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亮这回没有反抗，他低着头不作声。母亲知道离中考只有一个多月了，尽量克制自己的火气吧！这孩子一时也打不好，骂不好。母亲十分失望地走出儿子的房间，想起白天的手机保修、车祸受伤，她想家里最最重要的，还是儿子的心灵需要好好保修。这孩子不学好，将来如何是好？
一周后，杨彩霞让小黄帮她去取回了诺基亚手机。小黄取回后，又帮她送到了家里。那天儿子上学去了，杨彩霞正在家里发呆。她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左手的绷带被她一层层扒下来。她感觉伤口已经不疼了，就不再绑绷带。杨彩霞的家，是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杨彩霞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弟弟12岁时在河里游泳淹死了。父母都健在，但老年人有老年人自己的生活。他们上老年大学，学习绘画书法也参加合唱团，比杨彩霞上班带孩子还忙。所以，杨彩霞一旦静下来，就会觉得很孤寂。
“门铃响起来了。”每次门铃响，杨彩霞总会心里一紧，然后从“猫”眼睛里望出去。大多数都是来推销产品的，有时是收水费或者是收扫地费的人。杨彩霞没想到小黄把手机送上家来了。她有点感动，说：“这么热的天，也不急，看你热的。”小黄说：“早点交给你，你好发短信，打电话。走到哪里，别人就不会联系不上你了。”杨彩霞说：“哈哈，我发短信给谁啊！买手机不过就是大家有，自己也买一个而已。”
“发给我好啦！”小黄说：“很多东西不买也就不用。等买回来了，你就会天天用了。要是没有了，还会感到不便呢！”杨彩霞想这道理也对，不过她对手机已经没有了热情。她把本来当成宝贝的诺基亚手机，随便一放，给小黄沏茶递烟，打开电风扇。
不到一支烟功夫，小黄电话短信不断。他一会儿接电话，一会儿回短信。杨彩霞知道那些都是女孩子。小黄总是很有女人缘。杨彩霞想短信虽便宜，但要闷着头码拼音，也是一件麻烦事。杨彩霞想虽然自己学会了拼音，但发短信的热情大概不会有。
小黄走后，杨彩霞的手机“嘟嘟”地响了起来。那是她接到的第一条短信，是联通发给用户的短信。她一下删掉了。接着她试着给小黄发了一条短信，总共用了五分钟时间。她知道新手上路，操作起来总是比较缓慢。两分钟不到，小黄回短信了，说：“祝你天天发短信，快乐人生。” 杨彩霞想，我短信发给谁啊！哪有这个闲功夫？
杨彩霞很快把手机号，告诉了亲朋好友。但手机始终像一只懒猫一样，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她也就除了冲电，不再去理它了。病假的日子，杨彩霞一个人在家里胡思乱想。她有时想，干嘛不再找个人把自己嫁出去？但转而一想，谁要她这个带拖油瓶的？离异后也不是没有人说亲，但一听拖着个孩子，又是个男孩，大多是摇头的。杨彩霞想她是一个母亲，无论如何她要把儿子养大成人，考上大学，或者培养他读硕士、博士。
病假还剩两天的时候，杨彩霞发现自己的左手完全好了。于是她又开始整理房间，打扫卫生。在家病休了半个月，杨彩霞为报刊写了不少豆腐干文章。杨彩霞没想过当作家，但能发表豆腐干文章赚点小钱，是件令她高兴的事。虽然她大学读的是金融，但在出版社做编辑，天长日久与文字打交道，自然就喜欢涂涂写写了。她觉得涂涂写写能解除寂寞，获得心灵的自由飞翔，让自己沉浸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小时候，她就是一个喜欢幻想的孩子。她记得在她六岁那年，有大人问她：“你外婆家的棉被有多大啊？”她说：“像天上的云彩一样大。”惹得大家朝她笑，说她太夸张了。
