步走出来。
“爸爸。”小米夏认出爸爸了，他大声喊着。孩子是压抑空气的调节剂，刘先生马上乐嗬嗬地、兴奋地应道：“爸爸来啦！”
刘先生这时候的模样，再也不是刚从美国回来时西装笔挺的绅士派头了。他剃着平顶头，留着胡子，穿着囚服，活脱脱一个罪犯的样子。沈医师当然感到悲凉和忧愁。她从头到脚地打量着刘先生，只见刘先生赤脚穿着一双墨绿色的解放球鞋。
我与刘先生打过招呼后，就抱着小米夏站到一边去。我想让他们夫妻俩多说说话。可是他们四目相对，默默无言。从看守所出来，我们一路都走得很沉重。沈医师在默默地流泪，小米夏却很乖地在我怀里睡觉。空气中的冷风，让我们感到一丝丝的寒意。当然更多的是心灵的寒意，冰凉的感觉。
刘先生在狱中的生活，我知道的并不多。但沈医师每次去探监，回来总会告诉我一些什么。于是我知道刘先生在牢房里，要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罪行，还要接受大会小会的批判。不过他很快习惯了狱中的生活。那种最初在狱中精神上倍受煎熬的时期，已经过去。他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坐监，除了睡觉、放风和开批判会，其余时间他学会了盘腿打坐。
应该说监狱里的犯人，每天无论上午还是下午，吃过饭便开始学习。内容通常是读报。那时候的报纸，登的最多的就是反右斗争带来全国政治、经济新局面的文章。然而局面再好，成了罪犯的刘先生，以及罪犯家属的沈医师，也感受不到清新的空气和灿烂的阳光。
刘先生在狱中，常常感到饥饿。他一顿只能得到一个馒头、一碗稀饭、一碟咸菜。我们没法送东西进去，理由很简单：为了他更好地改造思想。因为看守所的犯人都属未决犯，由公安机关进行预审，预审之后移交检察院，检察院再审后向法院提起公诉，最后由法院对犯人的命运做最终的裁定，处以徒刑或者死刑。少数幸运的也会释放，成为摘帽“右派”。然后被分配去某个单位工作。所以看守所不是真正的监狱，它是犯人和犯人家属眼中的监狱。当然一旦成了已决犯，犯人就不住这里了。
未决犯与已决犯之间，就像凌空悬着一条钢索。每一个犯人都提心吊胆，不敢有丝毫的大意。因为一步踏空便会坠入深渊，摔得粉身碎骨。预审这一过程，因人而异，有长有短。刘先生当然是想越快越好。他不愿意自己的案子被长久地悬着。说实在，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案子？但他知道这一年，很多知识分子都被打成了“右派”。
那时候看守所就像一个铁打的营盘，而流水的囚犯一个个进来又一个个出去。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聚到了一起，接受翻来覆去的审讯。犯人通常把这种审讯，戏称为：车轮大战。那些经历“车轮大战”的犯人，没有坚强的神经很难度过难关。所以沈医师回来说，与刘先生同屋的那个“白面书生”，每次审讯回来都像死人一样。不是倒地呼呼大睡，就是号啕大哭。他的哭声像牛哞一样，让人听了心里发怵。
我虽然是个乡下女佣，但我16岁那年就到刘家了。耳闻目睹，我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女佣。我喜欢打听一些消息，也喜欢关心一些时事政治。尤其刘先生在狱中，不要说沈医师那份压力和牵挂，连我也是坐卧不安的。有一次沈医师工作忙，我就替她去狱中探望刘先生。刘先生那天刚接受完审讯，一股魂飞魄散的样子。我吓了一跳，心里特别想刘先生千万不要被判死刑啊，他是好人，他没有罪。
这一次我没有看到“白面书生”。与刘先生同屋的，已是另一个蓄着胡子的中年男人了。刘先生悄悄地告诉我：“白面书生”被转狱了。大概他在看守所的预审，已经结束，案子转到检察院去了。“白面书生”就这么走了。后来他是死是活，不得而知。
我还想问刘先生一些什么时，他们已到了放风的时间。那个矮冬瓜看守很凶地对我说：“走，时间到了，你给我出去。”我乖乖地出去了。透过篱笆我看到所谓的放风，就是让犯人像驴推磨似的，一个跟一个在院子里转圈。这时候监管人员就格外多，他们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但照样有犯人利用放风时间，与另一个犯人低语交谈、互通信息。这就是人的力量，任何险恶的环境都有空子可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