姗姗有了孩子后，觉得自己越来越变得婆婆妈妈。那些从前父母嘴里的上海故事，成了她给儿子讲的故事了。红房子西餐馆、西点店、霞飞路上的皮鞋店、夏天的紫雪糕、比利翁舞曲，以及衡山路两边高大的法国梧桐，都让她感到亲切。她喜欢抱着儿子走在陕西路和长乐路上，这都是上百年历史的老马路。街边的老房子，一种是融合了巴罗克风格的石库门，另一种就是砖木结构的洋房。这种房子乍看和欧洲的老房子一样，但仔细看就能看出中国工匠留下的影子。
姗姗抱着儿子在这两条路上走。在这两条路上，她会遇见熟人和过去的同学。但姗姗主要是想遇见何家奇的情妇赵飞花。她知道这两条路，是赵飞花从家里到单位的必经之路。她想在路上逮住她，警告她不要再勾搭她老公比到她单位和家里都给她面子得多。但几个月下来，姗姗一次也没有遇见赵飞花。姗姗很沮丧。她不知道如何才能摆脱这种痛苦的纠缠。快两年了，这种痛苦的纠缠常常折磨着她，让她神不守舍。她不知道为什么生活竟成了这个样子。这个样子的生活从来不是她要的。她常告诫自己要强悍起来，抵御八面来风。然而她是脆弱的、敏感的、哀怨的。她只好一天天燃烧自己、杀死自己、埋葬自己。
与何家奇周期性的吵架，已经让姗姗觉得生活平庸到了极点。但她没有离婚的决心。她想总有一天何家奇会回心转意。姗姗总是往好处想，却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苦很累。自己带孩子、做家务、上班，直到孩子进了幼儿园全托，她才舒一口气。而这时候，我的姑母忽然得了一种内分泌失调的怪病。她的能量消耗很大，因此需要经常打一种进口的据说是美国总统夫人才用的营养针剂。这使家里的经济十分拮据。姗姗想着去赚钱，尽管姗姗与母亲比较疏远，但事关责任和人命，她无法甩手不管。
姗姗在那些日子里，很快找到了第二职业。那是应聘了一家公司的业务员，业务员的工作就是联系客户，把产品推销出去。所以姗姗有时一天要访问四五家客户，从浦东跑到浦西，从虹桥跑到吴凇。她在上海的版图上纵横驰骋，为的是赚更多的钱。所以东奔西忙一天以后，她回到家里已疲惫不堪。这时候，她格外渴望何家奇能给她温暖。可是何家奇要么不在家，要么不思上进地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姗姗失望极了。姗姗已经懒得与他说什么了。姗姗觉得什么也不说，比说很多有力量。姗姗已经不想吵架了，她觉得吵架伤元气。毕竟一切都是自己选择的。
姗姗后来除了周末去幼儿园接儿子，平时也很晚回家。没有了爱情的婚姻，家就像没有了灵魂，就像坟墓一样。姗姗每到黄昏和晚上，就显得分外寂寞。她有时会独自逛逛商场，累了就在商场的咖啡吧里喝茶或者咖啡，但那天她去了一家异国情调浓郁的小酒吧。她独自坐在小酒吧里并不想认识人，也不想遇见熟人。她娴静地喝着咖啡，想着心事。忽然身边来了一个年过六十的老男人。他身材挺拔，衣着讲究。他一坐下来就对姗姗说：“你是姗姗吧！我是杨叔叔啊！你不认识我啦！”
姗姗想起来了，他是她父亲的朋友，与她只见过一面。那时候他是政府官员，后来下海经商赚了很多钱。姗姗一想到这里，便对他的热情有了相应的回报。姗姗说：“杨叔叔你怎么也来这里？”
“我为什么不可以来这里？”杨叔叔幽默、温雅，说话的声音是轻轻的，但很有力度。姗姗这晚与杨叔叔聊得很开心。真的，姗姗还从没有与一个异性男人聊得这么开心过。这晚姗姗也与杨叔叔谈到了母亲的病，谈到了昂贵的美国营养针剂。杨叔叔慷慨地说：“没问题，我与你父亲是多年的老朋友，明天你再来这里，我给你一张支票。”
姗姗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姗姗从来没有拿过除父亲之外的男人的钱，包括何家奇的钱。何家奇注定要吃女人饭的男人，这使她从当初对他的痴情，渐渐产生了对他的鄙视。于是她半信半疑地答应了杨叔叔明天再来。她想这都是为了母亲的病，只要母亲的病好，她什么都愿意去做。姗姗想原来自己也并不那么死心眼，自己的观念也会悄悄地改变。
第二天晚上，姗姗早早地来到了小酒吧。她还是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杨叔叔迟迟没来，姗姗便想不能轻易相信人，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假的。姗姗想着想着自卑起来，她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好，却又总是想干些事情。她回味着自己一路走过来的日子，像咀嚼青橄榄那样，心里有点苦涩。她想为什么自己样样不如表妹呢？
姗姗说的表妹就是我。我那时光已经正式分配到医院做脑外科医生，并且已与同医院的外科医生许杰结婚。我举办婚礼的时候，场面很大。我和许杰穿着婚纱与礼服，还很洋气地走了长长的红地毯。在教堂神父面前，我们交换了新婚戒指。那天我们邀请了姗姗、何家奇与他们的儿子涛涛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们的婚礼让我幸福得不得了。我完全忘了我这样的婚礼就是姗姗梦寐以求的。
