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味专权的杨骏与权力欲熏心的贾南风之间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杨骏以为贾南风不会动他，结果贾南风利用自己家族的强大势力，和晋武帝的儿子、侄子们私下交往。经过了一番洽谈后，她和这些西晋的亲王们达成了共识，将进攻矛头一致对准了杨骏。经过激烈的明争暗斗，贾南风终于在晋惠帝永平元年（291）三月借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玮之手，诛杀了太傅杨骏及杨骏的党羽卫将军杨珧、太子太保杨济、中护军张劭、散骑常侍段广、杨邈、左将军刘预、河南尹李斌、中书舍人蒋陵、东夷校尉文淑、尚书武茂等，并且还灭了这些人的三族。在这之后，贾南风又在宫内动手，伪造圣旨，废皇太后杨氏为庶人，把她赶到金墉城去。第二年，又将杨太后迫害至死。
诛杀杨骏之后，贾南风任用大司马、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宰，与太保卫瑾共同辅政，以保证她自己能够把持朝廷大政。同时，她还暗中策划藩王之间的争斗，企图削弱西晋王室的力量，以便她的专权。
在西晋初期，晋武帝大行分封宗室，然而受封的诸王并没有去藩镇，而是留在京师，有些藩王还掌握有相当的兵权，楚王司马玮就是一例。诸王的存在，对皇帝的统治极为不利。这时辅政大臣汝南王司马亮，为削弱诸王的权势，建议让受封的诸王回到他们的封地去，太保卫瑾也完全赞成此举。这就引起楚王司马玮对司马亮和卫瑾的极大不满。
卫瑾是西晋开国元勋，他极力反对晋武帝册立司马衷为太子，贾充因此对贾南风说：“卫瑾这个老家伙，差一点就让你一无所有了，以后一定要让他看看我贾家的厉害。”因此，贾南风对卫瑾一直存在宿怨，加上卫瑾现任太保，使得贾南风不能让自己的贪欲和权力欲得逞，所以她决定先搬掉卫瓘这块绊脚石。
为把朝政大权紧紧掌握在手中，贾南风便制造谣言，诽谤卫瓘和汝南王司马亮想要做商朝的伊尹和西汉的霍光那样的擅自废立皇帝诛杀皇族的权臣。永平元年（291）六月，贾南风终于又导演了一场制造假圣旨命令楚王司马玮杀害太宰、汝南王司马亮和太保、淄阳公卫瑾的流血事件。后又以“擅杀”的罪名，诛杀了楚王司马玮。
贾南风大权独揽，将朝廷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便大肆委任自己的亲信、党羽，派他们担任重要官职。贾南风的族兄贾模和从舅郭彰，分掌朝政，后来广城君养孙贾温也干预国事。她利用家族的势力扩张自己的权力，完全掌握了西晋的中央政权，使晋惠帝完全成为她手中任意摆布的一个傀儡。
贾南风为了达到长期有效地控制朝政的目的，还想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做手脚。于是，她诈称自己已经怀有身孕，在衣服里藏了一些东西做出大腹便便的样子。她又做出种种伪装，以便自己长时间深居内宫，不见外人。暗地里，她却把妹夫韩寿的儿子韩慰祖收养起来，作为自己的儿子。晋惠帝元康九年（299），贾南风阴谋废掉太子，而以她所收养之子代之。
贾南风的“暴戾”和“专制天下”以及她阴谋废黜太子的奸谋，终于引起司马氏宗室诸王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于是右军将军赵王司马伦、孙秀等人也以天下百姓怀有怨恨而想要废掉贾后，树立自己的势力。贾南风深知有人打着拥护太子的旗号想废掉她，便想先发制人，平定纷争，在晋惠帝永康元年（300）三月，借口太子谋反，杀死太子，让那些以太子问题为借口的人失去口实。但是，她一生中这最后一次赌博却适得其反，终于激起了宗室诸王的反抗。同年四月，梁王司马肜、赵王司马伦等率兵人宫，废贾南风为庶人，诛杀了贾南风的党羽数十人。不几日，赵王司马伦又将贾南风杀死。然而，从这年八月，淮南王司马允举兵讨伐赵王伦，西晋的宗室之间也开始了互相残杀。贾南风的干政，终于导致了“八王之乱”的发生，更使西晋陷入了宗室间互相争斗内耗的祸乱之中。