现在杨彩霞重温她的豆腐干文章，觉得自己没有浪费这半个月的病假日子。她写了她出生的这座城市，以及这座城市中花样年华的人。她觉得这群花样年华的人，没有上一辈人生活的负重和历史阴影。但他们对生活却有惊人的直觉，对自己也有着强烈的自恋。就像她的同事小黄，还有很多艺术家、个体经营者、无业者、娱乐圈内人、记者、作家以及无赖、赌徒等等。他们在夜晚的街上闪闪发亮，那些酒吧、茶吧、书吧、女人吧就是他们最佳去处。他们在某种游戏的核心进入怪异生活，从而找到存在的理由和活下去的决心。
杨彩霞在她的豆腐干文章里这么写着，这半个月她大部分时间就坐在沙发上苦思冥想，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她已经烦透了现实琐碎而庸常的生活。但为了儿子能考上重高，她不得不去求人找学校最好的数学、物理辅导老师。她想临时跑佛脚，也许有用。
手机响了起来。这是半个月来，第一次手机铃响。杨彩霞没有接，她看了对方号码，用固定电话打了过去。那是她的一个大学同学，一个追着她，老想让她做他情人的男人，但杨彩霞不是傻瓜。她哪里有这个闲功夫陪他玩乐，到头来鸡飞蛋打一场空，而他却回去与老婆热炕头。所以，杨彩霞从来不与有妇之夫谈恋爱，不做情人。她想都这把年纪了，没有爱情了。一个人带个儿子，平平静静地生活，就是她目前认为不错的生活方式。而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倘若真要有个男人在她身边转来转去，她一定会觉得没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了。
杨彩霞病假休完回单位的第一天，领导就派她出差去开会了。那是一个图书会议，领导再三交代不能让小黄代替去。杨彩霞只好把儿子安顿到父母家，再三关照他不能偷懒，不能与女同学谈恋爱，要好好复习。儿子答应得很好，儿子已经不敢再给副班长叶梅写情信了。叶梅对他说：“你再写，我就交给老师。”
亮亮在学校不是那种调皮捣蛋的学生。他是班里的文体委员，成绩在年级三十名左右。平时他在学校，很注重留在老师心里的印象。所以叶梅一说要告诉老师，他就吓坏了。还有如果母亲要把他家里的坏脾气告诉老师，他就要与母亲拚命了。母亲当然不会破雨伞里戳戳，总是在老师面前维护儿子憨厚的形象。但心里想这孩子憨厚什么？既没礼貌也目无尊长，在外面不过戴一副面具而已。然而母亲再一想，如今谁不戴面具生活在社会上呢？
杨彩霞坐飞机第一次来到那座北国风光的城市开会，感觉很新鲜。与会者大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图书商与出版社编辑。杨彩霞有不少是熟悉的老面孔，但也有神交已久的新面孔。那天大家陆续步入会议厅的时候，她一眼看见了心仪已久，但从未联系过的吕树冬。不知哪来的一股激情，她走上去主动与吕树冬打招呼：“嗨，你好。我是杨彩霞。”杨彩霞笑咪咪地这么说着。吕树冬说：“久仰，久仰。”于是，两个人便攀谈了起来。
会议正式开始的时候，他们坐在了一起，偶而轻声地聊几句，或者交换一下会议中的某些观点与体会。后来的两天，无论开会还是在景点参观，他们总是在一起交谈，仿佛有说不完的话。只是来去匆匆，吕树冬没等会议结束，就提前回他的南方城市去了。萍水相逢，走了道别，这是大多数会议上同行们的法则。如果投缘，那么日后也许成为好朋友。然而，杨彩霞没想过是否与吕树冬成为好朋友。