姗姗那天在我的婚礼上，抱着儿子沉浸在自己结婚时的回味中。那苦涩的微笑，让她看不见她的妹夫，看不见她的舅舅、舅妈，看不见我们明快、舒适的新家。此时此刻仿佛她身在异处，与谁在一起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她内心苦涩的回忆。
那天晚上闹过新房之后，姗姗一家到她的舅舅、舅母，也就是我的父母家过夜。我母亲后来与我说，姗姗与何家奇当夜根本没睡，一直在吵架。隔着客厅，我母亲都能听见姗姗的哭声。第二天姗姗没有与我告别，一家人就匆匆回了上海。我怕许杰嫌我的这位表姐不辞而别，特意向他解释了一番，并说表姐如何如何吃苦耐劳，比我优秀。许杰听得很羡慕我有这样一个表姐。
现在姗姗坐在小酒吧里等杨叔叔。她正等得不耐烦时，杨叔叔来了。杨叔叔要了两份咖啡和西点。然后从他的公文包里取出支票，递给姗姗说：“这伍万元给你妈妈买营养针剂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伍万元钱不是一个小数目。姗姗一阵惊讶，又一阵感动。姗姗说：“这，这怎么可以白拿你的钱？”杨叔叔说：“我有点事想让你帮忙，不知你每个星期天下午有没有空？”
“应该有空的。只要我能做的，我一定做。”姗姗点点头。她穿着灰色的外套，里面是一件黑色的薄绒羊毛衣。她把支票就藏在灰色外套的右边口袋里。她不时地摸一下支票，生怕像小时候祖母让她买黄酒时把钱弄丢了。
“我想写一部自传，但没那个水平。知道你是中文系出身，又在出版社工作，我想由我口述，你执笔来完成这部书。书成后我会付你报酬。至于出版就靠你帮忙张罗，公费自费都没有关系。你愿意接受这个工作吗？”
“好吧！我愿意。不过你不用再给我报酬了。这支票已经够多的。”姗姗微微一笑，她忽然觉得自己有了自信。
“按劳付酬，这是我的惯例。那支票是我作为你爸爸的朋友，送给你妈妈的。”杨叔叔语气坚硬，似乎姗姗再对支票的提醒与暗示，都是对他的轻侮。姗姗不再作声。她默认了杨叔叔的意思。杨叔叔说：“这样吧，这个星期天下午就开始，你到我家来，这是我家的地址。”杨叔叔的字写得很漂亮，刚劲有力。姗姗看到地址就明白，这是上海西区新建的高级住宅区。姗姗心里忽然有点释然，伍万元对他这样的有钱人，也许实在算不得什么。
星期天下午，姗姗把儿子涛涛放到了母亲家，便到杨叔叔家去工作了。杨叔叔家有一间六十多平方米的工作室。两堵墙是书橱，摆着很多精装的书籍和画册。姗姗不怀好意地想，这准是装装门面的吧！杨叔叔真会看那些书？工作室的中间放着两张长沙发，一张办公桌。那办公桌大得像总统桌。靠门边竖着一只大花瓶，有一人那么高，插着孔雀羽毛。整个房间看上去井井有条，简洁优雅。家里有个上了年纪的女佣，走起路来轻手轻脚的，且动作利索敏捷，只是一晃便不见了人影。原来杨叔叔要自己招待姗姗，要亲自为姗姗沏茶、煮咖啡，表示着一种亲切。
姗姗后来辞去了公司兼职，为杨叔叔写自传。她觉得这比东奔西跑的业务员工作强百倍，且又可以得到一大堆素材，训练自己的写作能力。只是杨叔叔的叙述语无伦次，需要她做笔记后加以整理。工作量虽然大一些，但姗姗一想到那伍万元钱的支票，便心生感激。
杨叔叔每次回忆往事前，总会与姗姗聊聊天。有时也会关心地问姗姗一些家事，也会讲讲自己的家事。杨叔叔讲家事时，比讲她在政界和生意场上沮丧得多。他说自从下海经商赚了很多钱后，他的老婆儿子反而与他疏远了。他说他成了一个孤家寡人，有谁能抚慰他大半辈子走过来的心酸路呢？
姗姗很同情杨叔叔的遭遇。姗姗想这么好的男人却身边没有一个温柔的妻子，而何家奇不思上进却有她日日为他操劳。这世界真是不公平呵！于是姗姗每个星期天的下午，都会在杨叔叔家一直呆到晚上。这期间大部分时光，姗姗都在听杨叔叔倾诉往事。杨叔叔说，我出生于1936年，1950年高中毕业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我在战场上荣立一等功。回国后，我进了上海一家重型机械厂担任团委书记。从这以后，我的官运极好。我历任厂党总支书记、党委书记、局党委委员、局党委书记。然而正当我踌躇满志时，却遭到了小人的暗算，被人污告为“受贿”罪，撤职查办。于是我从一个红得发紫的局级干部，一下成了令人不耻的阶下囚。而真正“受贿”的贪官污吏却消遥法外。后来案子查清，我虽然得到平反昭雪，但一气之下，愤而辞职，与朋友南下海口创办了一家房地产公司。炒地皮、做股票，为了一笔生意，心狠手辣的事也做过不少。后来回到上海，继续做房地产生意。在浦东一块地皮转手倒卖，就赚了陆千万元。钱真是来得快，可我老婆却说我昧着良心做黑事。我老婆是个非常仁慈的女人。她并不要我赚这么多钱，只要我天天守着她。可我一个男人哪里能这样呢？我做不到，我们就分居了。
原来是这样。姗姗说：“那你可以少做些生意，少赚些钱，天伦之乐才是重要的。”杨叔叔说：“你不懂。真正的生意人，倒后来也不仅仅为了赚钱。只是自己已变成了一架开足马力的机器，停不下来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