贾南风作为一个女子，本身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缺乏发言权，不过她因为自己出身于势力强大的家族，便以家族势力为基础，以自己的丈夫司马衷的皇帝权威作为依托，并靠着自己的计谋而进行了她的政治冒险之旅。她在政治上翻云覆雨，排斥异己，大逞私欲，体现了在政治中女性的一种生存状态。然而，她过分相信自己的实力和心机，却是导致她最终败亡的原因之一。
抱残守缺，雌伏致胜
春秋时期的哲学家老子在他的著作《道德经》中，屡次提出“雌伏”的问题。他认为，虽然“雌伏”是柔弱者采取的一种守势，但是柔弱者也可以使用这种方式相机而动，以柔克刚。
老子所说的“雌伏”，可以当做实指，也可以当做虚指。当做虚指时，就是泛指一切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当做实指时，则可以专指女性。
在封建社会，女性在家庭中和政治上，正是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但是这种弱势地位也可以成为一种特殊的资源。一般而言，雌伏状态就是实力不济因而不得不采取的屈从臣服的姿态，也可以是处于弱势的人自甘恪守戒条遵从强者所制定的行事规则的表现。如果既有弱势的身份，又是一个女子，那么她运用雌伏的资源就更为妥当了。弱者不但容易被处于强势地位的人所轻视，也容易获取别人的同情，所以，雌伏之势也可以成为一种摆脱弱势地位的利器。
做出甘于雌伏的姿态，以抱残守缺的形象面对世人，而后以柔克刚，正符合弱势群体的生存之道，也符合女性这个在政治中被视为弱者性别的生存之理。
刘氏的姿态
在北宋真宗和仁宗时期，有一位女政治家崭露头角。她不但在政治上表现得十分出色，而且在处理皇室内部亲情问题上也十分成功，她就是宋真宗的皇后、宋仁宗的“母后”刘氏。
刘氏出身卑微，进宫后，当了真宗的妃子，赐姓刘。她不能生育。那个时候，皇妃没有生育能力，特别是没有男孩，是很难保住地位的，更不要说当皇后。刘氏把侍从李氏召来，让她也侍奉真宗皇帝，结果李氏怀孕了。刘氏借口怀子，不见皇帝，直到孩子降生。很走运，是个儿子。刘氏安置了李氏，自己做了“母亲”，寥寥无几的知情者服从了刘氏，为刘氏保密。有了“儿子”（仁宗），刘氏当了北宋真宗皇后，不久真宗去世，刘氏就开始垂帘听政。
刘氏知道，以自己的后宫地位，要和外朝那些强调“男尊女卑”论调的士大夫们抗衡，是需要一定的策略的。所以，她秉承了宋真宗时期的政策，坚持对内对外都要稳定发展的基本方针。
当时的宰相寇准等著名功臣仍然习惯于大宋建国时期的方针，借口刘氏出身寒微，反对刘氏登台。上谏不成，就计划让太子监国，推翻或谋杀刘氏。刘氏很机警，识破并粉碎了这个计谋，也因此得到她的“儿子”仁宗皇帝的支持和信赖。寇准等人的失败，是刘氏谋取政权的有利机会。
刘氏借腹上台，当了皇后，而后自己不露声色，等外朝的大臣们按捺不住先行发难，再出手粉碎他们的计划，这样的手段可以说是既“合法”又“高明”。
刘氏在平定了这场未遂的宫廷政变之后，依然采取雌伏的状态，行为比较低调，以善治恶。没有处死密谋的人，而是贬斥了主要首领，量才起用其他的人，做到君臣释疑，共事宋室。刘氏的这种宁可委屈自己也要保证江山让有才者辅佐的人事政策感动了很多人，也消除了可能出现的更多大臣反对她执政的危机。