杨彩霞搭飞机回故乡时，有点感冒了。也许不适应东北的水土，杨彩霞身上发出来疙疙瘩瘩的豆豆。回到家里她洗澡洗头，洗衣服，一阵忙碌后，又去农贸市场买菜。几天不见儿子，她都不知道儿子是否好好复习功课。距中考的日子越来越近，杨彩霞想在儿子考试前，自己再不能出差了。
儿子的中考体育，正好是杨彩霞去东北的那几天。儿子的体育考试满分30，只得了25分。杨彩霞想一个男孩子体育只得了25分，实在太少了。若是她在现场，给他鼓鼓劲，或许就会好一点。儿子放学回家，见母亲出差回来了，便说：“数学家教费200元，物理家教费200元，还有我的鞋破了，向同学借150元买了新的。你要给我550元。”儿子的口气，仿佛母亲是个大老板。杨彩霞想如今的孩子养不起，550元就是她一个月四分之一的生活费啊！
这天晚上杨彩霞到凌晨才睡。她在看一部某个作家的长篇小说。作家们现在很少有手稿了。但她看的这个作家不会电脑，厚厚的一叠手稿，上面弯弯扭扭的字，看起来很费劲。不过拿在手上读起来，颇有亲切与体温感。杨彩霞在手稿上用红笔圈出来错别字，删掉那些累缀的形容词，直工作到她撑不住了才熄灯睡觉。
第二天一早杨彩霞起床后，感觉有点晕晕的。但起床后的第一件事，看邮箱已经是她的一个习惯了。她在众多邮件中，一眼看见了吕树冬的信。吕树冬在信上说：“这次见到你，很高兴。常联系。” 杨彩霞平时看这样的信，看多了，一般看过也就回一个短信，或者不回信。但这个信，虽然只11个字，却仿佛有一种特别的感情蕴藏在里面。于是她回信说：“信，收阅。我正在看一部作家的手稿，看得晕晕的。前阵子自己也写了一些短文，发你看看，多多指教。”
杨彩霞发给吕树冬的信，不到五分钟，吕树冬又回了信。杨彩霞急着要去上班处理工作，便想着晚上回家再回信吧！出版社做书，越做越难。杨彩霞有时很困惑。自己想做的书，市场不景气，容易赔钱。不想做的书，她认为是垃圾的书，倒是卖得很好。她想这个社会的精神导向，实在有点问题。年轻人歌舞升平，却不知道如何肩负一些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杨彩霞感到一种危机。
晚上杨彩霞坐在电脑前，感到头痛得厉害。她测了一下体温，天哪，39度。但她还是给吕树冬回了信，并且告诉他自己发高烧了。杨彩霞发完信，便关了电脑。她找出来头苞与清热宁，服下。然后关照儿子说：“亮亮，妈妈病了，明天早饭你自己路上买，别不吃。”亮亮说：“那你给我钱。”母亲说：“你到我皮夹子拿伍元吧！”亮亮说：“这么小气，拿拾元吧！”
杨彩霞睡前喝了不少水。她想睡一觉，明天热度就退了。从前她总是吃了药，睡一觉就好的。所以她一点不担心，这样的小毛病她常常不以为然。然而，整一夜她都怕冷，还不断地呻吟，浑身都觉得疼。天蒙蒙亮的时候，她测了热度，已是39度5了。她不想打扰儿子读书，儿子离中考没几天了，节骨眼上的事，一天半载也不能耽误。
热度发高了，连走路都摇摇晃晃，很困难。杨彩霞本想去医院吊点滴，但感觉支撑不住，又吃了两颗头苞，一颗白片，躺在床上了。她没想到会病得连楼下都走不下去。一个人，一个人病了，就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她想有谁来为她的病塌，端上一杯热茶？又有谁来问寒问暖？杨彩霞在病中，胡思乱想得伤心起来。正当她伤心时，手机“嘟嘟”地叫了起来，她知道那是短信的声音。也许又是广告吧！杨彩霞十个指关节都酸痛，懒得看。但不到五分中，又“嘟嘟”地叫了起来，杨彩霞这才打开手机短信，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