刘氏知道自己出身低微，家族的势力即使再大也不能和天下人相比拼。所以她在如何处理自己的亲属待遇问题上，使用的还是雌伏的策略，不但没有大加封赏，反而有所贬抑。在一次封赏仪式上，刘氏让大臣们把自己的子女亲朋的名单报上，大家以为是要择优提拔，纷纷上报。刘氏把名单挂在自己的卧室，名为“百官公卿亲族表”。有人推荐某某当官，刘氏就查看那张表，除非证明有奇才，一般列入者基本不用。刘氏还搞了“约束子弟诏”，要大臣百官带头教训子女亲朋，奉公守法；违反了子弟诏，刘氏严惩不贷。不少大臣对此困惑不解，觉得她的做法有些泯灭亲情，但刘氏的政策深得人心。取得了天下的信任。刘氏执政时期，虽然政令由居处在深宫的她发出，但却号令严明，无人敢不服从，当时的各级官府基本上做到了有令必行、有行必果。
刘氏以太后的身份执政，但在个人生活方面，也是简之又简，保持自己在宫中最穷的地位，带头保持清廉。她的衣着打扮简朴，要的是神质高贵。她请自己的亲朋吃饭，从不使用皇家器皿。刘氏让皇帝和大臣们的宫女侍从个个衣着华丽、精心打扮，以此向邻国显示大宋帝国的繁荣昌盛，iili己的宫女和侍从却是个个素装淡抹。她送给长公主等上了年纪的皇家女子珠宝帕首，以便她们在临朝和外出的时候不必为假发和容颜而发愁。一次，她的亲朋也要求珠宝帕首，刘氏都回绝了。
在刘氏的影响下，丈夫真宗和“儿子”仁宗都不敢贪图享受，而是兢兢业业地做好治理天下的事情。例如，真宗能宽仁慈爱和抵御北方外族入侵，保证了天下太平和经济发展。仁宗能恭俭仁恕。有了旱灾水灾，他立在殿下，为全国百姓祈祷。有一次，他晚上不能睡觉，饿了，很想吃羊肉。侍臣建议降旨破例索取。仁宗拒绝了，他说：“我那样做，大家仿效，夜夜杀羊，天下还得了吗？”
刘氏的这些表现，都体现了她在政治上十分成熟的心理。她知道，作为既没有显赫家世又没有辉煌功绩的女子，如果要在政坛上站稳脚跟，就要先恪守社会上为女性制定的各种礼仪制度，让别人无机可乘。一次外出，刘氏突发奇想，想在皇帝前面先行。一些大臣出来规劝，刘氏很不以为然。参事鲁宗道再次规劝，刘氏终于醒悟，并且当面表扬了鲁宗道恪守臣子之道的行为。
仁宗的生身母亲李氏去世，经过知情老臣的力谏和自己反复的心理斗争，刘氏终于觉悟，同意以一品夫人之礼送葬，自己能否继续当皇太后，任凭发落。老臣们看到刘氏能以大局为重并战胜自己的权欲，深受感动，对她敬重起来，不但支持她继续当皇太后和垂帘听政，而且甘心为她保密。宫里有些人挑衅议论：“李氏不过是个宫人，为何享有一品厚礼？如何要我等守法清廉？”那些老臣帮助刘氏说：“李氏为皇上立过大功，你等有何功劳？”刘氏终于平安地度过了这场危机，地位愈加巩固了，跟仁宗一直保持了母子亲密无问的关系。
在权威稳固、势力壮大之后，刘氏也曾经打算放弃雌伏的状态而采取主动进攻的策略谋取更大的权力。她曾经也动过称帝的念头。一次，她问参事鲁宗道：“唐朝的武后是如何被后人评价的？”回答是：“她是唐之罪人也，差点危害到了唐朝的江山社稷。”刘氏听了，沉默不语。有些庸臣试图向刘氏献媚取宠，例如，方仲弓奏表上疏，请刘氏像武则天那样建立刘氏宗庙。一开始，刘氏虽飘飘然，却有些犹豫不决，跟老臣商量后，放弃了这个念头，又一次战胜了自己。后来，程琳献上武后临朝图，称刘氏为当代武则天。刘氏立刻把图抛在地上，呵斥道：“我不能对不起前辈！我不是、也不想做武则天第二！”在关键时刻，刘氏能够把持得住，最终没有放弃为自己带来荣华富贵的雌伏姿态，确实难能可贵。
刘氏不但在政治大事方面敢于舍弃而自守雌伏状态，在家庭生活上也是将这个资源运用得得心应手。比如，仁宗曾经想册立娇艳妩媚的张美人为皇后，废除原来的皇后郭氏，刘氏以皇帝婚姻为国家大事的理由阻止了他。在刘氏去世以后，仁宗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了。甚至默许张美人派奸医借看病之机毒死了郭氏，弄得朝廷顿时腐败衍生。这时候，刘氏时期起用的大臣范仲淹出来陈述利害，仁宗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罢了张美人，厚葬郭氏，在后悔不已之余也感叹刘氏那种雌伏之术的高明，常说自己如果听母后的话，就不会酿成这样一场祸事。
刘氏通晓书史，皇帝批阅奏折起问，刘氏都能道出本末。也许正因为刘氏很喜欢文学艺术，真宗和仁宗重用的文武大臣及其往来友朋，几乎个个都是文学巨匠，他们的诗句至今广为流传。
刘氏执政时期，宋室萌发过变法念头，起用的大臣大都有变法倾向，不过刘氏认为宋代开国时期制定的制度还有可以继续运行的余地，而进行变法需要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如果变法不当，就会使国家走向衰败。所以，在她的坚持下，旧臣的嫡系把持了通讯渠道。扣押了范仲淹等人的革新奏折。结果，刘氏时期在革新变法方面没有特别作为。不过，她对坚持变法的大臣不但没有处罚，而且还善意地保护他们。因为她知道，变革一定会来临，只不过在自己执政的时候时机还没有成熟罢了。果然，在她死后，她的儿子宋仁宗时期，那些当初受到她保护的大臣如范仲淹等人就开始主持变法了。
在刘氏实际执政期间，是宋朝政权从开国的第一代、第二代向建国的第三代、第四代转换的关键时期，如何保证天下太平、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政府清廉和法令有效是中心课题。刘氏紧紧地抓住了这个课题，作出了积极贡献。她看出当时因为实际情况和建国初期不同，应该有一些改变，但是她也知道不能急剧变革，所以打算先从政府人员上作些调整，便把一些有才能的官员派到地方去增加阅历。范仲淹、韩琦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刘氏由自身的生存中悟出了政治运行的某些规则，知道抱残守缺在一定时期也有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国力并未达到顶峰时期，更是需要以抱残守缺的姿态去蓄积实力。刘氏的这种方针和作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带来的利益一直持续到北宋的第七代、第八代统治者。
刘氏在处理宋朝的对外关系上，也巧妙运用了“雌伏”的手法，使当时外患严重的北宋王朝获得了喘息发展的机会。历时二百年左右的宋和金辽的对抗也跟她有关。在刘氏掌政之前，宋军攻打契丹失利，军心民心沮丧。在刘氏掌政的时候，宋军没有失败反而有所胜利，基本和平，军心民心颇为振作。刘氏听政前，辽国由英明聪慧的萧太后当政，几乎是双雌争雄。刘氏抓住了辽国皇后去世和朝廷未定的时机，在听政中总结失败教训，根据时势调整战略，使大宋占了上风。
皮囊与囊中之物关系微妙。囊中是宝物，则囊的价值就高；囊中是废物，则说明囊将被一起扔掉了；囊中的东西太多会胀裂；囊中无物，囊自己就成了废物。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皮囊。皮囊有时仅仅是皮囊，但也可以成为包容一切的布袋。
第 十 六 章 “皮囊”的学术
韩信少时孤贫，有志无力。钓鱼于淮阴，寄食于漂母，母每日做饭给韩信。信日：“后必重报。”母怒日：“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信尝人市，被屠宰所欺，戏日：“子能舍死，持刀杀我；如不能，出我胯下。”信不得已，俯过胯下，市人皆小信怯。后萧何三荐韩信于汉王刘邦，筑坛拜信为大将，佐汉有功，封信为王。
